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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
作者：韩勇【完结】

前言 

　　1994年，中国足球在历经磨难之后，幡然猛醒，毅然决然踏上足球职业化征程。 
　　足球俱乐部横空出世，以一种崭新的管理样式和经营模式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接管或半接管了全中国各主要足球队，接着便统领着各路"绿茵斗士"杀入中国职业甲级联赛的弥漫硝烟之中。从此中国足球便急剧升温，火爆空前。
　　足球俱乐部是在中国足球囊中羞涩之时挺身而出的。
　　体育界、企业界乃至球迷们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足球俱乐部这棵"摇钱树"，希望它更加枝叶茂盛。真正成为中国足球的强有力的经济支柱，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中国足球的经费不足问题。
　　足球俱乐部凭着自身的经济实力，迅速在足坛站稳脚跟。
　　足球本身是一种大型体育项目，当它和经济联结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演变。纵观世界足球发展史，足球的性质总是随着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足球是皇家贵族的一种健身、娱乐活动；在生硬僵化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足球是一种可以拿奖牌的竞技体育项目；在机制灵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足球变成一种可以用来交换的商品。
　　在足球运动历史悠久的欧美，足球经过是几十年的"盘带"才逼近商业化的球门；在我国，市场经济刚刚基本定型，足球就被射入职业化的网底。
　　足球的商业化、职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足球俱乐部的诞生。
　　足球俱乐部的诞生，为中国足球绿茵场添上了金色的一笔。
　　足球俱乐部既是足球商品的投资者、所有者，又是足球商品生产者、经营者、管理者，而且它又是足球商品的直接销售者。
　　足球俱乐部是足球产业经济运行的基本单位。
　　五年前，企业家们是带着几分兴奋，几分自信走进足球俱乐部的大门，开始了足球产业的经营的。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经营足球俱乐部是可以盈利的，而且利润会很丰厚。
　　第一批足球俱乐部经营者中的一位佼佼者，曾兴致勃勃地向人们展示了他那美好的俱乐部经营构想。
　　在他的构想中，早期俱乐部的经营分为两个大类：第一大类是围绕球队本身展开的，分为六个方面：一、广告经营广告经营是俱乐部的基本业务，分为：A、胸前广告：一个赛季收入150万元。B、冠名权：至少1OO万元。C、场地广告和门票广告，至少也是1OO万元。
　　二、门票经营
　　这是中外所有足球俱乐部必保的收入。当地的体育场有6万多个座位，即使每场只能卖出5O％，每张球票以1O元计算，每场可收入3O万元。该俱乐部的球队主场比赛15场计算，此项收入是450万元。
　　三、电视转播费：近2OO万元（指足协拨给部分）。
　　四、转会费收入
　　该俱乐部后备人才众多，潜力巨大。此项一年可收入200万元。
　　五、会员费
　　一支俱乐部队应拥有自己的会员，会员在球票等方面享受优惠待遇。会员分为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入会要交纳会费。会员费也是一笔可现的收入。
　　六、足球相关产品的开发经营
　　这一部分潜力巨大，如果开发得力每年收入几百万不成问题。可以开发的项目很多，比如俱乐部队各种标志和各种纪念品。
　　第二大类是俱乐部可以从事其它实业的开发，每年也可获利几百万。
　　屈指算来，按照他的预想，该俱乐部每年可收入1000余万元不成问题，而且会有一部分利润。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俱乐部的经营活动中……然而，俱乐部的经营充满艰辛，而且俱乐部的支出远远超越了他的想象。经营，对于所有的俱乐部来说，都是一本难念的经。

 第一部分：苦心而无奈的经营

1．广告赞助，并不轻松的经营 

　　根据欧洲足球俱乐部的经营经验，可以把足球俱乐部的收入渠道归结以下几个方面：一、广告与资助；二、门票经营；三、电视广播费；四、球员转会收入；五、以足球产品为中心的商务开发。如果这五条渠道能够被充分利用，全面开发，足球俱乐部的收入可以达到"收入如泉涌"的状态。 
　　可是在国内足球俱乐部的现实经营中，五个渠道中只有广告赞助、门票经营渠道基本畅通，其它三个方面还是处于半开半闭的状态。
　　电视转播经营权不在自己手中；多数球队在队员转会上亏损；以足球产品为中心的商务经营又难以大规模展开。因此，几种收入渠道，只有广告赞助与门票经营的收入较为稳定，是足球俱乐部可靠的经济支柱。国内多数俱乐部这两个方面的收入之和占总收入8O％以上，原因很清楚，其它方面的钱还赚不到。
　　和国外足球俱乐部的收入状况和收入结构相比较，这是很不正常的。这也说明国内足球俱乐部的经营活动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里面充满了艰辛与无奈。
　　让我们先观察一下足球俱乐部广告与赞助的经营活动，而后再进一步探测足球俱乐部的经营之道。
　　足球是一种为全世界很多人所爱戴的体育运动，它能够为商家提供一种最理想的广告介质和赞助对象。几乎所有有实力的商家，都愿意赞助足球，在足球上打广告，为足球大撒金钱。
　　同时他们也能够有效地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
　　足球的赞助和广告，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是在我国足球走上职业化道路，职业足球俱乐部产生以后的事情。在我国体育界还算是新生事物。
　　实际上体育广告和赞助是有区别的。
　　广告是通过媒体介绍商品的一种宣传形式。足球可以为广告提供的载体很多，如足球运动员的运动服装、鞋帽、足球场的场地广告牌、门票等。厂家交纳一定的费用以后，就可以在这些足球媒体上发布广告，宣传自己的企业或者产品。
　　体育赞助则是指体育和企业联姻，由企业向体育部门提供金钱、实物或劳务等支持，并获取广告、冠名、专利和专营权等作为回报。
　　不管是广告还是赞助，都是一种平等互利、等价交换行为，属商品交换范畴。
　　在许多方面，广告与赞助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在当前许多大型体育比赛，特别是大型国际比赛就明确规定，必须首先取得赞助权，方可问津该赛事的广告。以1994年美国世界杯为例，企业必须首先出资2000万或300O万美元取得赞助商资格后，才有权在所有赛场摆放2块或4块广告牌。因此赞助费除了广告之外还有标志和吉祥物使用、指定产品、现场销售等权利。
　　从足球历史的早期开始，商人们就将目光瞄准足球场和运动员，把足球变成商业冒险家的乐园。
　　在早期欧洲大陆的报纸上，足球赛日程表上的广告就比普通体育新闻的广告要多得多。这足以看出足球广告的魅力。
　　在前电视时代，欧洲一些国家喜欢广告宣传的商人就开始在足球场看台上描画广告或者将产品制造商的名字印在足球上；而另一些商人们则向入场看球的观众兜售肉饼、炸薯条和饮料。
　　然而，队服厂合的产生却花费了一些周折。
　　在保守的英国，队服广告在一开始并不受欢迎。保守的英国人看到来访的欧洲球员的队服上印有广告时，对此大加嘲讽。
　　最初，当有球员身着广告队服上场比赛时，国家广播电视机构竟拒绝比赛，或者干脆不让摄像机镜头拍到这些球员。
　　1954年当西德队冒着大雨粉碎了匈牙利人的世界杯冠军的梦想时。队服革命也同时开始。
　　尽管当时国际足联还不允许任何参加世界杯的球队穿着有广告标志的运动服，但是在世界冠军的脚上，穿的却是阿迪达斯的足球鞋。
　　60年代中期，法国、奥地利和瑞士的足球队早最利用队服作为广告媒体。
　　1973年，西德最早的队服广告出现在一名队员身上，那是当地一家啤酒制造商的名字。
　　在英格兰，最早做队服广告的是非联赛的凯特林俱乐部，他们在1977年已为当地一个轮胎厂商做了广告。联赛当局命令俱乐部去掉广告，经理开始坚决不同意，但最后终于妥协，同意只留下一个字母T。
　　到1978年，西德联赛中只剩下沙尔克队和科隆队拒绝在队服上印广告，但不久以后他们便被高昂的年度评支拖得不得不让步。
　　等一家日本公司开出诱人的价格后，阿森纳队终于也将金钱摆在了传统之上，将商业符号印在他们著名红白运动衫上。
　　如今，世界上许多大的公司和企业都目不转睛地盯在著名的球队和球星的运动服上，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广告收入已成为同电视转翻收入一样重要的收入来源。
　　现在德国商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想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市场里的品牌占有统计地位，那么你就去独自投资那里的一支最著名的球队。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时代，信息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进步、繁荣。但是，过量的信息也使我们应接不暇。很多时候，各种各样的信息是以五花八门的方式有意无意地迫使人们去接受和加工的。在我国，目前有6400多种报纸和9500多种刊物，还有从中央到地方盛市、县众多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这些媒体给我们带了无数信息；走进商场，琳琅满目的服装、鞋帽、食品、药品显现出的颜色、声音和气味形成了一个斑斓世界，更令人头昏眼花，顾此失彼。
　　各种信息如潮奔涌，激烈地抢占着消费者的信息接收通道和信息加工容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信息加工能力是极其有限的。这样，大量信息被注意的"过滤器"拒之门外，而在被注意的信息中，只有极少部分能进入长时记忆。
　　这个时候，足球俱乐部提供的足球广告脱颖而出。
　　商人之所以选择足球做广告，主要是考虑到团体的参照力。
　　参照力的影响来源于对于一个团体的识别。如果人们认为通过一些特征来识别一个团体，而该团体优势又正是其参照团体，那么该团体的可识别性越高，其参照力也就越大。很多人想成为足球运动员，但当不能实现的时候，很多人都成了球迷。在进行比赛甚至在平时，球迷常常穿上所喜欢球队的队服，在这里，其心爱的足球队就成了他和她的参照团体。球迷是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市常大的赞助商都采取了相同的战术，从麦当劳到欧宝，从可口可乐到百威，大家都在分享足球迷杯羹。对他们来说，这种运动是一个大熔炉，是唯一能够把五大洲、男女老幼以及各国社会文化阶层等一切对象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足球也是知名度以及对内对外进行宣传的理想手段。一项研究表明：三分之二的人认为那些参与世界杯的公司是最有市场的公司。
　　现在，世界杯与各大公司仍在恋爱，然而这种恋爱却是要合理收费的。国际足联的12家专属跨国公司在4年内，每家要支付1．5亿法郎的巨款。公司这样做是为了抛砖引玉。
　　欧宝公司的让·穆斯科尼解释说："为了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使用传统的广告手段所花的钱要多得多。"
　　俱乐部是一种虽不鼓噪却很热情的宣传工具，那些大大小小俱乐部拥有数万名忠实的支持者，他们带来了一套俱乐部相关产品的销售体系，每年为曼联队带来了1．83亿法郎的收入，为拜仁慕尼黑队带来了1亿法郎的收入。产品上印有赞助商的名字，俱乐部越是有名，相关产品就越多，赞助商的名字就越频繁地出现在报纸、电视和球场的显著位置。几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爱立信想扩大知名度和网络，便掏出1500万法郎，使其名字出现在马赛奥林匹克队的队服上。移动电话部总裁勒内·梅斯莱说："从1997年开始，我们将花钱提高我们合作伙伴的身价。"随着其照片在报纸上的出现以及电视比赛的转播，在4个月的时间内，爱立信认为已收回了赌注。
　　同时，赞助足球和做足球广告，还可以使企业较容易地获得社会美誉度。
　　社会美誉度是企业拥有的一种社会无形资产。它是指社会公众对广告主及其评价的程度。这种积极评价能使广告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注意，并导致消费者对广告主对产品产生好感，从而提高广告主的市场地位。广告主的社会美誉度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文化反应，是社会文化对广告主各种行为所作的评价。
　　广告主优于他人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可使社会公众认识到其优秀的社会品质，从而对企业及产品产生好感，最终增加广告主的市场竞争力。泰国的正大集团对中央电视台的赞助，上海宝钢总厂出资支持上海交响乐、昆剧等高雅艺术的义举都在此例。各个企业出资支持足球队也不例外。
　　具体说，足球俱乐部的广告赞助经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球员运动服广告；二、场地广告；三、出让冠名权；四、其它广告赞助。
　　一、球员运动服广告
　　运动员浑身上下都是广告资源。不仅胸前可以印制广告，而且背后也可以印制，就连队服的袖口和裤腿都是广告载体。在当初许多足球俱乐部的经营人员都认为，运动员的队服广告要比足球场地广告难经营。实践的结果，恰恰与他们的想法相反，即队服广告要比场地广告容易经营得多，而且省时省力又赚钱。
　　如果说1996年队服广告的经营还属于初级阶段的话，那么1997年开始，各俱乐部队服广告的经营就进入了成熟期。一方面中外厂商纷纷认识到了队服广告价值；另一方面各俱乐部在经营队服广告方面也总结了成熟的经验。
　　一些厂商一开始就认为队服广告要比普通场地广告好得多，队服广告比场地广告具有更的优越性，A、在转播比赛实况时，电视镜头总是要跟踪带球和抢球的队员。因此，队服广告在电视画面中出现的频率要比普通场地广告在画面上出现的频率高得多。
　　B、在许多情况下，电视画面经常以"特写"方式表现球员的激烈的争抢场面，队服广告也因此被突出出来。
　　C、印有广告的队服不仅要在主场比赛时穿，到客场比赛也要穿。因此队服广告可以获得比主场球场广告多一倍的"表现"时间。
　　D、队服广告数量少，印象深刻，容易被球迷记祝E、身穿队服的球员形象经常在各种媒体上反复出现，场地广告则没有这样的机会。
　　F、球队队服不仅队员穿，球迷也穿。全国各地的仿真队服卖得都很火，像1995年，满北京大街小巷都冒出了穿绿色国安队服的青年，每一个穿国安队服的小伙子都成了RYOBI公司的义务宣传员。
　　因为宣传的效果，队服广告价格自然要高于球场广告价格，但还是很合算的。
　　基于以上情况，队服广告的经营还是相对容易和轻松的。
　　到了1997年甲A的队服广告就几近满贯，所有的队服广告销售一空。
　　1997年甲A各队队服广告如下：
　　大连万达队：胸前广告是著名瑞典手提电话生产厂商"爱立信"，背后广告是韩国家用电器生产厂商"LG"集团；上海申花队：队服上的日本音响设备厂商"建伍"的标记；袖口印着尼康相机的标记；北京国安队：队服广告是日本一家电动机械、钓鱼用具等的生产厂商的名字"RYOBI"；济南泰山队：队服上印有当地的一家服装公司"华金内衣"的字样；青岛海牛队：队服上印着国内著名的电器生产厂商海尔集团的产品"海尔冷柜"；广东宏远队：球员队服字样是日本一家机械设备生产厂家矢奇的标记；四川全兴队：队服广告是"蓝剑啤酒"；八一队：印有猴王集团的电焊条品牌"KMK"；广州太阳神队：胸前背后都是日本"三菱汽车"的字样；延边敖东队：队服印的赞助商吉林敖东的制药厂的名字；前卫寰岛队：胸前是生产服装的"重庆嘉丽"，背后是重庆产的饮料"阳公果汁"。
　　1998各队的队服广告稍有变化。
　　'97赛季冠军大连万达结束了与爱立信公司的合作，而与香港美时搭手。
　　上海申花队的胸前标上了"上海夏普"的字样：山东鲁能队穿上了印有自己大股东"鲁能"字样的队服；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沈阳海狮队，他们胸前依然是"海狮汽车"，背后广告以150万的价格卖给了辽宁一家体育专业报纸--《球报》。这是中国报业首次涉足足球队服广告，显示了中国足球类报纸的强大生机。
　　几年来，队服广告的价格一直呈上涨趋势。1997年大连万达队将胸前广告卖给爱立信价格仅为4O万美元，而1998年卖与香港美时为700万港币，接近翻了一番。另外，其它球队的队服广告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无意之中，足球的队服广告成了几种广告形式中的核心力量，起着挑大梁的角色。
　　二、场地广告。
　　对于俱乐部来说，场地广告经营比运动服广告的经营要麻烦许多。
　　首先，在广告牌的数量和经营范围上受到了严格限制。
　　众所周知，中国的职业联赛是在国际管理集团公司投资1000万元以后而启动的。这1000万元除了购买了整个联赛的冠名权"万宝路杯"以外，还获得了其它一些权利。比如国际管理集团可以在每个场地规定位置k放置12块规格为6米×1米的广告牌；拥有放置广告及广告类别的唯一经营和决定权；可以在体育场内设置两块2O米×1米的横幅；可以在运动员足袖标打上赞助商的商标等。而巨国际管理集团对国内各俱乐部经营的广告进行了限制。按协议规定，俱乐部经营的广告不得涉及香烟、照相机、啤酒、胶卷、汽车、移动通讯等9大类商品。
　　加上中国足协下设的福特宝公司无偿经营的4块广告牌，俱乐部剩下的就只有8块左右的广告牌可以自己经营。
　　其次，场地广告牌的经营南北方差异极大。一般说来，城市越小场地广告牌越不好经营。而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往往是满贯。上海申花主场的广告已经采用"三翻"广告牌，还不能满足需要。申花主场广告每年收入可达1000万元。而在一些中小城市，甚至是省会城市，场地广告经营却有许多困难。
　　1．场地广告拉不满，有时甚至联赛过半还有剩余。一开始电视机前的观众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俱乐部主场广告摆放"白板"的情况，后来这种景象慢慢消失了。主场场地摆不满广告很容易给人以场地广告没人要的感觉，以后广告就更不好拉了。
　　一些俱乐部怕影响形象，于是就将原来在这里做过的广告牌也摆上，以造成场地广告虚假繁荣。当然无偿做了广告的单位算是拣了便宜。
　　有的俱乐部更会做人，场地方告卖不出去，就免费送给关系单位或者合作伙伴，以求在今后的合作中给予关照。
　　2．许多企业资金困难，没有钱做广告。于是俱乐部采取赊销场地广告的办法来经营。企业先不必交钱，签了合同先做广告，等企业有线的时候再结帐。
　　广告算是卖出去了，但什么时候能收到钱就是未知数了。于是，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又多一项工作--催款。有的企业还好，到时候能拿回来钱。有的企业几个月以后就找不到了，这样的广告款恐怕就要永远石沉大海了。
　　3．以实物换广告极为流行。许多产品市场销路不好，无钱做广告，于是就采取以产品换广告的形式。广告卖不出去，能换到产品也不失为一种经营方法。
　　场地广告可以换到的产品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从电视机的火腿肠应有尽有；而且场地广告还可以换服务，从住酒店到乘飞机都在交换之列。
　　有一家电信局更加聪明，他们用数部手提电话换了一块场地广告。这样做，一是可以宣传电信局的形象，二是只换手机不换话费，俱乐部的人常年天南海北，口袋里又不缺钱，肯定没命地挂电话，他们又算找到了几个大的消费用户。果然不出一年，这几部手机的话费就将近9万元。电信局一举两得。
　　在许多俱乐部的仓库里都堆放着大量换来的物资，后勤管理人员常常为这多得数不清的商品犯愁。卖又卖不出去，留着又占地方。最后好多商品都无偿送人，或者作为奖金分给俱乐部职工。
　　也有人曾经提过建议，把俱乐部换来的产品开一个商店，或者放到别的商店里去寄卖，结果都不很理想。换来的产品品种再多，和开一个商店还有距离。总不能为了开商店再另外进货。
　　寄卖的商品也经常是很长时间卖不出去。
　　到了年底，一个俱乐部广告部负责人向董事会汇报广告经营情况，他说经过大家努力，场地广告营业收入已达300万元。
　　于是大家都很兴奋，兴奋之余才了解到这300万元中5O％是实物，5O万元是赊销，收回的现金才1OO万元。
　　可见场地广告经营之难。
　　在场地广告经营中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俱乐部往往要支付高额回扣和佣金。
　　所有的足球俱乐部都有专门负责广告业务的部门--广告部。由于新组建，人员少，经验不足，许多俱乐部的广告部都是在家里坐等客户把广告送上门来。其结果是直接上门来的少，由其它广告公司或个人引进的多，于是就要给这些广告公司或个人支付一笔不小的中介费。本来就不大的蛋糕，又要被无情地切下去一块。这是一笔必须支付的费用，如果拒绝支付，那就可能连现在的经营水平都达不到了。
　　当听说上海启动三翻广告的时候，北方的俱乐部的经营者们就不得不羡慕精明的上海人了，既会经营，又有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球队冠名权经营。
　　所谓冠名权的经营，就是俱乐部球队的名称上不使用投资者、大股东自己的名称，将冠名权向有意购买者出售。
　　比如武汉雅琪俱乐部，1998年就将球队的冠名权卖给了红金龙集团。因此武汉雅琪队的队名就成了：武汉＋红金龙＋队。
　　辽宁足球俱乐部将冠名权卖给了黑龙江天润集团，辽宁队的队名就变成了：辽宁＋天润＋队早最开始从事冠名权经营的是辽宁足球俱乐部。有"十冠王"称号的辽宁队在1995年降到甲B以后，1996年初，上海航星集团以44O万元买下了辽宁足球队一年的冠名权。辽宁足球队在这一年中的正式名称就变为：辽宁航星队。
　　航星公司是一家以生产洗涤以及锅炉设备为主的集团公司，其产品6O％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北方，而能否在北方打开销路，是该集团的营销战略的关键。航星集团赞助辽宁队被东北球迷看作是雪中送炭，充满感情色彩。因此尽管1996年辽宁队的表现难如人意，但航垦集团的产品在东北地区的销量还是大幅度增长，年总产值从过去的2．4亿元猛增至4亿元。
　　目前，国内的大多数甲级足球队都没有进行冠名权的经营，球队的冠名权被投资方、球队的所有者、大股东使用或占用。如：北京国安队、上海申花队、大连万达队、前卫寰岛队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不出售冠名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公司投资球队的目的就是要扩大自己企业的知名度。比如很难想象云南红塔集团投资足球俱乐部以后会将球队的冠名权有偿转让给其它企业。
　　2．经费宽裕，不需要出卖冠名权来增加收入。
　　3．缺少冠名权的经营意识。
　　冠名权是俱乐部的一大笔财富，在场地广告经营不好的地方，出售冠名权至少可以补充一块收入。一般说来，出售冠名权可以获得场地广告一倍半的收入。
　　因为冠名权是一种资产，自己使用就出现一个亏损计算的问题。
　　如果是某家企业独立投资与体委联办的企业，该企业使用了冠名权后，投入就不能算作亏损，应算作购买冠名权的代价，或者至少可以冲抵一部分亏损。
　　如果在股份制俱乐部中由大股东使用冠名权，那就应该折算成"货币额"由大股东支付。
　　在目前许多俱乐部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出售冠名权不失为一种获得收入的好办法。因为许多足球俱乐部已经营多年，冠名权一直由自己使用，当地的球迷已经熟悉了俱乐部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出售冠名权并不会损伤投资者的名誉。
　　另外采取双冠名的办法也是切实可行的。在地名之后再加上一个企业的名字，又可以得到数百万的收入。
　　四、其它广告赞助。
　　每场主场比赛，都要销售出数万张门票，这数万张门票就是一个良好的广告载体。因此许多足球俱乐部都力图在门票广告上做文章，争取客商在门票上做广告。但是从各俱乐部操作的实践来看，一是成功率很低，很少有厂商愿意在门票上做广告；二来收费很少，对俱乐部的收入意义不大。
　　除了上述各种广告以外，足球俱乐部还可以接受来自各方面的赞助。
　　目前俱乐部获得的主要是来自体育用品生产厂商的赞助。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其旺盛的市场需求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磁石般地吸引着众多的市场开拓者。足球作为世界第一体育运动，其魅力无以伦比，要占市场，先要赞助，这是不成文的经商法则。
　　商家不惜重金投入，以世界几家大体育用品的企业最为踊跃。
　　阿迪达斯先下手占领了中国国家队的市场，耐克、彪马、迪阿多那、锐步等紧随其后，分别赞助包装了各支甲级球队。
　　外国品牌的投入为中国足球事业提供了物资支持，提供了技术援助，加快了产业化步伐，有益于这一项目的提高和推广。
　　然而投入定会有产出，有回报，各种国外品牌在中国的知名度迅速提高，青少年消费群起日趋庞大，获得每年数亿元的销售额。
　　而面对中国的体育市场，中国的体育用品也不能沉默下去。
　　"李宁"率先在甲A赛场上竖起了国内体育品牌广告。1997年2月李宁与天津万科达成协议，由李宁集团为甲13队伍天津万科队常年提供全套的运动装备，结束了中国甲级球队被外国品牌垄断的历史。
　　有了赞助的体育装备，每个俱乐部每年至少可以节约下来六七十万元人民币，这也是一项不小的收获。
　　也有的俱乐部收到过汽车之类的赞助，但是由于在俱乐部当前的运动体制下，除体育用品外，赞助已经不是主流，已经不构成俱乐部收入的主要部分。
　　俱乐部的广告赞助经营虽然并不轻松，但毕竟每年能够为俱乐部获得至少四五百万元的收益，多的可达1500多万元。至于经营得好坏，除了当地的市场情况以外，就要看俱乐部的经营水平了。

 

2．门票经营，几家欢乐几家愁 

　　门票是足球俱乐部收入的最基本来源，但又是易受其它因素影响，波动极大，数量有限的财源。如果开发不当，或者竭泽而渔，就会使资源趋于枯竭，甚至达到颗粒无收的状态。 
　　职业足球俱乐部要靠足球自身的魅力去筹集发展资金，其经费来源中门票是一项最基本的收入。国外足球俱乐部的门票收人一般占俱乐部总收入的2O～4O％，经营成功者甚至可以占总收入的4O％以上。
　　欧洲各类职业俱乐部均十分重视票房收入。俱乐部要经常公布到场公众人数和门票收入情况，并和上一年进行同期比较，把它作为衡量俱乐部经营好坏、比赛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比赛现场观众最多的首推两班牙和意大利·甲级联赛平均每场观众均超过3万人。1985年，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每场比赛的观众为3．9万人。著名的俱乐部往往可以吸引大批观众，如果遇有天才球星出场，则更能吸引大批观众。那不勒斯队于1984年同马拉多纳签约，这使得该俱乐部的观众平均人数从2万骤然升至7万多人。
　　在欧洲，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富有的俱乐部往往财源滚滚，这样就供养得起最出色的球星；而有了最出色的球星，球队就会取得更辉煌的战绩，引来更多球迷的关注，得到更多的商家的赞助和门票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形成良性循环。没有观众就没有职业足球，因此各俱乐部不惜重金聘请著名运动员，以增加票房价值。如马拉多纳转会到那不勒斯的第一年，在14场比赛中就为俱乐部赚得32O万美元的门票收入，回收马拉多纳转会费的三分之一。
　　以下是各国票价的参考价格：
　　丹麦：站票票价5英镑，坐票8．5英镑；法国：最低4英镑、最高47英镑，套票约为26O英镑；捷克：约6O-7O便士；奥地利：站票为4．6-9．3英镑，坐票6-14英镑，套票为126-162英镑；西班牙：站票4-5英镑，坐票1O-55英镑；葡萄牙：13-88英镑不等；苏格兰：成人票价最低收费为8．5英镑；德国：站票5英镑，坐票为14-18英镑；荷兰：站票为6-15英镑，坐票为10-23英镑；英格兰：没有站票，坐票为10．5-2O英镑；意大利：票价为12-80英镑，平均价为24英镑。
　　虽说国外的门票价格不低，但也挡不住球迷们奔向运动场的步伐。
　　'95赛季，有拜仁慕尼黑队出场的比赛，现场观众平均多达5．9万人，该球队在全世界的声望保证了球队的巨额收入；阿贾克斯也一向收入颇高，因此才能一掷千金，花1500万美元筹建一座体育场；曼彻斯特联队在股市中一向坚挺，为该队造出了更大的声势。
　　球队成绩是球市好坏的关键。
　　对于国内各俱乐部而言，门票更是俱乐部一项主要收入。女果球市像四川全兴那么火爆，每场都有4万名铁杆球迷到场，一场下来就能有120万多元的进帐，去掉场租费还能有几十万盈余。全年下来，将有近千万元左右的收入。
　　在全国，成都赛区以火爆闻名全国。
　　1995年底，成都球迷们就在为1996年度的球票发愁。
　　成都赛区'96甲A职业联赛票价全面上扬，涨幅高达1OO％，特价票高达98O元，普通票也达33O元。针对票价较高一电视又直播全兴队所有比赛场次的现状，不少人估计'96甲A职业联赛成都赛区往年的火爆将风光不再。然而4月9日上午，近千名球迷就在暴风雨中排起了购票长龙，而这时4月11日开始售票的消息刚刚出现在各家报纸上。经过多次通宵排队购票锻炼的球迷，如今更有备而来，帐篷、钢丝床、沙发、躺椅、棋牌桌都同现在排队场景之中。而"票贩子"和一些公司则以每天2O元钱、包三顿盒饭的代价雇佣民工排队，后来一些晚来的"票贩子"哄抬雇用价格使部分民工倒戈，结果形成了3O元一天的新价位。
　　这样的热度．难怪'96赛季成都的球场上座率成为全国之最。
　　成都球市在1997年3月4日再显火爆本色，数千名排队购票的球迷在几个小时之内将1套套票抢购一空。紧急之下，赛区组委会又投入1张前两场的单场票，也很快售完。整个售票工作结束时，仍然有众多排队者没有购到球票。
　　成都街头扑票的球迷随处可见，亲朋好友相聚时的谈论话题也多是球票。成都球迷排队购票的时间又创纪录，从正月初七（2月13日）起就开始了排队，最长的排票时间长达456个小时，忍受了19个日夜的等待才能购到一套套票，这种艰辛和执著是外地球迷难以想象的。票刚售完，"黄牛党"便开始以高出原价近一倍的价格进行炒卖。在成都，"黄牛党"的存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成都球迷对票价的涨幅可以置之不理，而着急拿到一套套票。其实很多人讲，在"黄牛"中买高价票也不完全是自己看，而是买来送礼的。在成都送礼送一套球票比送什么都露脸。
　　重庆赛区套票特甲为888元、甲票398元、乙票318元、丙票22O元；零票分别为80元、4O元、3O元、2O元。这一票价的制定是根据成都赛区运作模式而来的。虽然球迷觉得有点贵，但2500O套套票还是在5天内销售一空，而一些没有买到套票的球迷不得不花上44O～46O元购买一张可以换领一套甲票的收据。
　　上海赛区全套特甲77O元，甲票660元，零票最高7O元、最低4O元，平均比上年上涨了1倍。济南赛区甲票45元，乙票35元，两票25元，而上一年这三种票价分别为25元，2O元和15元。其它如延吉、大连、北京等赛区的票价也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扬。票价上涨原因一是为了强调"安全第一"，球场上座率仅允许达到满座的8O％。对于经营者来说剩下2O％亏空只能靠提高票价来弥补；二是各级球市经过几年的培育之后，已经越来越趋于成熟。而俱乐部的经营者们在经过几年的运作之后，对中场把握愈来愈准确，他们是在经过一番市场调查之后进行球票价格定位。球迷基本上是能够接受的。
　　大连1997年更换主场后，金州体育场只能容纳3万人，而先期万达俱乐部已售出近2万张套票，每场仅剩下几千张零售票。因此，万达队与上海申花、前卫寰岛队比赛之前，购票成了球迷们的重大议题。往往零售票一出，半个小时就一抢而空。
　　据说大连市一位领导的秘书到万达俱乐部要票，俱乐部也早已没货，只好到外面去买黑市票。
　　作为东道主的大连市金州区体委为了能够买到票，派人带了现金到达俱乐部购票，万达俱乐部为了照顾普通球迷，也只能部分满足金州区体委的需求。
　　遇有重要比赛，万达俱乐部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的传呼机几乎被呼"炸"了。谁也不敢回电话，都知道是三亲六故补票而来。大连已经很少有人指望赠票看球，能够通过俱乐部的熟人买到平价票都要高呼"万岁"了。
　　没办法时，超级球迷们只好在黑市上去挨宰。"黄牛"们一见到球市牛气十足，便也异常凶猛起来，将8O元一张的特甲票炒到400元，而5O元一张球票也130元才肯出手。
　　在中国若干地区球市火爆的同时，从全国范围看，门票经营方面还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从时间上看，各年球市冷热不均，导致门票收入起伏不定。
　　据中国足协提供的数据，'97甲A联赛全国22轮比赛观众总数为28O万人，而'96赛季观众总数为32O万人，减少了4O万人次；'97年赛季平均每轮12．7万人，'96赛季平均每轮14．5万人，减少了1．8万人；'97赛季平均每场2．1万人，'96赛季平均每场2．4万人，减少了3O68人。这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四年来球市跌幅最大的一次。
　　二、从地域上看，各地球市冷热不均，俱乐部苦乐不均。
　　'97赛季球市上座率最好的仍然是四川全兴队的主场成都，整个赛季平均每场人数为3918O人，成都球币一直是中国足坛热点中的热点。其次是延边和重庆两个赛区，平均每场分别33000人和27910人。
　　上座人数平均最少的是广东宏远和青岛海牛的两个主场，宏远平均人数为9010人，只有本赛季第一个主场到场人数为21000人，以后一直低迷。而到了最后一轮对青岛的比赛，由于降组已成定局，仅有可怜的600名痴情的球迷到体育场观看宏远在甲A行列中的最后一比赛。青岛海牛亦是整个赛季球迷都不兴旺，平均每场只有11640人。
　　冠军大连万达队的主场由于举办了十强赛，加之第三阶段比赛时的北方已经是天赛地冻，球迷的积极性受到了影响，球市稍有下滑。万达主场全年平均每场1955O人，排在各主场平均人数的第七位；上海申花稍好，平均每场19640人，排在第六位。北京国安队主场上座率排在第四，主场对广东宏远到场球迷45000人，是整个联赛到场人数最多的一场比赛。但在第三阶段，国安队迎战太阳神、延边、天津三星三支队伍时，球市下滑，到场人数分别5000人、6000人、8000人。
　　'98赛季甲A首轮比赛，人们惊奇地发现：球迷怎么还这么多？
　　甲A、甲B首轮13个主场，除浦东队主场人数不到一半以外，其余12个赛场主场人数都在八成左右。其中甲A的武汉（2．6万个座位）、石家庄（3万个座位），甲B的西安（2万个座位）和重庆（3万个座位）均爆满。
　　在以足球为城市文化建设重点的上海，八运会期间新建的8万人体育场为申花队球迷提供了更多的入场机会。首轮比赛，入场观众达4．8万人，有人花2400元买了套票。而在上一赛季，虹口体育场爆满也只有3万人。
　　南粤球市，平安队能容纳3．8万人的主场坐了近3万人，松日队主场能容纳2．5万人的省体育场也有涌入了1．5万人以海牛队选择了一个总数为1．4万个席位的足球场，而且也是全国甲级队中唯一一个将球票价格提升的主场，结果首轮比赛的入场观众达到1．2万人。
　　97赛季因顺达汽车贸易公司承包太阳神主场而掀起球票促销热的南粤球市，98赛季连套票也取消了。
　　松日和太阳神俱乐部说：不搞套票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全年13个主场的套票价格起码在800～1000元左右，但就普通市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来说，恐怕勉为其难。另一方面，出售套票只亏不赚，象广州以往出售套票，平均计算一场球只合8元钱，这与散票一般在25～4O元之间相比，觉得亏了。
　　因此才有随行就市之变。如松日首战万达，普通票提高了3O至8O元，贵宾票提升幅度更大。
　　'98赛季，国安主场对大连万达一役北京工人体育场几乎爆满，坐进了6．5万观众。这可能为近年近几年来职业联赛上座之最。
　　那么影响当地球市，进而影响俱乐部门票收入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据专家分析，影响俱乐部门票收入的主要因素有：1．球赛的质量；2．门票的价格；3．当地人的足球"消费"习惯。
　　在以上诸因素中，球赛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因此足球俱乐部要解决门票收入问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想方设法提高球赛的质量，这是"烧热"球市最核心的办法。
　　中国球迷们在经历风雨之后，已经逐渐走向成熟。换言之，他们已经成为一群精明的"消费者"。只有"商品"质量过硬（比赛精彩），消费者才会重新被唤起，并最终挽救市常1997年，国安在两个阶段不同的票房价值为这一论断提供最好的注释。
　　在第十轮国安9：1大胜申花队之前，北京主场门票销售情况一直平平，有时直至临战之前，尚有半数原封末动。而工体门前，"黄牛党"则大喊大叫，急于先把押在手中的门票脱手。
　　看台上的球迷看起来也是精神不振，无力为国安呐喊助威。
　　国安大胜申花之后，局面马上有了很大改观。每场赛前，几乎每个售票点之前都门庭若市。而工体售票口，球迷更是挤作一团。
　　是南美三个外籍球员为国安队重新挽回了市常有人私下算了一笔经济帐：按照国内甲A外籍球员的身价来看。他们7个人每人每年最多花费2O万美元，也就是国安队花费了600万人民币，便制造了一个火爆的市常球队成绩上升，门票就能卖得好；球队成绩一般，门票就卖得糟；球队到了保级边缘，门票可能又卖得好了。这就是所谓"看球看两头"。
　　但从根本上讲。俱乐部奉献给广大消费者的产品质量--球赛的精彩程度决定了球迷的上座率。
　　如果一场比赛气氛沉闷、漏洞百出，怎么会吸引球迷？
　　如果比赛的一方公然消耗时间，出工不出力，藐视球迷的利益，谁还会去为他们捧场？
　　如果一场比赛有黑哨或假球，那么怎么能够留得住球迷匆匆离去的背影？
　　光打出口号，希望球迷到场为××队加油、"支持家乡××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一些"举动"已经深深地伤害了球迷的心。
　　比如，有一些商业比赛，球迷花了很大价钱，看到的却是"假冒伪劣"。有时请来的外国队是"水货"。不是人丁不齐就是花拳绣腿，不见真功夫，拿了出场费溜之大吉。后来我们国内的队伍也变得"聪明起来"，为了集中精力打联赛，往往只派大批年轻替补球员上场，令球迷叫苦不迭，大呼上当。
　　又比如，在联赛后期，在升降级基本成定局的情况下，一些队伍或者自暴自弃，胡乱踢下去应付差事；或者索性送了人情，协助别的队打假球。在这个时候哪个教练要是派上大量新人，大家都是理解的。锻炼新人不在此时更待何时？
　　看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均是对消费者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任何一个到场的观众都希望看己看到的球赛是最精彩的，是富有激情的。而且，他也是有权利这样要求的--因为他是花了钱的。因此，球队要想吸引观众，就要在每一场比赛中都尽力而为，哪怕这场比赛与名次无关。
　　'98即将结束之际，连续出现了一些被球迷们称为"假球"的比赛，有些球迷已经发出了警告，如果再出现"假球"，他们拒绝跨入足球场大门。
　　二、球票定价要合理，尤其要考虑到当地的现阶段的经济状况；并要合理拉开各等级球票之间的价格，保证不同的人都能看得起球。
　　这几年球票价格好象失去了理性，经常是一路上扬。虽然球队的成绩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好，但甲A联赛的球票价格在五年中见风就涨。特别是1997年，价格上扬得最快。
　　以申花主场历年球票价格为例：
　　年份票价备注
　　1994年5、1O、3O
　　1995年1O、15、3O有套票
　　1996年15、35、4O有套票
　　1997年2O、35、6O、7O有套票
　　1998年2O、4O、6O、2OO有套票
　　票价过高是大多数球迷众口一词的抱怨。一位在公司工作的青年说，和女友一起看球，光球票就要花近百元，偶尔看看还可以，每场都看吃不消。在价格问题上，学生则是最大的受害者。对于还没有收入的学生来讲，价格是最重要最实际的问题。
　　然而在某些关键和精彩比赛场次中，一向讲究实惠的上海球迷却出手大方地买下了翻了几个跟头的高价票。不少球迷看后大呼值得。由此看出，只要物有所值，大多数球迷还是能接受并且愿意到现场来看球，尽管更大多数的球迷都希望能物美价廉。
　　这里，我也恳请俱乐部经营门票的同志注意，门票价格是一个有"极限"的资源，对普通球迷进行过量"开发"是会"死机"的。
　　上海体育场的一位负责人说："根据球币情况，我们会适当调整营销手段，包括价格。""在市场经济中，调整供求关系的最主要手段就是价格的变动，如果以不变的价格来对付万变的市场，那是绝对没有生路的。"
　　1998年，在参加过'97年联赛的1O个俱乐部中，有6个俱乐部降低了票价，其余4个基本上维持原来的水平。总体趋势是门票价格只降不涨。
　　最有意思的是泰山队增设了客队球迷票，票价为15元。
　　球市是个很复杂的结合体，它的冷暖除了与球队水平、球票价格有关，还和媒介情况、交通状况、天气好坏、比赛时间安排等有关。虽然种种客观因素造成上海球市的疲软，但体育经营管理者还是有了一种市场营销意识，上海体育场推出的有奖竞猜和零售一次可买两场门票就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斥资1OOO万元从申花俱乐部手中接管球票销售工作，而'98赛季套票价格基本维持上一赛季的水平。这样的价格对于一个需要专业保洁公司和专业保安公司的体育场来说是偏低的。如何发展与球队有关的产业和做到薄利多销是另外一个问题。
　　三、提高门票以及足球场地的总体经营水平。
　　并不是所有的俱乐部门票状况都是好的。1995年最红火的北京国安俱乐部算了一笔帐，上半年以每张球票15元计，每场2万张，为3O万元，主场是18O万元；下半年球票上涨至20元，5场主场为2OO万元，全年总收入只有38O万元。而最悲惨的是八一队的没有固定主场的球队，每年只能从主办者那里获得400～600万元的收入，同时失去了门票的经营权和胸前广告赞助费。
　　1995年，辽宁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在谈起门票经营状况时也叫苦不迭：7次主场比赛（5次甲A联赛、2次足协杯）总共收入35万元。由此来看，每场只有5000人买票人场看球。
　　非也。据中国足协的不完全统计，辽宁队在甲A联赛出场作战时，体育场的上座率平均每场2．38万人。以此推算，辽宁足球俱乐部的门票收入应该是12O万元。据透露：辽宁队首场比赛中，有4万名球迷到场，但球票却只卖出了一万张；在后几场主场中，售出球票不及到场观众人数的一半。这主要是假票泛滥还有球迷混进球场等原因造成的。其中最可怜的是足协杯决赛辽宁与青岛之战的收入，只有4000余元。除去每场比赛的场地租金，治安费的必要开销，俱乐部竟然入不敷出。
　　一向以球市火爆、球迷热情的辽沈球市为何如此不景气？许多人把原因归结于赠票制度：每次辽宁足球队主场比赛之前，俱乐部都要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赠送招待票5000多张，价值超过5万元。赠票盛行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有关部门也要维持与方方面面多年合作关系，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则很多人以能弄到赠票为荣，借此在社交圈中抬高自己的身价。
　　后来辽宁足球俱乐部变换主场，采到主场经营包出去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了赠票和假票泛滥的问题。
　　辽宁队冲A以后，票房会明显好转。
　　在改善经营水平方面，许多俱乐部已经开始着手试验。据称，凡购买申花套票的球迷就有可能在联赛结束之际得到一笔最高达25万元的现金奖。
　　上海申花在'98年甲A联赛套票的销售时，实施有奖竞猜活动。
　　这绝非骇人听闻，经营上海申花主场球票的上海体育场为鼓励球迷到现场看球，出资5O万人民币搞了一个"动脑筋。试眼力"的有奖竞猜活动。凡购买球票的球迷都能获得一张竞猜券。球迷只需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申花主场胜、负、平各厂场，只要猜对11场以上，就肯定能得奖。如果全部猜对13场并且只有一人猜对的话，那他就能独享25万元奖金。套票一出就卖出6000套。
　　上海体育场在门票经营上利用竞猜刺激球市，在球市经营上迈出了一大步。
　　1995年，以"抢逼围"起家的上海申花队获得当年联赛的冠军，上海的球市也随之登峰造极，着实红火了一把。提起当年情景，球迷们依然能够记忆犹新。一位个体经商的球迷说："每次看球我都买黄牛票。记得球票最紧张的一次是申花对国安，那次我一下就扔给黄牛300元才抢到两张1号台的票。"
　　几年下来，球迷们的心态慢慢走向理性，需要进行某种刺激。
　　北京国安也很早就采取现场抽奖的刺激球迷到现场看球的办法。
　　四、要把门票的经营瞄准那些"富有"的"球迷"身上。
　　在赛场营造和出租豪华包厢，是国外近年来一项广辟财源的新门路。在国内模仿国外营造出租豪华包厢，也不失为一种增加门票收入的好办法。
　　这些包厢不但环境舒适；有的还有电视机，可同时收看几场比赛。此外，还可提供餐饮服务，侍者随时侍候在侧，极尽豪华之能事，豪华包厢的顾客既可和普通观众同场欣赏精彩的比赛，又可炫耀高于一般观众的优越感。有的公司也租用包厢作为一个窗口，开展一些广告活动。这种包厢首先在美国兴起，目前正向欧洲蔓延。美国底特律活塞职业篮球队的体育馆共有180个包厢，占了三层楼。每年租金共达1O万美元。英国托特纳姆热刺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足球场设有豪华包厢，其中104个签订了3～5年的包租合同。租金第一年2．5～5．94万美元，第三年为3．15～7．2万美元。伦敦温布利足球场有豪华包厢57个，每个赛季租金最贵的达1O．8亿美元。豪华包厢目前供不应求，行情看涨。美国职业橄榄球和棒球所有场地都拥有豪华包厢，19个职业篮球队的体育馆也有一半以上新建了豪华包厢，其余的也正在抓紧建设中。本世纪末所有篮球馆都将拥有豪华包厢。
　　在德国的贝肯鲍尔时代，拜仁慕尼黑队出国比赛的旅途中，他们特别注意到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球场上除了那些普通的、风雨无阻的球迷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观众。他们来看球好像是参加一次社交盛会。清一色的男子，穿戴讲穷，或一身运动服，或一身深色西装，白衬衫配领带。他们坐在包厢里，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的出席似乎另有意义。
　　拜仁俱乐部的管理人员霍夫曼预见到未来足球发展的巨大潜力，他为拜仁俱乐部开发了新的观众，从而也开发了新的财源。
　　霍夫曼出了个点子，将包厢的座位以年票的形式发售出去，票价1000马克。在当时开这么高的价格，看起来有些冒险。他认为，如果在慕尼黑有人来定包厢，那么他们的做法可能会与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不同，他们会带着自己的夫人和女友，因为在慕尼黑，成就的展示总是与美好的东西紧密相连。于是决定售双人票。一张双人年票票价2000马克，现在已涨到3000马克。
　　这种年票一下子就售光了。在上半场结束时，包厢中的客人可以用冷餐。
　　这种做法在最初受到恶意的批评，说这是典型的慕尼黑做的，把足球比赛当作演出，把运动员当作奢侈品。而拜仁俱乐部认为，自己既为包厢中的客人踢球，也为普通的球迷踢球，自己仅仅是为足球开创了一个新的观众阶层。
　　越来越多的达官贵人来到包厢看球。球赛不仅吸引了众多的体育记者，而且也吸引了不少报刊的主编亲自出马来到球常巴伐利亚州前州长施特劳斯是球场的常客，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演员、歌星、企业家、银行家和大公司的董事。
　　国外的这些办法在中国也许行得通，建议有些足球俱乐部不妨一试。
　　现在很多足球俱乐部已经放弃门票的自主经营，采用将主场经营包出去的方法。此种方法的省时省力、收入稳定，已经显示出其优越性。
　　承包经营的价格一般是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平、球市状况、运动场大小等因素来确定的，一般在4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
　　当地球市的火爆程度、经济状况是决定承包价格的最关键因素。
　　在门票承包经营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经济纠纷，如承包借口经营不善拒绝支付承包费用等。
　　门票经营的苦乐不均，导致"几家欢乐几家愁"。
　　像上海申花等俱乐部门票的年收入1000万元，已达总收入的25％以上，自然可以轻轻松松、潇潇洒洒过年关了。而其它一些球市欠佳的俱乐部可就没那么舒服了。门票没有赚得应有的收入，自然就要从别的地方找钱了。
　　说一千道一万，门票经营不好的俱乐部首先应该在俱乐部的经营管理水平找原因，研究学习门票经营的成功经验才是根本出路。
　　抓住门票的经营，它会使俱乐部日子好过一点！

 

3．电视转播费，火中的栗子 

　　在欧洲，足球职业化在本世纪2O年代就开始了，但足球真正成为一项产业，则是在电视普及之后。可以说，当代足球产业的形成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前提的，没有电视的产生和普及，就不会有今天的足球产业。 
　　一方面，电视的出现"放大"了足球场地，"拉近"了广大观众和绿茵场之间的距离，使本来最多可以容纳几万人在第一时间内看到的比赛变为可以由几亿人一起欣赏，极大地方便了球迷，也推动了足球的普及。
　　另一方面由于足球比赛的收视率高。也使得足球俱乐部在广告、赞助和从电视转播权上获得巨大收益，借以维持足球事业的发展。
　　因出让电视转播权而获取的电视转播费是国外足球俱乐部的举足轻重的财源之一，许多俱乐部的电视转播收益已占俱乐部总收入的3O％左右。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在国内，俱乐部的电视转播权还几乎是"无偿"地被各电视台使用着。
　　足球俱乐部大多出现亏损，在很大程度上，与不能获得应有的电视转播费有着密切的关系。足球界和电视界的人士在心里都明白这是一笔俱乐部原本应该获得的利益，但是因为历史和国情的原因，它还是烫手的"火中的栗子"。
　　从历史上看，报纸、广播、电影、电视几大媒体一直与足球运动和足球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电视作为一种新型媒体，为足球运动的发展推波助澜，并且自己从中获利；同时又以电视转播费的方式，为足球事业的发展提供大量资金。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视已经成为与足球产业相关联的最重要媒体。
　　在电视产生以前，人们一直在想方设法争取在第一时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足球比赛的情况。
　　在本世纪3O年代无线电广播出现以前，报纸曾经是鼓励和宣传足球运动最重要的媒体。
　　无线电广播出现以后，使人们产生了不小的震动。有人担心这种神奇的信息传播手段会养成人们在家里收听比赛实况转播的习惯，不再去球场看球；报纸的经营者们则担心收音机的出现会影响报纸的销量。现实很快消除了人们的这种担心。在现场看球和通过媒体欣赏球赛毕竟不同，该去球场看球的人还是去球场看球。同时好处也出现了，那些原来没有机会看球赛的人现在也可以听到比赛实况：从盲人和住院的患者到远郊的乡村农民。
　　1927年1月22日阿森纳队和谢菲尔德联队之间的足球比赛的无线电广播，是历史上第一次对足球比赛的无线电广播。
　　1929年在普茨茅斯队和博尔顿留浪者队之间展开的足协杯决赛，人们采取的是另外一种办法。由于无线电转播无法介入，人们在球场与公园之间铺设电缆，用高音喇叭转播解说员的解说，结果有1．2万余人拥进南海公园，付费收听了实况转播。
　　因为有太多的人关心自己心爱的足球的命运，而能获得入场亲眼观看比赛的人又实在太少，人们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让那些无法入场的人们在第一时间知道比赛结果。比如在场外设一个大台子，台上是巨大球场模拟图，球员以"数字"牌代表，一个人用木棍推着"数字"按照场上的局势变化而移动。这种方式有点像中国象棋比赛时的模拟大棋盘。
　　在最早的时候，英国酒吧的老板每逢赛季都要用粉笔在黑板上记录下各队比分的进展情况，信息往往使用电话甚至信鸽来传递。
　　3O年代，在收音机尚属奢侈品的时候，欧洲和南美总会有一群群的人聚集在公共广场，收听对重大赛事的无线电广播。
　　3O年代的电影新闻中不会没有足球比赛的报道，否则将会被视为不完整。但是，广播对于广大不能亲临赛场的球迷来说仍然是最重要的。
　　电视产生之后，很快就被应用到足球比赛的转播上。
　　5O年代，在工业和经济发达的英国，球迷们可以通过电视来看足球比赛的实况了。
　　1996年世界杯时，足球比赛的实况就可以跨洋传送了。
　　与此同时，传到电视观众面前的画面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6O年代中期有了慢镜头重放技术
　　几年以后，彩色技术得以发展。
　　7O年代以后，空中全景摄像技术发展起来，不仅能采集到密集的场内观众的图像，而且能忠实地记录球员和球迷的细微的面部表情。
　　8O年代屏幕分割技术和多摄像机的应用能够从多个角度重复播放射门镜头。此时已经发展了录像机技术，并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市常当时的足球比赛都有多架摄像机在场，因而从技术上讲可以制作出一种5O分钟的录像带，记录下某一天或某一星期全世界最精彩的足球瞬间，或者是某个国家最精彩足球赛实况。
　　足球比赛在6O年代成为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随着收视质量的提高，即使是刮风下雨，电视也能收到令人满意的图像。
　　而摄像机也趋向便携式和广角拍摄。因而电视台的足球节目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欢迎。
　　对于原来那些不能亲临现场，只能通过道听途说获得消息的人而言，电视让他们亲眼目睹了优秀球员的绝技和伟大球队的表现。
　　电视的无所不在减少了足坛早期盛行的暴力和欺诈之风，它不仅将赛场上最精彩的瞬间带给无法亲临现场观看比赛的人们，而且对于那些黑白照片和报纸专栏只能部分记录的现场卫行，电视也能一览无余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全世界的观众都切实地看到了马拉多纳的奇迹，而像马休斯这样"前电视时代"的人物却仿佛是神话一般。
　　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和电视转播在球迷中日益深入人心，电视转播权成了足球产业的"新金矿"。
　　在8O年代以前的欧洲，电视台都是在国家控制之下，各个频道如果允许播放广告的话，在性质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
　　许多足球官员仍然担心现场直插足球比赛会影响赛场的上座率，因而对电视转播的比赛数量加以严格的限制。转播费所得实际上也只是名义上的，这和我国现在的情况差不多。
　　私有频道的竞争改变了这一切。
　　为了获得某场球赛的转播权，电视台会付给足球管理机构比原来多得多的费用。8O年代早期开始，企业家们便在最新科技的武装下，为了他们的商业利益，向国家对媒体的垄断发起攻击。
　　那时的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还是意大利的一名企业家，他在1981年赢得了对在乌拉圭举办的杯赛的转播权，这是对意大利广播事业局的电视垄断的第一次冲击，也是贝鲁斯科尼用私人第五频道发展意大利足球的开始。
　　1977年，法国足球从国有电视台获得的比赛转播费约为1O万美元。1O年后，由于两个电视频道的竞争，使这个数字增长到1亿美元。
　　根据《世界足球》杂志的一项调查，在西班牙从1993年8月1日起的十二个月内，电视台共播放了899场足球赛，其中512场是现场直播。两家国家电视台同两家私营电视台、一家付费闭路电视台进行竞争，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电视台加入竞争行列。尽管电视中的足球比赛已近饱和，但是到现场看英格兰超级联赛和德国联赛的观众人数却在不断增多：德国联赛1994～1995赛季的每场平均观众人数达3O261人，几乎是6年前的两倍。
　　电视的介入对足球产业的影响是多方面。
　　首先．电视使足球的影响成倍扩展，而这种成倍扩展，正是足球产业形成的必要前提条件。
　　其次，电视足球节目吸引了大批以前从未涉足足球运动的观众，使他们从非球迷转变为球迷。这样，就使数以万计的电视观众和球迷成为足球市场潜在的"构成元素"，为足球产业的形成创造了极为雄厚的购买潜力。
　　购买潜力的出现对于足球产业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它从两个方面为足球产业的形成奠定基矗其一是足球运动产品及相关产品的生产企业意识到这种购买潜力的存在，便开始大规模投资，赞助有影响的俱乐部，购买广告权以及对适合球迷口味的产品进行研究与开发。其结果就形成了多重良性循环：足球俱乐部因为有了巨额资金而不断提高球队的质量，球队质量提高又提供更多的精彩的比赛，精彩的比赛会吸引更多的观众，许多观众成为消费者。与此同时电视台因为有了高额的广告收入，又能播出更多质量更高的体育节目，从而使电视本身的影响力更大，意义更深远；而消费者有大量适合自己口味儿的足球比赛和电视足球节目可供观看，对足球的兴趣越来越大从而使足球及相关产业的市场也会越来越大。
　　足球场面宏大，对抗性强，变化多端，悬念丛生，场上场下如同潮涨潮落，国际足联秘书长布拉特将其称为"一种理想的电视运动"。正因为这样，各国的电视台才会不惜人力、物力，不辞辛苦地转播世界杯赛、各洲杯赛、各国联赛……。
　　1954年电视第一次介入在瑞士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杯赛；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前往转播，电视观众达13O亿人次；199O年意大利世界杯，转播的国家和地区为166个，电视观众翻了一番，有26O亿人次之多；到了1994美国世界杯，有188个国家和地区转播，观众为321亿人次。不仅仅是比赛，就连在卢浮宫进行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预赛的抽签仪式，通过卫星观看现场直播的观众就有近15亿人。
　　足球在各国电视体育节目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比利时电视台足球节目的时间约占整个体育节目的一半；西班牙、德国超过4O％，英国突破了3O％。有重要足球节目转播时，许多城市几乎是万人空巷，人人都守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观看电视转播。
　　电视台转播足球节目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广告收益，因此作为"足球节目源"的所有者有理由以转让电视转播权的形式与电视台分一杯羹，这是俱乐部获取电视转播费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但是只有通过电视台、电视公司之间的竞争，俱乐部才能获取自己的收益。正是在这种竞争中，俱乐部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电视转播权给职业足球带来了大量资金。
　　1994年世界杯赛足球赛在足球并不怎么热的美国举行，国际足联和组委会还依然把电视转播权卖了9000万美元。到了1998年世界杯在经济形势大好，足球普及程度又高的欧洲国家--法国举行时，国际足联将转播费预定为1．8亿美元，但到了1995年1O月，国际足联突然提出涨价，电视转播费一下飚升至10亿美元这一天文数字，可见电视转播权的含金量之高。
　　各国足协纷纷变卖转播权赚钱。意大利足协本来不允许电视台直播国内甲级联赛，但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终于在'93～'94赛季开禁。于是，各俱乐部均获得大笔收入。
　　意大利数不清的电台和1000多家电视台都要围绕足球比赛绞尽脑汁来编排节目吸引观众。谁家节目最有魅力、观众最多、影响最大，则广告费就最昂贵。也就越能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出奇制胜，兴旺发达。'95～'96赛季泰莱比乌杜埃电视台出资电视转播费3400美元，出资额之高令人惊叹不已。泰莱比乌杜埃电视台已是第三年直播现场比赛，观众遍及全国。电视台尽管支付了巨额转播费，然而生意越来越兴隆，广告费越收越多，早已腰缠万贯。足球不仅是娱乐，而且是整个社会商品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意大利，联赛的转播费每年到达13亿法郎。
　　1994年，德国足球电视转播收入接近1．33亿美元，占德国足球联赛营业额的4O％。
　　在法国，从各地电视转播费可以拿到11亿法郎，单是国家足球联盟（法国联赛和联盟杯）就可拿到8亿法郎；这些钱都是由各个电视台支付的。
　　英国足球可获得3O亿法郎的总收入，默多克的付费频道为英超联赛签订了为期4年转播合同，总值达54亿法郎。
　　超级联赛和默多克电视台结盟使两者都得到了极大的利益。签约之前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一直处于财政亏损状态，当时还在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的格雷格·代克曾发誓"卫星电视台一出世就把它勒死"，但现在，不仅在电视台扭转了亏损局面，而且英格兰的超级联赛也蒸蒸日上。由于默多克势力的影响，世界上许多足球运动员已被吸引到了英格兰去踢球，英格兰足球市场也呈现出极其火爆的局面。电视转播权已经成为英格兰各俱乐部与私人赞助、票房收入并行的三大收入之一。1992-1993赛季，天空电视台为购买超级联赛的独家播映权，向英格兰足协支付了3．O4亿英镑巨额款项，英格兰足协除保留一部分作它用外，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它分给了22个超级俱乐部。
　　落在后面的西班牙也赶了上来，西班牙联赛为期6年转播权以1OO亿法郎的价格被一家电视台、一个新闻团体和一家银行组成的联合体买断。
　　我们再以一衣带水的领邦日本为例：1993年以前日本联赛的转播费只有3O万日元；而1993年职业化以后，全国转播费高达1000万日元（一场比赛的转播费），一下子提高了3O多倍；1994年在此基础上又涨了一倍，为2000万日元，数目非常惊人。
　　面对西方足球俱乐部令人垂涎的电视转播收入，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只能啧啧咂舌。
　　中国的电视界与足球一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以后，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电视界对中国职业足球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一直坚持以"精神鼓励"为主的原则，轻易不进行"钱权（电视转播权）交易"，一直在不需支付任何转播费或者只支付"象征意义"转播费的情况下，使用着足球俱乐部"足球比赛资源"。
　　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初期，甚至还出现过"头脚倒立"使用电视转播权的情况。
　　1995年末，在辽宁足球（股份制）俱乐部成立之时，中央电视台以属下的一个公司的名义入股辽宁足球俱乐部，在辽宁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中占有1O％的股份。按辽宁足球俱乐部的注册资金3000万来计算，10％相当于300万人民币。这300万并不是资金投入，而是以辽宁队转播主场比赛为交换条件的。
　　如果按15场计，那么就等于每为辽宁队转播一场比赛，收取辽宁足球俱乐部2O万元人民币。据说当年中央电视台并没有全部转播完"约定"的比赛场次，所以"股权"是否依然存在就不得而知了。
　　中央电视台是应邀"入股"，而且是在为"十冠王"辽宁队降入甲B后成立中国第一个"股份制"足球俱乐部摇旗呐喊，其目的不是"索缺而是''支持"。"以权换股"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这种作法毕竟不符合国际上足球转播权的惯例，恐怕在国际足球职业化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
　　当年，新生的职业联赛确实需要中央电视台的转播来进行扶植，但5年过去了，中国职业联赛已经初具规模，中央电视台显然更需要通过直播甲级联赛来提高收视率和吸引广告客户。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坚持5年以前的近似无代价转播的模式显然就不够合理了。
　　实际上，在电视转播权上似乎也有一点日子。
　　比如，中央电视台与中国足协签订了电视转播权协议，以给付2分钟广告时间的方式支付电视转播费。但是，由足协分配给各足球俱乐部以后就显得太少了。
　　另外，少数几个省份的电视台也开始向当地俱乐部支付转播费。比如，武汉雅棋足球俱乐部每年可从武汉电视台获得120万元的电视转播费收入。前卫寰岛队从电视台拿到的转播费为6O万元，但这点钱对于俱乐部的总支出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俱乐部都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
　　目前许多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政拮据，处于嗷嗷待哺状态，他们确确实实需要电视转播权这笔收入来缓解他们的财政状况。
　　如果按照欧洲足球俱乐部电视转播费收入占俱乐部总收入的3O％计算，按现阶段甲A俱乐部平均年总收入1500万元计算，每个足球俱乐部可获得700万元左右的电视转播权收入；甲B俱乐部平均年总收入1000万元计算可获得50O万元的收入：如果俱乐部按照以上标准能够获取电视转播收入的话，将会使某些足球俱乐部的财政状况有很大改观。
　　即使这样，全国14个甲A足球俱乐部和12个甲B足球俱乐部获得的全部电视转播的总和也不过就是1亿5千万元人民币左右。
　　这笔钱还不及1996年"中国标王"山东秦池集团购买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前全年每天5秒钟的广告费用。
　　近几年在中国企业盛传"企业为电视台打工"的说法，不论其正确与否，套用一下，似乎足球俱乐部也在为电视台打工。
　　其实，不论是中国足协领导、电视台的体育新闻工作者，还是各足球俱乐部的颂导人都知道电视转播权对各足球俱乐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金矿。但在目前的"国情"下，这个金矿犹如"火中的栗子"，要大面积开采还是有困难的。
　　1998年末，似乎"火中取栗"的时机已经到来。
　　一、1998年末，许多投资足球俱乐部的企业难以抵抗巨大的财政负担，纷纷要退出足坛。大连万达和武汉雅淇俱乐部在足球联赛尚未结束就已经拉开了"易帜"的序幕，这导致人们的目光集中在俱乐部为什么亏损这一问题上，自然也会扫描到那些足球俱乐应该得到而尚未得到的收入上，首当其冲的就是电视转播费。近日，国内许多报刊已经在开始探讨这一问题，使之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新闻焦点。这将会形成一种道义上的压力。
　　二、国内电视台的竞争日趋激烈，会导致有的电视台争先"抢购"电视转播权的情形。这种竞争的压力有可能迫使电视台向足球俱乐部屈服，开始正常支付电视转播费。
　　传统的体制、雄厚的财力、丰富的频道资源和优秀的人才支撑起了中央电视台这一国际级电视广播大厦。其覆盖人口达近1O亿人，每年有数十亿人民币的广告收入。体育专业频道的设立保证了节目播出的时间，大批优秀人员注入提高了整体水平，使其在国内的体育节目的播放一直处于统领地位。
　　目前，这一地位已经受到来自国内地方电视台的挑战。
　　截止目前，我国已有县级以上无线电视台1000余家、有线电视台近1500余家、教育电视台1000余家。而且多数省级电视台已经上星，中国的电视台已经形成"天罗地网"的局面。
　　一个上星的电视台就象一个"准全国电视台"，覆盖率越来越高，影响超过一个省的范围。这就导致电视台之间跨地区争夺观众、节目源和广告主。其中在体育节目源--购买国外体育节目转播权上竞争尤为激烈。
　　据说中央电视台在各省电视台大量上星以后，已经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省级电视台毕竞是地方电视台，其实力无法和综合实力雄厚的中央电视台相比，因此省级电视台走上了联合之路。走这条路看起来还是十分有效的。
　　正在全方位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中国电视界也在逐步打破以往的中央电视台大一统的局面。
　　北京、上海、广东等几家地方电视台两年前就开始以共同出资、共同使用的方式联合购买国外体育比赛节目的电视转播权。
　　从泰森出狱首返拳坛，89秒击败麦克尼利，第二战轻取马修斯，1997年6月29日狂咬霍利菲尔德等拳击比赛都是由上述几家电视台共同购买电视转播权然后播出的。除此而外还有羽毛球世界锦标赛、中国国家队远征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1997年丰田杯足球赛……也是上述几家电视台的杰作。
　　由于这几家电视台联合购买的是独家转播权，因此中央电视台就无法播放上述比赛的实况。
　　购买国外的电视转播费虽高，但分摊到各家电视台头上的数字还是可以承受的。由于热点赛事随片广告价格昂贵，甚至有些电视台还可以分获得丰厚的利润。
　　北京、上海、广东等几家地方电视台在购买国际赛事转播权时采取的是价格竞争策略。
　　7年前，中央电视台转播泰森的比赛每场出价在3000美元左右，7年后，泰森的经纪人唐·金将比赛卖给中国省级电视台的价格高达2O万美元；"丰田杯"以往卖给中央电视台的价格不过是8000～1美元，去年已被地方电视台抬高到了3美元；亚特兰大奥运会后的世界女排大奖赛，地方台的出价高于中央台10倍以上。地方电视台就是靠这种联合起来的方式来打破国外比赛独家垄断局面。
　　最近传说中国教育电视台准备开办体育频道，并要购买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的播映权，这无疑给其它电视台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激烈的竞争，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大家都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办事。
　　三、各足球俱乐部也在想方设法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电视转播费。有的俱乐部这种努力前一二年就开始了。
　　北京的国安足球俱乐部率先在争取电视的转播费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1996年12月6日，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与北京有线电视台签订协议，北京国安俱乐部将'97甲A职业联赛"国安"的独家转播权卖给北京有线电视台。根据协议北京有线电视台将可以现场直播北京国安的全部22轮甲A联赛。转让价格是200万元人民币。而1996年他们从北京电视台得到的广告时间，仅为6O万元人民币。
　　北京有线台与北京国安俱乐部的合作是由北京印象广告公司促成的。出于商业目的，也出于对中国足球的关心，北京印象广告公司决定出资购买北京俱乐部的比赛转播权，并有意委托北京有线电视台转播。
　　最后，三方会谈达成协议，并分别签订合同：其中北京印象广告公司与国安俱乐部签订的合同为期三年，总值为720万元人民币，首期200万元已经立即划入国安俱乐部帐下；作为传播媒体，北京有线台体育部与国安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
　　北京有线电视台在12月10日的节目中宣布此事不久，中央电视台首先作出反应，声明"此协议无效"。随后不久，中国中协发布了《关于切实执行〈甲A联赛协议〉、〈足协杯协议〉中的有关电视报道条款的通知》，间接地否定有线台与北京国安俱乐部签订的协议。
　　该通知指出："只有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并经中央电视台授权的地方电视台，才拥有甲级联赛、足协杯赛和当地比赛的现场报道权，俱乐部不能将这一权利出让给其它机构或单位"。并明确表示：俱乐部可以从比赛转播权中获益，但只能与获得中央电视台授权的地方台合作，协商。
　　中央电视台体育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线电视台无权买转播权。1994年我们通过广告时间与中国足协换来报道权，协议有效期一直到1998年12月31日止。甲A转播权在我们手里，地方则只有受委托给我们传送信号才拥有转播权，在北京地区，委托的是北京电视台。"
　　北京有线电视台体育部负责人对此说法不以为然："传输电观信号不等于转播权，中央电视台可以委托某家地方电视台为其传送信号，但这家电视台并没有权力进行转播，中央电视台以为自己当然拥的转播权缺乏逻辑……"。
　　一时间，关于转播权之争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1997年1月6日，北京有线电视台体育部与北京印象广告公司同时收到北京国安俱乐部的传真，传真上称："……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提出解除合同……"这是一个可以想象到的结局。
　　1997年国安甲A联赛的转播权仍然归属了北京电视台。
　　对此结局，有关方面反应不一。
　　俱乐部是竞争的受益者。因为俱乐部可以向北京台争取优惠条件，估计国安的收益也能超过20O万元。但国安俱乐部负责人坚持认为：转播权通过市场解决是好事，这增加了俱乐部的造血功能。
　　有线电视台方面则愤愤不平："转播权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你不转，有人转，一家电视台包打天下的日子早该一去不复返了。"
　　在中国足协的有关文件中，也有如下内容："根据《国际足联章程》，中国足球协会及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在足球比赛中，拥有通过电视或广播直播、缓播或选播的权利。""比赛的播送权由主办该项比赛的中国足球协会及其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按协议转让，只有获得转让的单位，方可制作比赛的电视或广播节目……。
　　如果各足球俱乐部采取某种方式的联合，将会给电视台以巨大的压力。
　　因此可以看出，电视台向足球俱乐部支付电视转播费，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至于如何支付、支付多少，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在足球俱乐部获取电视转播费时，还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由足球俱乐部，还是由本国足协控制转播权的问题。在欧洲足坛，这种斗争一直存在。
　　1997年，备受欧洲足坛关注的荷兰菲耶诺德等三个足球俱乐部就电视播映权归属问题状告该国足协一案有了结果。阿姆斯特丹市高等法院作出判决：本国各地方足球俱乐部有权自行签订有关本球队赛事的电视转播权合同。这样，荷兰皇家足球协会一向拥有的转播权作为特权被废除了。
　　荷兰高院的这一裁决引起了欧洲足联高层人士的关注。一些大名鼎鼎的顶级俱乐部则明确表示欢迎这一裁决。他们认为足球运动发展的潮流会迫使全国足协迟早响应荷兰高院的判决，一旦时机成熟，这些财大气粗的俱乐部就可以通过转播权的独立谈判，即可以获得比以前更高的经济利益又可以争得更多的其它权利，以挣脱本国足协的摆布。
　　格拉斯哥流浪者队是最早响应荷兰高院裁决的俱乐部之一，他们将照葫芦画瓢。待苏格兰足协与英国天空电视台的合约期满时，他们将单独把自己的比赛转播权向欧洲各大电视台、广播公司招标，谁出资高，就卖给谁，苏格兰足快无权参与。
　　促使这些强队"婚变"的最大因素是众多媒体的高额利润的诱惑，以及各国足协在电视转播费上的分配不公。他们希望早日独立出来，争取到自己的最大权益。
　　西班牙的一家有线电视公司去年以来一直期望能与各队而不是同足协商谈1998～1999赛季转播权的问题。他们非常自信他认为，受高额利润的支配。各队抢吃蛋糕的现象很快就会出现，而他们的目标就是摸清各队的底价，为后面具体工作打好基矗事实上，各国足协与电视广播公司现在的转播权的合同价格已经高得吓人。
　　在这场风波中，现代足球发祥地英格兰和近2O年联赛最为成功的意大利反而显得比较平静，尤其是他们的联赛中的所有参赛球队至今都无人表示要另起炉灶。专家分析认为，英格兰超级联赛和意大利甲级联赛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他们的整体实力强，加之经营有道，他们在现阶段还没有必要分散游击另找买主。而目前他们所出售的转播权的价格以及分配方案，大小俱乐部均感满意。倘若他们各自行动，未必能得到现在已经得到的天文数字。
　　据分析，该裁决不仅使欧洲各国足协受到冲击，而且还包括各足协下属的小俱乐部。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筹码与电视商讨价还价以争得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新合约，这些势单力薄的球队有可能成为电视商人任意宰割的对象。假如费耶诺德队单独与电视广播公司签订新合约，每周重点播放他们的比赛场次，那么其它球队的比赛转播自然会受到冲击。随着收视率的下降，这些球队更不容易引起转播商的关注，于是便会产生连锁反应，贫则愈贫，富则愈富。
　　欧洲国家关于由足球俱乐部，还是由本国足快控制转播权的争论，已经在国内各俱乐部领导人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记，是不是在国内也会引起同样的问题，将是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大悬念。
　　就在'96～'97赛季在欧洲各国普遍开展之际，1996年9月3日，在法国发生的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坐在起居室的扶手椅上看足球比赛的愿望正向人们招手。只要一台电视机同法国的卫星频道联网并交上5O个法郎，就可以看到在当天进行的法国甲级足球联赛的实况转播。
　　采取数码传输方式进行，使电视直播进入一个新时代。
　　采取数码转播方式与传统直播方式的最大区别在于；以往，观众只能从电视上观看电视台选定某一场比赛；而现在，观众可以选看每天多场联赛中他最喜欢看的任何一场，或者在全部1O场比赛中来回选择观看。
　　与此同时意大利电视巨头贝鲁斯科尼也宣布要在自己的电视台转播本赛季足球联赛中提供类似服务，但意大利电视观众只能在两场比赛中进行选择。
　　数码传输技术还使得观众能够观看多种图像资料，并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内观看电视重放。所有的用户只需要一个数码信号接收器、一个卫星天线和一张专用卡即可观看此类电视转播。
　　这套设备大约需要35O美元，用户每年的费用为8OO美元。
　　数码信号新技术的引进，产生了它是否会影响球场上座率的问题。很多人相信，新的技术同过去进行的电视直播一样，都会对比赛起促销的作用，吸引更多的观念走进球常国际上通过采用新技术开辟的新的经营方式，会不会在国内也带来一种足球电视转播权上的变革，我们拭目以待。

 

4．尚待开发的经营资源 

　　足球俱乐部是一种经营渠道广，收入门路多，可以灵活经营的特殊企业形式。在许多俱乐部大呼亏损的时候，俱乐部还有一些可以获取收益的资源被闲置或半闲置，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至少足球俱乐部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加大足球商品开发力度。
　　在足球俱乐部尚待开发的资源中，商品开发是不受政策影响，不受其它部门制约，俱乐部完全可以自主经营的一个方面。
　　在这一方面，几年来有些俱乐部也有所行动，但深度、广度都不够，多数收效甚低，根本构不成收入的一个方面。
　　如今国内联赛每逢比赛，球场外面都热闹得如同自由市场一般。
　　各种刺叭每3个和4个为一组，声音洪亮，音域宽厚，很受球迷尤其是年轻球迷的欢迎。几乎每个看球的小朋友，脖子上都要挂着一只小喇叭。一个卖喇叭的人说，他在看球时发现这笔生意可以作，一只喇叭可以卖7元至10元，每场球能卖掉5O多只喇叭，他靠卖喇叭着实挣了一笔钱。
　　各种各样的望远镜，从高达400多元一副来自俄罗斯的军用望远镜，到1OO多元一副的国产望远望镜，可折叠的只有3～4元的玩具望远镜，都是球迷选购的对象。小商贩常将一串串望远镜挂在脖子上，忘情地招呼着来往球迷。
　　在球市比较火爆的北京、成都、大连、济南、延边、重庆等城市，球迷中间常常出现头勒彩带，手舞彩旗，脸抹油彩的全副武装的超级球迷。在这些地方，头带、彩带、旗帜、油彩等价格便宜的球迷用品，卖得极其火爆，令经销商们眉开眼笑。
　　然而，不要忘了这些生意差不多都是一些个人或其它公司做的，与俱乐部根本没有关系，也就谈不上俱乐部的收益。
　　有几家俱乐部也生产过这些简单的小玩艺，结果很难卖出去。最后只好送礼、不做还好，做了还要亏损。
　　有许多足球俱乐部，在开发经营印有俱乐部会徽、吉祥物的彩旗、帽子、队服、风衣等还有所进展。
　　比如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四川全兴等俱乐部在队服开发上就颇有成绩，深受当地球迷欢迎。在北京，国安队创下"工体不败"的时候，国安的绿色队服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染绿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的男孩们都为拥有一套国安队服为时尚。
　　而随着万达队一路高歌猛进，万达的天蓝色上衣和黑色短裤也渐渐流行起来，而卖的最好的就是9号、6号、2号、17号这几个分别属于郝海东、李明、张恩华和孙继海几个偶像球星的号码。
　　在甲A各俱乐部中，国安俱乐部是属于纪念品卖得比较好的，但也就是销售一些普通足球用品。
　　有规模的足球用品市场远远未发育形成，有潜力的产品却无力开发。
　　即使是经营得好的，其利润对于俱乐部来说还只是九牛一毛。据统计，全国绝大多数俱乐部的商务经营收入不超过俱乐部收入的3％，有的干脆为零。
　　开发的产品类别少或根本不去开发，就不会形成收益的规模。
　　根据国外足球俱乐部的经验看，商务开发是一项颇具潜力的资源，开发得好，可以获取相当大的收益。
　　随着近几年足球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欧洲足球俱乐部已经高度商业化，主要标志是职业俱乐部成为了真正的独立实体，已经摆脱了简单依靠企业赞助生存和维持的旧模式。职业俱乐部经营开发的收入已经成为俱乐部重要的经济支柱和收入来源，有些俱乐部经营开发的收入超过门票的收入。
　　以商品开发经营比较成功的德国慕尼黑俱乐部为例，该俱乐部目前经营开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5％，门票收入仅占15％，另外5O％则分别来自电视转播费，赞助广告费和球员转会费。俱乐部的经营开发是多方面，但许多方面仍然是围绕着足球本身。象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经营有俱乐部标志的饮料、糖果、服装、食品、纪念品等五花八门的商品，一年仅队服就出售6O万套。从俱乐部的人员比例来看，慕尼黑俱乐部共有15O人，其中球员仅占三分之一，经营管理人员却几乎占了三分之二，可见俱乐部对经营管理方面的重视。
　　欧洲的几个老牌职业俱乐部在1995年度的总收入的构成比为：门票约2O％，比赛约2O％，电视转播费约15％；而商务活动的25个项目，主要为商场餐饮娱乐、广告开发、各种商店。
　　专利使用费、运动场馆出租、旅行俱乐部、会员俱乐部等类则占约45％。
　　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在德国，有8O％的民众观看电视足球转播，4O％的人看网球，有2O％的人看汽车拉力赛，尤其是妇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爱好足球。因此，许多足球管理人员干脆向球迷推销商品，用以充实俱乐部的收入。
　　俱乐部在商务经营中各有各的高招，花样繁多。
　　1．包裹邮寄收入。巴伐利亚俱乐部建立了一个以俱乐部名字命名的包裹邮寄房，崇拜球星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订购有球星号码和姓名的球衣、啤酒杯、领带、队徽以及球星演唱歌曲的录音带和激光盘。
　　2．百货商店销售球星标记商品的收入。有标记的商品包括花露水、牛奶和奶酪；涂有俱乐部花纹的自行车，以及画有著名前锋、后卫和守门员的商品。
　　3．连锁店收入。巴伐利亚人还开设了连锁店，销售大众化葡萄酒和芥末等。
　　4．"康采恩"收入。多特蒙德等俱乐部成立了在全欧洲出售有本俱乐部标记的纪念品和体育用品的"康采恩"，其生产正在瞄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东欧各国和葡萄牙等。
　　5．记购永久性纪念品。在不来梅，每个人都可以订购为个人特别录制的录像带，将订购者本人同著名球员交谈的全过程录下来留作永久纪念。
　　产品开发比较成功的还有英格兰。
　　专家认为，意大利可以拥有世界上最棒的球员，但它的甲级联赛俱乐部在经营开发上要比英格兰超级联赛俱乐部落后5年到1O年。
　　英国伦敦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1998年初买下了意大利甲级俱乐部维琴察。他认为，取得竞技成功是一回事，获得商业成功则是另一回事。
　　意大利甲级联赛俱乐部同英格兰超级联赛俱乐部在创收上最大差异是经营开发。有人将曼联队和国际米兰队在'95～'96赛季的有关数字进行了一番对比，结果显示双方的门票销售、电视转播和其它收入来源大体相当，巨大差异体现在经营开发上。
　　国际米兰队的经营开发收入为55O万美元；曼联队的经营开发收入总额高达3300万美元。
　　在英国商业中心看见一家人都穿着带有当地超级联赛俱乐部标志的服装是很常见的事，但这在时装意识极其浓厚的意大利却是不可想象的。意大利人穿得太好。而英国人对着装不很在意。
　　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经营开发存在的另一问题是，意大利政府对假冒产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根本不管。当地警察称，他们的职责是保证百姓生命安全，而不是处理足球衬衫这种事。
　　一个获得许可证，专营尤文图斯队标志产品的商家因假货横行，最终不得不关闭他在尤文图斯队体育场内开设的商店。
　　意大利足球存在的又一问题是，它的陈旧的足球场地归地方政府，而不归足球俱乐部所有。因为这个原因，足球俱乐部失去了足球场经营广告、专营店、餐饮以及旅店设施的收入。
　　除了球票、交通费、书报费以外，一个十足的英格兰球迷每年在足球产品上是要花一大笔钱的。如果你仅看2O场比赛的话，那至少要花1000英镑；而如果看4O场比赛，费用可能会高达2500英镑。
　　这笔钱被谁赚到了？当然是足球俱乐部。
　　足球俱乐部可以赚到的球迷的开销如下：球迷的第一笔开销往往是装备。俱乐部可以先卖给他一套俱乐部球衣，那么最便宜的价格是3O英镑；另外球迷一般还要买一套稍正式一些的运动便装，这样的便装卖4O英镑；然后再向球迷推销印有俱乐部标志的帽子、围巾和T恤，这些东西分别为5英镑一件；几枚纪念章要2英镑；球迷在欢庆胜利时往往还要买一顶小丑帽，价格是3英镑；碰到像杯赛或者是当地球队间的比赛，球迷们经常会在脸上涂抹油彩，油彩的售价是2英镑；更狂热一点的球迷还会带上一面真正的旗帜摇旗呐喊，俱乐部为他准备的旗帜要卖1O英镑。
　　就这样，俱乐部打扮好一个球迷，就可以净赚1O2英镑。
　　球迷去球场看球不会空着肚子，俱乐部在球场周围为球迷准备了快餐。假设每场比赛每个球迷都吃一包炸薯条，花费总计15英镑，另外在赛前和赛后去酒吧喝一杯，估计要花3英镑，15场要花45英镑；另外吃个盒饭要花5英镑，假设一个赛季只吃5次，也要花25英镑。这样在吃的方面，俱乐部可以赚球迷85英镑。
　　当球队避免了降级或是在本赛季中留下了一些值得回忆的东西，球迷往往会到俱乐部商店中去买一盘磁带以及每场比赛的回顾和总结，这个花费约为15英镑；最后还会买一瓶球迷香摈以示庆贺，代价为8英镑；……。
　　三角旗、纪念章、帽子、运动服、迷你型运动员瓷像、球场模型、帐篷、室内装修、枕头、各个球队颜色的被子，还有几百盘的录像带，其中包括采访新闻、训练场面、各球队的生活情景--这些都纳入了英格兰各俱乐部的销售计划。在激发球迷的幻想方面他们也是敢为天下先的。仿造各个球场的模型很有意思，高15厘米的迷你型球员瓷像很讨人喜欢。在这些瓷像上，应顾客的要求还可以画上球衣号码和最喜欢的球员的名字，这是目前最流行的做法。
　　从前观众涌入球场观看比赛的着装单调乏味，就象去办公室上班一样西装领带，而如今球场看台上就像在演出一场色彩斑斓的假面舞会。
　　围巾是典型的英格兰球迷的装饰，但现在在意大利也流行起来。如果到体育运动场看台上去扫一眼，见到一些年轻的意大利球迷卖弄着某些属于外国球队（几乎全是英国球队）的围巾，这绝对不是什么稀罕事。过去在意大利见到的围巾都是从国外进口，如今也在意大利国内印制了。
　　运动衫、围巾、徽章和二角旗，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想起自己心中的球队。社会学家德斯蒙特·莫里斯在《足球部落》一书中写道：足球部落的人用特别的纪念物装饰自己的房间和书架，他能够以此营造一种部落集体的气氛，可以重温那群情激奋的时刻。
　　球迷的这一心理是足球俱乐部发展其足球产业的前提。几乎所有的意大利球队都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点，AC米兰队的那家就归弗兰科·巴雷西经营。这些销售点里展示球迷们梦寐以求的运动衫、长绒围巾、小帽子、休闲装等。意大利有一些运动员抛出了自己的系列产品，例如罗伯特·曼奇尼的"为1O号而生"。但是，由于意大利足球产业市场混乱，一些大牌球星的号码常常被滥用，比如弗兰科·巴雷西的6号。任何一支球队真正的运动衫在正式批准的商店里平均8万里拉，而在每个意大利球场附近形形色色的摊位上看到的运动衫只卖4万里拉。
　　这对俱乐部的经营是一大冲击。
　　现在的意大利有两家专营体育收藏的协会：首先是1979年建立于米兰的意大利足球物品收藏者协会，再就是199O年世界杯赛后成立于热那亚的足球收藏者俱乐部。这两个组织共有5O0名成员，他们都有众多的通讯员和遍布全欧洲甚至全球的组织网络。大多数收藏者特别收集传统的纪念章和金属徽章。如果谁拥有2O年代的任何徽章，那他就要发财了。其中很有价值的便是"都灵"，它是苏佩尔加惨剧发生后为募集资金而铸造的。
　　但要注意区分，因为有一种后来又重新铸造的，其价值就低多了。庆贺热那亚队夺得意大利冠军的那种椭圆形徽章也相当稀有，上面写着"意大利冠军"字样。还有一些收藏热衷于围巾、运动衫、球星雕像、三角旗、成绩统计、比赛门票和足球书籍。
　　现在，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有疯狂的球迷花大笔的钱去买各类体育纪念品。这是一个大有潜力可挖的市常德国拜仁慕尼黑队足球俱乐部球迷用品发售现在每天的营业额在3O～5O万马克之间。因此有人说，球迷是当今硕果仅存的带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消费者。
　　在中国，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同于2O年前，在丰衣足食看完电视之后，要求家长买上一件自己喜欢的俱乐部的球衣已经不是难事。
　　不仅仅是国内各队的队服，就是远隔万水千山的欧洲球队的队服，喜欢了也可以买上一件穿。
　　在AC米兰威震世界足坛的时候，AC米兰的黑红条纹的球衣也风靡中小学生中间。在一所小学可以看见几十件AC米兰的球衫，在操场上格外引人注目。穿着的孩子自己也觉得无限风光和荣耀。
　　AC米兰成绩不如人意了，名次连连下滑，球衣也就不值钱了。穿球衣的孩子觉得脸上不光彩，风行一时的AC米兰的球衣就从他们中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处于意大利足坛大哥大地位的尤文图斯队。穿着该队黑白条相间和臂上有两颗大五角星球衣的孩子日渐增多。当然还有穿荷兰阿贾克斯、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英国曼联、德国拜仁慕尼黑、法国巴黎圣日尔曼等队的球衫的。一般来说，谁是英雄谁就流行。因此，对于俱乐部的商务开发来说，球队的成绩非常重要。
　　目前，国内俱乐部的商品开发做不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重视程度不够。俱乐部的经营者一般只瞄准那些来钱快、数量大、易于经营的收入渠道，忽视商品经营这类花费时间，又要投资的业务。即使是关心关心，也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
　　其次，缺少经营足球产品的专门人才。外行去摸索，往往知难而退，最后把失败归结在市场不成熟上。因此，抓紧专门人才的培养是当务之急。
　　二、发行足球专项彩票。
　　除了商务开发以外，还有两个渠道可以称为俱乐部的生财之道，这就是发行足球彩票和争取将股份制足球俱乐部上市。但是，这两条渠道的开通，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支持。也就是说，和电视转播权一样，主要的方面取决于外力。
　　发行足球单项彩票，已经是许多国家足球产业的重要收入来源。
　　从国外经验看，在社会集资的各种渠道中，吸引民众的游资占有突出的地位。其中最有效的是发行体育彩票。
　　发行体育彩票周期短、收益大，是集民众之资发展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国外彩票业曾是流行于皇室贵族阶层的娱乐活动，后来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行业，迄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从传统彩票到现代体育彩票都风靡世界。目前发行彩票的国家已有一百多个，遍及五大洲。加人国际体育彩票联合会的国家已有三十多个。
　　各国大都以法律和政令的形式肯定体育彩票的地位和作用，国际足球彩票组织曾对体育彩票的作用做过一次广泛的讨论，总结了体育彩票的五大好处：1．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利于发展体育事业；2．吸引了大量的人关心体育活动；3．为职业球队和其它体育项目提供了一定的发展资金；4．提供就业机会；5．促进体育水平的提高。
　　许多国家都把发行体育彩票作为扩大俱乐部财源的重要方法。
　　美国、意大利、加拿大、法国、英国、保加利亚、俄罗斯等把发行体育彩票作为扶植体育事业的有力支柱。美国的体育博彩业（含发行彩票、赛马博采等）的平均收入近4O亿美元保加利亚从1957年开始发行体育彩票，几十年来，利用体育采票收入修建体育场415个，足球场86个，排球场165个，游泳池312个，体育馆24座，其它体育设施1万多处。日本的自行车彩票收入十分可观，仅1992年由博彩者下注的资金就有1．92万亿元，44年来这一资金已达31．1万亿日元。意大利人日仅为5千万，每周售出的足球彩票也是5000万美元，平均每人每周购买了一美元的足球彩票。意大利奥委会通过发行彩票的收益办体育，其经费自给程度超过世界其它任何国家的奥委会。由于彩票的收入巨大，意大利政府就对彩票收入收税，纳税标准为24．8％。如今意大利每年发行足球彩票近24亿美元，所得收益用于开展39个体育项目，自给有余。
　　法国近四分之一的体育经费是通过发行彩票获得的，198o～199O年，法国体育彩票公司拨给全国体育发展基金会的经费为5O亿法郎。
　　意大利是一个发行足球彩票非常成功的国家。意大利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足球彩票发行制度。足球彩票销售收入由意大利政府立法规定分配方法：1．奖金占38％，由于政府已对足球彩票征税，因此中奖者不必再交纳个人所得税：2．国家征收26．8％，直接上缴财政部；3．意大利奥委会留成32．2％，其中25．2％由奥委会分配给所属39个单项体育协会，用于发展相适应的体育项目以及有关协会的行政支出，7％为奥委会的日常行政开支；4．将3％存入信贷银行，用于体育设施的修建。
　　意大利国家足球彩票管理中心隶属于意大利奥委会，内设行政部、技术部、市场部、技术开发部和立法监察办公室，具体负责足球彩票的发行、印制、技术和销售事务的统一管理工作，该中心下设14个区域分中心。意大利全国有16600个足球彩票销售点和24000台足球彩票自动化处理机，已形成了足球彩票的销售网络。
　　彩票与足球比赛结合，不仅能进一步激发足球爱好者观看比赛、活跃球市，而且还吸引了一些不太关心足球的人。购买者要想中奖就必须对各队的实力、阵容变化、打法风格等各种知识有所了解。因此购买足球彩票的过程，实际上已成为培养人们对足球的兴趣和宣传足球的过程。为了使自己预测的球队获胜，观众势必会卖力地替自己的队伍加油，这样既热闹了比赛，又有利于足球水平的提高。
　　有人说，足球彩票养活了意大利足球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意大利足协的一位领导人说："如果没有遍地开花的足球彩票的贡献，如果没有它那滚滚而来的财富，意大利要保持足球强国的有力地位只是一种幻想，意大利要在世界之林中维持体育强国的优势也是一种空想。"
　　纵观国外发行体育彩票的历史，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各国政府把发行体育彩票做为筹集体育发展资金的重要渠道。各国发行体育彩票的目的很明确，收入的资金全部用于发展体育事业，这样就使得体育彩票成为发展体育事业的重要经济来源。比如意大利每年发行足球彩票，收益都用于开展39个体育项目。
　　第二，由政府批准，体育部分经营彩票业。目前发行彩票的国家和地区，一部分是由政府主办发行，一部分是政府批准发行许可证，由体育部门经营发行，不允许别的部门和私人发行彩票。这是各国从百余年来的彩票发行过程中得出的经验。它的优点是：体育彩票主管单位向政府负责，经营的体育彩票公正、安全、有法律保证，因而能得到人们的青睐，并保证体育彩票收入用于发展体育事业。
　　第三，国家对体育彩票发行实行法律保护。许多国家都以法律和政令的方式肯定了体育彩票的地位和作用。体育彩票业必须由国家体育部门集中统一经办，不准私人经营，并通过法律对主办单位进行公众监督与检查，这就保证了体育彩票的合法性和正当用途，使彩票发行顺利而有序地进行，避免各种弊端和不良后果。如西班牙、法国、罗马尼来等国家在体育法中确定，体育彩票是体育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四，各国政府对体育彩票的发行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规定在税收、信贷、新闻宣传方面给予各种优惠条件；各有关部门要给体育彩票发行部门主动提供方便，使体育彩票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公认、合法的地位。
　　足球彩票和赌博有着重大的区别。
　　首先，赌场的奖金返还率高达95％以上，收入的绝大部分用来发奖。赌场抽头很小，这样才造成了赌场的吸引力；其二是输赢的机会几乎是一半对一半，这样就产生了投机的吸引力；第三是开奖的频率很高，几分钟一次，很多人只看到可以很快翻本，却忘记赢了也可以很快输回去，缺乏自制力。就会没有节制地沉溺下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赌博可以下重注，容量出现孤注一掷的局面，赌到倾家荡产的地步。
　　而彩票则有自身的特点：
　　1．奖金返还率在5O％左右，有一半的钱不能用来发奖，和赌博相比，奖金总额不高；2．足球彩票的中奖机会一般在25％以下，不中奖的机会远远高于中奖的机会；3．彩票开奖率很低，意大利足球彩票一周一开；4．彩票面额极低，任何人没有办法在一张彩票上下重注。
　　由于彩票的吸引力远远低于赌博，因此实际运作方面就需要用超级大奖来增强吸引力。又由于奖金总额有限，要产生超级大奖，必须挤掉小奖，使中奖人数下降，中奖机会往往低于10％，超级大奖的中奖机会更是百万分之一。输的机会远远高于赢的机会。因为输的机会太大了，没有人敢下大注购买彩票，但可能吸引很多人花点小钱去购买，碰碰运气，输了等于花钱娱乐。
　　彩票有投机性，但这种投机发财的机会远低于赌场，其赌博性质是轻微的。
　　投机性也好，赌博性也好，都属于彩票负面影响，它的正面社会效益要远远高于负面影响。因此政府才会允许它的存在。
　　正因为它有负面影响，政府要采取限制手段，必须政府专卖，不许私人经营。
　　彩票在我国曾一度被视为"资本主义货色"和"赌博的变种"，因此长期被列为禁区，不敢问津。9O年代以后，随着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于体育彩票也有了新的认识1991年1月，国家体委体育彩票筹备组按照国家体委领导的指示，向国务院办公厅送交了申请发行体育彩票的请示报告，经批准，由国家体委在1994～1995年度发行了10亿元体育彩票。
　　当前国内的诸多足球俱乐部资金匾乏，急需寻找新的资金渠道，因此借鉴国外的经验发行具有体育特色的足球彩票，是解决足球发展资金的重要手段。
　　从中国体育彩票现有的情况看，中国体育彩票还没有能够真正地体现出体育特点，与体育自身的特点结合得很有限。如果不是因为票面上的字样，很难与社会福利彩票区别开来。假如能与体育项目自身的特点结合起来，中国体育彩票会很快迈上一个新台阶。
　　足球彩票是以足球联赛为载体的一种体育竞猜性质的彩票。它采取分散型和电脑销售的方法进行，可以避免主动型彩票奖金过高，引起群众赌博心理，是比较合适的发行方式。
　　1992年6月，中国第一期足球彩票在北京发行，但是结果却难如人意，并没有达到发行300万张的目标。有一天只卖了不足1000张，平均每个点只卖两三张。
　　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原因很多：一是发行时机不佳，当时正值奥动会期间，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二是足球彩票要猜比赛结果，当时中国足球尚未职业化，缺乏有吸引力的比赛；三是奖金不高，同样缺乏吸引力；四是销售出现停滞后未能采取强有力的促销措施。
　　今天，情况与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足球成为潜力巨大的彩票市场，足球的影响越来越大，球市红火有目共睹。如果能够抓住时机，推出与足球紧密结合的体育彩票，让球迷在观看比赛同时购买彩票，对足球比赛结果进行竞猜，这不仅可以借助足球的力量扩大中国体育彩票的影响，还可以更进一步烘托球市，使中国的球市更为火爆。足球俱乐部也可以获得一部分收益，补充收益上的不足。
　　发行足球彩票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三、将股份制上市。
　　足球俱乐部还有一种向社会募集资金的好办法，就是将足球俱乐部进行股份制改造后推向股市。
　　近几年来，在欧洲足球俱乐部上市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截止目前为止，英格兰已有15个足球俱乐部正式在股市挂牌。在体育板快中很容易就打到曼联、托特纳姆、纽卡斯尔、切尔西等俱乐部的名字。
　　这些俱乐部通过在股市上融资，大大加强了经济实力，同时，也把大批股民的视线拉到绿茵场，壮大了球迷队伍。
　　股市经常随着足球比赛的输赢大起大落，使球赛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意大利的足球俱乐部受到英格兰俱乐部的影响，也纷纷争取上市。但由于意大利有关公司上市的法律相对拘谨，一些俱乐部把目光转向英国。
　　据说，AC米兰俱乐部的大老板贝鲁斯科尼正在努力将俱乐部在伦敦证交所上市。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家足球俱乐部上市，而且股市上体育板块还没有形成，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有的俱乐部从属于上市公司，如前卫寰岛俱乐部隶属于上市的海南寰岛集团，但这和将争取俱乐部自身上市是两种意义）。
　　足球俱乐部上市存在两个障碍：一是目前我国在证券发行上采取额度控制和计划配额的管理方式。由于想要上市的公司数量多，每年额度有限，足球俱乐部很难获得上市的名额。二是根据我国有关上市政策规定，企业必须连续三年盈利超过1O％的，而现有的足球俱乐部绝大多数达不到这一标准。
　　据说于1992年8月开始起草，先后数易其稿，至今已经历时整整6年的我国证券法已经列入九届全国人大98年立法工作计划，也许有望在近期出台。
　　在证券发行额度的控制方面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适当放松或放弃对股票、债券发行实行宏观总量规模控制，变额度管理为质量管理，企业够条件就可以上币；另一种意见认为在我国目前有必要进行规模控制，如果放弃规模控制，会不利于国家对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
　　如果证券法出台后，能够适度放宽股票发行的额度控制和计划配额，对足球股份制俱乐部的上市将是一个福音。
　　据了解，在26个甲级足球俱乐部中，已有几个足球俱乐部，如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辽宁足球俱乐部等有上市的规划。
　　他们正在等待时机将俱乐部推上股市。
　　如果政府有关部门在足球俱乐部的上市上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中国的足球俱乐部中出现几家上市公司，将会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足球产业，同时也会使中国足球获得更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中国足球事业的大发展。
　　1998年9、1O月间，由于几家足球俱乐部要转让股权而将国内大多数足球俱乐部长期亏损的情况进一步披露于社会，引起了足坛巨大的震动。这一方面暴露了俱乐部国球员转会费过高、工资过高引起的俱乐部财务负担过重的情况，也暴露了许多足球俱乐部经营不力、收入渠道不畅等问题。
　　在俱乐部可以开发的资源上，广告赞助、门票收入只能算作最初步的基本资源。由此所带来的也是一些常规收入。只要比赛质量高，引发了球市，吸引了众多观众后，提高经营水平，收入状况很快就会得到改善；电视转播权也已曙光初露；如果再加大水平开发、彩票发行、争取上市的力度，大多数俱乐部的收入状况就会得到改观。
　　各俱乐部要解决经济支撑问题，必须提高经营水平，大力扩展新的领域。

 

5．扶摇直上的转会费用 

　　在企业的老板们走进足球俱乐部的大门以后，超出他们想象的不仅是在收人经营方面的艰辛，在财务支出方面，他们更是遇到了两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队员的转会费增加得如此之快，数量如此之大，今老板们瞠目结舌。
　　第二个"没想到"是球员、教练的工资、奖金增长迅速，最高的已接近天文数字，让老板门难以承受。
　　职业足球俱乐部成立以后，球员转会迅速市场化。球员的价格的确定变得很简单，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一切。具体操作就是：俱乐部看好了哪个球员，就要和其所属俱乐部谈价。通过要价、还价、侃价、定价的过程，价格谈得拢就卖，谈不拢就算。
　　多数队伍为了保成绩，急需人手，于是只能忍气吞声，高价成交。
　　优秀球员数量少，这是中国的国情。因此，必然要引起国内球员的价格飞涨。
　　首先，我们看一看国内球员转会价格变化的情况。
　　在中国的转会市场，球员价格不断见涨。
　　1995年，转会市场的弄潮儿黎兵转会以64万元首开纪录，他的伙伴马明宇的身价则是42万元。
　　1996年甲A新贵松日队以12O万元的高价买走了年事渐长的高洪波。
　　1997年，郝海东以22O万元天价转会大连万达。另一位锋线杀手高峰的身价则是22O万元。
　　1998年，彭伟国以235万元身价再创纪录，区楚良则以23O万屈居第二。1998年，一些并非一流的球员也身价暴涨，邓乐军的身价有2O1万元之巨。
　　在转会制度实施之初，无论俱乐部还是球员，对于一些转会的附加条件并不讳言。那是因为在转会细则出台之初，尚有许多漏洞，足协也没有来得及去弥补。"行为超前，立法滞后"是中国目前法律方面存在的普遍问题。
　　在'95赛季转会中，国内转会的人员共有30余名。几乎所有的俱乐部和球员都认为，转会＝票子＋房子＋户口。没有人说当初国安俱乐部的高峰产生转会的念头，钱是唯一的诱惑。但准也无法否认高峰最后能够留下来，俱乐部答应给了一套住房，工资、奖金翻一番等优厚条件是主要因素。
　　广东宏远队是当年的转会大户，他们收购黎兵和马明宇一共花了1O4万元，再加上解决这两人的住房和户口，费用也在5O万元以上。
　　所以，各俱乐部实际投入的转会费，是不能够以足协公布的书面数字来计算的。
　　'95赛季在乙级联赛决赛中没能杀入甲B的广西队，'96赛季立志一定要杀入甲级队行列。想要冲击甲B成功，自然少不了精兵强将。于是该队主教练带着厚厚的钞票到昆明海埂招兵买马。
　　当时，球员转会仍然是很正大光明的，任何一个俱乐部都可以向自己相中的球员抛绣球。不过广西队的这种做法是否合适也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做法很正常，俱乐部留不住人说明俱乐部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以现金诱惑球员似乎有些不大对劲。新年伊始，一些甲B球队刚刚完成组队工作，还未稳定就到昆明参加冬训，广西队的做法有挖墙脚之嫌。
　　广西队教练员的出现在海埂基地引起了一些骚动。教练们连夜找队员谈话，做工作，以保证队员不被挖走。有的球员还是见异思迁。
　　前卫寰岛队在1996年初财大气粗地宣称：寰岛集团在全国5OO家大型企业中排在第28O位，拥有相当的实力。上级领导有指示，不管为前卫队踢一年球，还是踢两年球，只要有过贡献的都要安排球员的出路，在国内任何一座城市里都可以解决户口、房子问题。这也是相当诱惑力的，因此，前卫俱乐部被许多报纸称为"钱喂"俱乐部。
　　后来，足协风声见紧，球员和俱乐部的交易就转入地下。
　　有报纸称22岁的赵斌从火车头队俱乐部转会深圳平安俱乐部，收取了7O万元现金签字费--从深圳飞回天津市，在机场接受检查时，被查出背包里有7O万现金。后来赵斌和俱乐部都站出来辟谣，极力否认这一消息。
　　如果不否认，赵斌和俱乐部都有被处罚的危险，因为在中国足球界，签字费是非法的。
　　但是即使是非法的，它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财大气粗的前卫寰岛俱乐部1995年为升入甲A，耗资1000多万元购买外员。1997年动用"金元外交"购买高峰、姜滨和韩金铭，耗资390万元。据说寰岛队曾许诺，如果辽宁队的庄毅同意转会前卫寰岛俱乐部，则前卫寰岛俱乐部立即向其私人帐户汇入1OO万元，其它条件可以再谈。因为此事没有成，具假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97赛季前，胡志军提出转会申请报告，广州太阳神和松日两兄弟，虽然手足情深，但为展开人才争夺，也不怕撕破面子。太阳神为了取胜，迫不得已向中国足协递交了一份报告。据报告称：太阳神队的某位负责人与松日俱乐部负责人在一次闲聊中流露说，为了使胡志军答应转会，松日队给了胡志军25万元签字费。而按照中国足协的转会规定，俱乐部在球员的引进工作中不得以签字费、房子等作为条件，否则将取消球员转会的资格。眼见胡志军转会发展到需要由足协仲裁的地步，太阳神不得不向足协汇报了"胡志军收取25万元签字费"一事。
　　中国足协立即找到报告中谈及双方当事人查证此事。尽管太阳神的那位负责人叙述中说得有鼻有眼，但松日方负责人始终拒绝承认。在松日俱乐部的财务帐面上也查不出这笔所谓的签字费；胡志军的态度更是坚决："完全没有这回事"！足协的调查只有在僵局中停止。
　　而韩金铭的运气要差一些，广东宏远队想从天津队买进他，并答应为他在天津购置一套单元房，同时许诺高额薪金，但根据中国足快的转会条例，这种行为应当禁止，因此足协拒绝了韩金铭的转会申请。
　　一家有影响的体育报刊曾接到华东地区一银行办事处的电话，电话称他手中有个复印件，能证实一位球员转会的签字费高达3O万元，他愿向报社提供复印件。但他后来又打电话，怕他所在的银行受牵连，他们暂时不提供，但他会保存好这个"签字费"的材料。后来从有关部门得知，3O万元对这家俱乐部来讲是个小数，有位球员的签字费已达1OO万元。
　　其次，引进国外球员的价格情况。
　　国外俱乐部用于补贴买卖球员等发展费用约占13％，如1995年度英国某职业俱乐部从其节余资金中拿出2OO万英镑作为买卖球员的预付补贴。
　　这笔开销不算太巨大的原因是因为成型的足球职业俱乐部转会球员通常有进有出，有赢余也有亏损。英国一个俱乐部1994年度转出8人引进一人，转会收入约45万英镑；1995年度转出9人引进7人，额外补贴约8O万英镑。
　　相比之下，中国各俱乐部引进球员开销则比较巨大。在国内球员流动方面各俱乐部均有进有出，但由于国内缺少高水平球员，各俱乐部往往要斥巨资引进外籍球员，中国又没有相应身价的球员向外流动，因此这笔开销无法平衡。
　　中国足球引进外员，始于开始走向职业化的1994年。最早引进外员的队伍是沈阳队，但最终形成气候的还是南粤几个足球俱乐部。
　　谈及最甲引进外员，有两个人不可不提，他们分别是陈亦明和谢尔盖。谢尔盖是俄罗斯人，他来到沈阳队执教也带来了俄罗斯外员。但遗憾的是，这些外员并没有保住沈阳队的甲A位置，自然也就没有保住谢尔盖的饭碗。当时引进外员影响最大的倒是宏远队，联赛过半时，宏远队有降级之忧，主教练何锦伦火速与正在香港愉园队执教的陈亦明联系，希望他在香港忙找几名猛将来穗救火。结果泰勒、克雷格、琼斯等外员到来之后，宏远队神奇地从降级边缘跃居第七名，保级成功。这一成功的"外员救亡"战例被传为佳话，擦亮了许多足坛人士的眼睛。引进外员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一个新景观。
　　有人惊呼："鬼子进村了！"
　　最初中国引进外籍球员的水平令人难以恭维。
　　由于资金、引进渠道、中国联赛水平的制约因素，引进多为欧洲三流球员。
　　上海申花队瓦洛佳、莎莎、库茨均是俄罗斯乙级俱乐部的队员；沈阳队的莎莎和热内亚据说可以划在俄罗斯二流球员这一档次；广东队的外员克雷格，在到香港之前效力于英国一支乙级队，后来在联赛中与郝海东大打出手被停赛。
　　'96赛季大连万达队成功地引进了瑞典外员佩莱和斯文森，他们的加盟使本已实力出众的万达队如虎添翼。
　　'97赛季，甲A诸旅纷纷忙于引进高水平外员，如北京国安队的冈波斯、卡西亚诺和安德烈斯；广州太阳神门将彼得；四川全兴队的法比亚奴、马麦罗；万达队的金斯；天津三星队的奥斯瓦尔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全国14支甲A队伍中，几乎有一半队伍是用外籍球员来守门的，它们分别是广州太阳神的波得、吉林敖东队的布拉基玛、四川全兴队里丘克、青岛海牛队的德普洛夫、上海申花的瓦列军和前卫寰岛的吉辛多。
　　高水平的外员在球队中发挥了不可替代、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的身价也越来越高。
　　1994年，宏远队请来几名外员。花费无几。
　　1995年，一般俱乐部全年投入外员身上的操作资金仅在8OO万至1000万人民币之间。
　　1996年，所有甲级足球俱乐部在外员上投入资金总额为2400万元人民币。四川全兴队用49万美金租来了巴西球员马麦罗和法比亚奴。
　　到了1997年，这个数字骤然至1亿元。据报道在26支甲级队伍中，身价最高的外籍球员是前卫寰岛队英格兰人保罗，他的转会费高达2000万元人民币。天津三星队为了摆脱降级的命运，在赛季过半时还花1OO万美元从西班牙和巴拉圭引进了两名球员。甲B俱乐部在引进外员方面也毫不示弱，冲A成功的武汉雅棋用于引进外员的资金为6O万美元，而深圳金鹏队光一个斯肯德的身价就超过了3O万美元。
　　国家体委政法司的栾开封认为"外援"一词叫法欠妥：国外球员来到中国踢球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要援助我们提高足球运动的水平，而是寻找职业来淘金的，我们不能混淆主观愿望和客观结果之间的区别。而且，为了从国外引进足球运动员，我国付出了大量外汇，这对于人均国民产值生产总值不足700美元的国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从国外引进一名足球运动员，有人转会费达几十万美元，加上运动员工资、奖金和各种福利，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而甲级、乙级队伍中国外球员总数高达百人之多，每年付出外汇数额之大可想而知。既然国外运动员从中国拿走了这么多硬通货，我们还称其为"外援"理由并不充分。后来，"外援"统一改称"外员"，即"外籍对员"的简称。
　　1997年7月28日，巴拉圭国脚罗曼与北京国安队俱乐创正是签约永久转会。
　　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引进外籍球员已经不是新鲜事。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一般都采用租用的方式，而永久转会则比较少见。永久转会并不代表罗曼将终生效力于北京国安俱乐部，而是在合同内容的范围内有永久性的效力。如果北京国安与罗曼签订两年合同，则在两年内，国安对罗曼拥有所属权和使用权，在合约期满前转会，对方应该给国安交转会费并经国安首肯。因此，除合约生效到结束，罗曼始终是国安俱乐部家当中的一部分。
　　国安斥资120万美元左右买进罗曼（国安香港公司提供资金）有囤积居奇之意，和世界上一些大俱乐部囤积新星，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做法相似。从商业角度上讲，这一行为可能是有名可得，有利可图的。
　　这一商业投资可能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签约时，罗曼只有19岁，据称已具备了成为世界级优秀球员的潜质。1995年他参加了秘鲁举办的17岁以下南美杯，是队内的最佳射手；1996年即开始效力于国内的甲级俱乐部巴拉圭国民俱乐部，参加联赛。在1997年联赛初期攻入5球；他还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世界青年锦标赛，攻入3个球。1997年他代表国家青年队在比赛中攻入了15个球，成为巴拉圭国脚。
　　在国安签约前，他是阿根廷甲级队拉普拉塔大学生俱乐部的职业球员。
　　国安队认为，随着罗曼到法国征战世界杯，或者以后代表巴拉圭国家队和国安队在国际比赛中一显身手，其身价一定会上升。
　　国安队是否会梦想成真不得而知，至少他在国安队没有派上用场，于是被租了出去。而为了购买罗曼，他们确实花了12O万美元的话，那真不是一笔小数目。
　　收买球星们是一大笔费用，为了使队伍得到更好的发展，这笔费用是不可缺少的。
　　关键在于，这笔钱要花得值得。
　　比如说那不勒斯俱乐部引进了马拉多纳，虽然是天文数字的转会费，但是确实值得。因为马拉多纳给那不勒斯俱乐部带来的收益大大超过他的转会费。他给那不勒斯俱乐部带来的好处几乎是立竿见影的：门票收入大增，在国内国际比赛中队伍大放异彩，随着队伍含金量增加，赞助、广告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比如说万达俱乐部引进郝海东，虽然他的身价为当年转会费之最--22O万，但是也值得。因为郝海东的到来使万达队的锋线更加锐利，进攻更富于层次感和立体感，也结束了万达队从来没有产生过"金靴"射手的历史。郝海东的到来使这支队伍更加强大。
　　而'98赛季山东鲁能泰山俱乐部花了2O1万从北京国安队买来小将邓乐军，有人觉得鲁能也是"冤大头"，邓乐军的身价不值201万，而应该在1OO万左右。但从邓乐军在泰山队的表现来看，鲁能俱乐部并没有赔。
　　赔得大的俱乐部有不少。花了大价钱买来大牌球星后，或者不适合队伍打法，或者不在状态，或者有伤在身，或者上了场也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只能长期坐在替补席上。
　　足球运动员的身价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慢慢发展起来的。在世界足球发展史上，足球运动员的买卖从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
　　购买球员是一大笔费用，为了使队伍得到更好发展，这笔费用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仅举一些有代表性的球员转会的例子，就可以依稀看出转会费不断上涨的轮廓：19O5年阿尔弗·康曼以1000英镑从桑德兰转到米德尔斯堡；1928年雷卡多·扎莫拉以5000英镑从西班牙人转到皇家马德里；1929年大卫·杰克以1O890英镑从波尔通转到阿森纳；1932年本纳贝·费雷拉以2300英镑从蒂格雷转到河床；1949年胡安·费拉罗以4英镑从萨斯菲尔德转到博卡青年队；1954年胡安·舒亚费罗以7200O英镑从佩纳罗尔转到米兰；1957年奥马尔·斯沃里以93000英镑从河床转到尤文图斯；1961年路伊斯·苏亚雷兹以142英镑从巴塞罗那转到国际米兰；1963年安格罗·索马尼以25万英镑从蒙托维亚转到罗马；1968年佩特罗·阿纳斯塔西以5O万英镑从瓦雷瑟转到尤文图斯；1973年约翰·克鲁伊夫以92万英镑从阿贾克斯转到巴塞罗那；1975年尤瑟皮·萨沃尔蒂以120万英镑从波罗格纳转到那不勒斯；1978年保罗·罗西以170万英镑从尤文图斯转到维森扎；1982年迭戈·马拉多纳以300万英镑从博卡青年队转到巴塞罗那；1984年迭戈·马拉多纳以500万英镑从巴塞罗那队转到那不勒斯；1987年路德·古力特以600万英镑从埃因霍温转到米兰；199O年罗伯特·巴乔以8OO万英镑从费奥伦蒂纳转到尤文图斯；1992年让·皮埃尔·帕潘以1000万英镑从马赛转到米兰；1992年詹卢卡·维亚利以125O万英镑从桑普多利亚转到尤文图斯；1996年罗纳尔多以1280万英镑从埃因霍温转到巴塞罗那；1996年阿兰·希勒以1500万英镑从布莱克本转到纽卡斯尔；1997年丹尼尔松以2150万英镑从圣保罗转到皇家贝蒂斯。
　　为了更好地了解一下世界著名球员的身价，我们最好再看看意大利。意大利足球界一向以大酒金钱而闻名于世。早在1992年，意大利的18个甲级俱乐部共花了32400万马克聘用了34O名外籍球员。换句话说，平均每个球员要花近1000万马克，其中包括帕潘、埃芬伯格和劳德鲁普。
　　正因为意大利各俱乐部付得起高额转会费，所以8O年代以来，绝大部分欧洲球星和拉美球星都到意大利踢球。先期到过的有德国的鲁梅尼格、法国的普拉蒂尼、波兰的博涅克、阿根廷的马拉多纳、巴西的济科、苏格拉底、法尔考，后期到达的有居利特、巴斯滕、杰里卡尔德和德国的马特乌斯。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赛后，几乎世界足坛有名的大牌球星都在亚平宁你雄。
　　转会费一般由俱乐部的经费解决，如阿森纳俱乐部'95～'96赛季买进的3名运动员花了1300万英镑，经费来源是年的存款400万，该赛售套票收入400万，转会运动员收入5000万。也有俱乐部的老板另外支付这笔钱的，如布莱克的为了夺得超级联赛冠军，俱乐部老板花了大笔经费买进了5个球星。
　　俱乐部的投入的确在不停顿地上涨。
　　转会费对于哪个俱乐部都是一大笔支出。
　　在足球俱乐部产生之初，有人曾经把球员转会当作一项收入，认为买卖球员是可以盈利的。确实，球员转会是一种有进有出的经营行为，既然是有进有出就可能产生利润。
　　首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外员转会情况。
　　但如果我们仔细看看欧洲一些俱乐部的球员转入转出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在很多时候，俱乐部在球员转入转出中收支大体是平衡的，即使不平衡，只要动用俱乐部的"扩大再生产的"基金也可以达到平衡。
　　中国的各俱乐部之所以觉得支出转会费这么吃力，主要是因为我们只能从足球强国转入球员，而我们很少能向其它国家输出球员。五年以来，中国足球存在国际球员转会中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当然，引起的外籍球员在技战术、敬业精神方面都给中国足球上了一课，对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都大有益外，可是，在对外贸易中我们的俱乐部流出的，可都是"哗哗"响的美元。1997年，外籍球员在中国就卷走了一亿。
　　在1994年职业化实行以前，不要说足球的国际贸易，就是球员国内流动都是铁板一块，没有任何余地，而当时中国到国外踢球的队员，是拿不到转会费的，像当时在日本踢球的迟尚斌、赵达裕、马林、赵发庆、王宝山、高升……他们大多踢的是业余足球，身份是某公司的职员。
　　而正值当打之年的足球运动员，被中国足协的规定"男满28周岁，女满25岁，经所在球队同意才能到国外踢球"所限，很难转会国外。
　　1995年乌拉圭佩那罗尔队向郝海东开出的转会费是25万美元，但被八一队婉拒。
　　范志毅和孙继海在1998年8月14日与水晶宫队签约，其中范志毅签约4年，而孙继海则暂借两年。两个人的转会费属于商业秘密，但据称累计为1OO万英镑（约合163万美元）。
　　而同一天，辽宁足球俱乐部与法国南锡俱乐部达成协议，21岁的李金羽以5O万美元的身价临时转会。
　　在他们之前赴德国法兰克福队踢球的国安俱乐部队员杨晨身价为7万元马克，租借期为一年。
　　这样，我们终于可以向世界顶级俱乐部输送球员了。
　　欧洲足球俱乐部引进中国球员基于两个考虑。首先，他们看好了中国的广大市场，在中国的知名度就意味着潜在的经济利益；其次，中国球员可望成为下个世纪优秀球员的蓄水池。十年前几乎没有非洲球员在世纪级俱乐部踢球，如今则比比皆是，现在又轮到亚洲了。因此，欧洲俱乐部要从中抢先吸收佼佼者，这是英国体育管理公关公司经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论述的。
　　维拉潘认为，亚洲球员必须到欧洲、非洲、南美去打比赛。
　　在法国世界杯上出现的许多非洲球员都在欧洲俱乐部效力，他们在欧洲学到了技术、战术和经验，亚洲球队应该供鉴这种方式。我们应该鼓励亚洲年轻和有潜力的球员到欧洲去踢球，让他们受到锻炼。
　　转会国外的亚洲球员越来越多，日本的中田英寿到了意大利，伊朗的马达维基亚到了德国，韩国也有球员在欧洲踢球。
　　这使我们想起了非洲足球崛起的原因：近十年来，大批非洲球员转会欧洲足球俱乐部，从最底层踢起，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等到他们回国代表本国国家队比赛时，水平已有质的飞跃。而非洲的一些俱乐部，也从卖青年球员获得了大笔收入，转而又投资于青少年培养，再向外输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今天的中国俱乐部也可以走这样一条道路，不仅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而且对于俱乐部来说，可以得到极大实惠--辽宁足球俱乐部在向法国南锡队出售李金羽是货真价实得到了5O万美金。
　　从总体上讲，由于引进的外员多，出国球员少，这样足球俱乐部在内外员的交换上是入不敷出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存在。
　　其次，我们再看看国内球员转会的情况。
　　国内球员转会经营有这样的特点：
　　由上升势头猛，对优秀球员需要量大和球员底子薄的球队在转会方面都是支出大于收入。如前卫寰岛俱乐部、深圳平安俱乐部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一些不求有大的进步、基础条件比较好，引进球员只是为结构调整的俱乐部，在国内球员收支方面一般会持平。缺啥补啥，多啥让啥是他们采取的转会经营策略。
　　只有极少数球员资源极其丰富的球队才有可能在球员转会方面获取部分利润。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俱乐部想靠转手倒卖球星在国内转会中是很难有收益的，因为这种倒卖是一种"零和游戏"，买卖双方各有收入支出，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着眼于未来，那就是谁重视后备球员的培养，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在球员转会经营上获取收益。

 

6．“摇钱树”VS“噬钱黑洞” 

　　足球俱乐部犹如一棵"摇钱树"，一经问世就显示出了巨大的创收能力。如果说，1994年足球俱乐部还主要依靠联办单位"输血"，那么1995年开始，多数足球俱乐部已经能够进入正常经营运作，开始发挥其聚金敛银的超凡能力。1996年报纸上就开始出现某某俱乐部的冠名权获得×××万元、门票收入达×××万元的报道。到1996年，许多足球俱乐部的创收能力已在1000万元上下。这种收入能力的标准相当于一个国内的具有百台机器、七八百人左右的普通中型工业企业。至1998年经营得好的足球俱乐部年收入可达2000万元以上。足球俱乐部在创收能力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欧洲一个优秀甲级足球俱乐部其产值可以相当于一个大型工业企业的。 
　　但是，足球俱乐部这棵"摇钱树"棋逢对手，偏偏遇到了吞金吃银的"噬钱黑洞"。这个"黑洞"就是足球运动员迅速膨胀起来的"口袋"。面对球员的口袋，开始时"摇钱树"无所畏惧，尽量主动满足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延，事情发生了变化。
　　足球俱乐部的收入在按照"算术级"方式增长的时候，球员的需求正在按照"几何级"的方式翻滚。这种翻滚如洪水猛兽，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面对"噬钱黑洞"，"摇钱树"表现得无可奈何，力不从心。
　　一些"摇钱树"已经开始申请下岗。
　　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收入问题，历来是不向公众开放的绝对机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媒体搜寻到蛛丝马迹。
　　1994年，国内甲A足球选手的年平均收入是在5～6万之间，约是中国工薪阶层的5～8倍。而像大连万达队主力队员的年收入堪称中国足坛之最，据称不少于2O万元。
　　申花俱乐部的范志毅在1994年的收入便超过了5O万，从1995年起，每年他的总收入超过1OO万元。万达队队长徐弘大致与范志毅在同一水平线上。其它甲A俱乐部中的主力球员因财力不一收入也高低有别，但据说国脚们每年收入平均数不低于5O万元。申花队的工资、奖金、津贴出场费之类的收入，在圈内是话题，但谁都难以刨根问底。
　　虽然范志毅在亚洲明星队出战时，被记者问到个人收入的问题时用了一句很外交的辞令："这是一个私人秘密"。但据估测，申花队每个队员主场赢球奖金约有2万元，客场为3万元。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场上有特殊贡献的队员以及被看作队内"特殊人物"的范志毅。
　　在1995年，申花的每一场奖金为18～3O万元之间。当申花队击败济南泰山，该场奖金为18万元，而夺冠的奖金高达1OO万元。当时曾许诺，如果夺得足协杯冠军，则再奖1OO万元。
　　年终，该队范志毅、李晓分到了二室一厅的住房，副市长龚学平还亲自过问范志毅女友调入上海的具体情况。
　　众所周知大连万达集团在球队奖金的投入上毫不吝啬。早在1994年，胜一场奖金数在2O万元左右，一些重要的场次奖金更高达3O万元。1995年足协杯万达客场挑战北京国安，老板金口大开：打赢此仗奖金4O万元。可惜只能鼓舞士气，不能直接参与比赛，此役万达队以2：4告负，4O万元奖金未能发出。
　　强队如此，弱队也不示弱。在职业联赛刚刚开始之时，天津三星队赢一场球奖8万元，平均5万元。'95赛季到了主场对青岛海牛的关键一战，奖金数提高到胜奖12万元，平奖6万元；青岛海牛队与之旗鼓相当，开出的价码是胜奖16万元，平奖8万元。连一向重视精神鼓励的八一队也不能免俗，物质精神一起抓，主场击败济南泰山队后，主力队员的奖金有8000元。
　　相比之下1995年很火的国安奖金倒不算太高，他们年初订立的标准是胜上一年前6名的队伍奖8万元，胜后6名的队伍奖6万元。
　　'96赛季甲B球队湖北队规定--主场胜奖8万，主场平奖4万；客场胜奖10万，客场平奖5万。意味着，倘若湖北队客场取胜一场全体队员平均可拿到300O元的奖金。而对于这一点奖励计划，有许多人不屑一顾，认为过于"低档次"，"小儿科"。
　　1997年足坛公认的两大富户仍然是大连万达和前卫寰岛。
　　大连万达队赢球的奖金到底是多少原本一直是秘密，后来万达队发生"四国脚夜归"事件，一名球员被罚掉一场比赛的奖金，损失了3万元。这才折射出奖金。
　　按此标准，替补队员拿二分之一奖金计算，合计有4O万之多。万达队一年比赛下来，如果一场未输，仅奖金就要支付1OOO万。前卫寰岛队与大连万达队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连一些替补队员收入都在6O万元至1OO万元之间，他们的工资加奖金开销都超过了万达队。
　　1995年，大连万达队队员的月薪在300O至1000O元之间其中徐弘的月薪在1000O万元左右，可以说是当年甲A队员4最高薪金者。
　　广州太阳神的主力彭伟国、胡志军月薪在50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近400O元的营养费。
　　太阳神的近邻广东宏远队队员的月薪与之相当，谢育新、马明宇等主将的月薪不在彭、胡二人之下，黎兵的月薪更是只高不低。而甲A最红球星范志毅的月薪当在8000元之上，（另一说为600O元），比申花主帅徐根宝的月薪还多。
　　1996年，中国各俱乐部更是不惜成本地高额支出。月薪超过10万元人民币的国内球员有大连徐弘、上海申花的范志毅、北京国安的曹限东、延边现代的李红军、高仲勋等。月薪最高的外籍球员是上海的佩雷斯，达15000美元，其他外员也低不了多少。
　　有一篇关于范志毅将赴英国踢球的文章，在文中范志毅表示"在英超踢球的球员，平均年薪为8、9万英镑左右，这与中国甲A球员的年收入差不多持平。"不知此事是否属实。8、9万英镑差不多相当于百万人民币。看来甲A的百万富翁恐怕已经不止几十个人了。
　　有记者搞了个"富豪排行榜"，说足球界上榜人数最多的项目。范志毅、徐弘、张恩华、高峰是可以进入前八强的。
　　1997年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前，中国国家足球队参加商业比赛，主力队员的奖金是2万元人民币，替补队员也有7000元。
　　大连队的'97赛季客场战胜四川全兴队后，主力队员每人奖金6万元。如果中国的足球队亚洲出线打入世界杯，小组赛每队出场费是1OO万美元上下。因此，有一位国脚曾信誓旦旦地对自己的朋友打保票："哥儿们，要是中国队出线，我送你一输小汽车。"
　　尽管中国队在十强赛中铩羽而归，被关在凯旋门外，可国脚还是分了不少钱，满载而归。
　　甲A联赛的数十万奖金曾令人咋舌；低一档的乙级联赛，更有报道说某升班马已得到了27O万元巨奖。1997年球队取胜一场比赛最高奖金已突破了2OO万元大关。
　　1997年是球员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1998年的增长则显得略微平稳，但据几个俱乐部的内部信息显示，增长仍不低于2O％。
　　在球员价码直线飙升的大背景下，教练员的薪水也扶摇直上。
　　遥想当年，杨玉敏带领辽宁队夺得的七运会冠军，也不过能拿到4万元年薪。而他1996年在辽宁队"下课"后又"上课"的时候，年薪进步到36万。当他执教甲B球队江苏加佳队，只要球队能保组甲B就能拿到50万的年薪。数字翻升之快，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同样在辽宁这块土地上，沈阳海狮队成功返回甲A后欲聘前南斯拉夫功勋教练彼德洛维奇执教，合同为年薪3O万美元。
　　青岛海牛与刘国江关系破裂，青岛海牛俱乐部抖落出一笔陈年旧帐，人们才知道'97赛季刘国江执教海牛队的年薪为40万。前卫寰岛队以高出海牛的价格--8O万才把他拉走。而'97赛季执教松日队的徐根宝年薪也是8O万元。
　　1996年足球界传闻松日俱乐部花了60万马克聘请维尔纳执教，有记者认为这可能是松日俱乐部为增加他们的吸引力而有意进行的炒作，因为那时国内教头的年薪不过2O～30万人民币。
　　1995年，张京天就职于广州太阳神俱乐部，当时月薪是6000元人民币。后来俱乐部负责人称可提高至8000元，但前提条件是实现联赛"保二争一"的目标，当时球队的成绩是开赛7轮，得8分，列第10位。签约时还先扣除400O元目标考核风险奖金。联赛打完，能取得前3名又可获得一定数额的奖金。而若居第五位，则要扣除风险金2O％，第六则扣除4O％。
　　而据张京天说，当时广西某队欲聘他开出的条件是：1万元人民币的月薪，三室一厅的房子，全套家用电器，甚至还可以把一家人一道迁来。
　　四川全兴俱乐部在和古汉谈判未成以后以13万美元与克罗地亚的米罗西签订了工作合同。
　　金正男是在韩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不景气的时期来中国的，有报纸说金正男的年薪74～94万韩元之间，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赴宁波参加亚俱杯的韩国浦项制铁队主教练朴成华透露，他的年薪约1亿韩元（相当于10万美元），金正男的价码应不低于这个数字。而朴钟焕199o年任韩国国家队主教练的基本月薪就有8500美元之多，能请动他自然也是花了大价码--月薪1万美金。
　　1998年7月16日，韩国著名教练车范根与深圳平安俱乐部签订了为期一年半的主教练工作合同。对于车范根的报酬，最流行的说法是韩国权威报纸《韩鲜日报》的报道：年薪5O万美元，每赢一场球奖人民币13万元。韩国报纸称之为"震撼价"。
　　平安俱乐部董事长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证实这一传言。
　　有关知情者透露：其实这5O万美元不是年薪，而是一年半的报酬，也就是年薪33万美元左右，这一数目同其他外籍教练2O万3O万美元的年薪相比，并没有高出太多。
　　根据协议，平安俱乐部还将为车范根提供别墅或住房及专车一部。
　　有人在1998年大胆预测：以投入居中游水平的四川全兴队的米罗西为参照点，1998年各队主教练的年薪将在80～90万元之间振荡。
　　中国足球运动员及一些主教练的收入高得已经不正常，在以下的对比中将更可以更清晰地表达出来：首先，俱乐部用于支付球员薪金（含工资、奖金及队员以其它名义的所得）的支出远远大于国外足球俱乐部的支出比率。
　　1997年一个甲B足球俱乐部的实际支出为18O0万元，除去1OO万元国内交通费、2OO万元俱乐部综合管理费用、150万元用于维持二线队伍、150万元用于引进外员外，其它费用几乎全部用于支付球员和教练的薪金（该俱乐部买卖国内球员方面帐面基本持平）。该俱乐部用于支付球员和教练薪金的比例达到俱乐部总支出的65％以上。另一个甲A俱乐部，由于是刚升级而来，又加上财大气粗，1997一年总投入近4O00万元。其中用于支付球员和教练的薪金约占总支出的70％。
　　1993年，中国一个俱乐部赴德国考察时，发现德国麦德里西俱乐部的支出情况是这样：一、薪金和差旅费占45％；二、比赛场地租金及裁判费占11％；三、买进球员占33％；四、行政人员工资及办公费等4％；五、场地维修费占4％；六、其它支出占1％；七、服装器材占2％。
　　运动员的年薪一般在10万至1OO万马克之间，由三部分构成：一、每月基本工资占30％；二、出场费占35％；三、比赛奖金占35％。
　　谢菲尔德星期三俱乐部的支出在'94～'95赛季，球员工资和奖金占4O％，商务活动支出占21％，工作人员工资占16％，足球方面的支出占12％，行政管理和场地维修占11％。
　　欧洲几个老牌职业俱乐部，它们的年度资金使用内容平均起来看，商务活动消费款项约占18％、足球动消费约占10％，行政管理和场地设施约占9％，用于补贴买卖球员的更好发展的预留费约占13％，最大的开销方面是120人左右的俱乐部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保险和其它福利等，约占51％。
　　运动员、教练员的工资奖金是俱乐部最大的支出，全世纪基本如此。但是中国球员薪金所占的比重确实太大，已经影响到俱乐部在其它方面的支出。
　　其次，和中国国内普通城市公民的工资相比，球员的薪金与之差距太大。
　　在大连当地，普通市民的月收入一般在700元左右，那么一年的收入也就是1万元上下。而万队的普通球员最低年收入也要在4O万元以上，和普通市民相比，其年收入是普通市民的4O倍。如果是大牌球星，那就要达到1OO倍以上。
　　国外绝大多数球员工资数额一般为普通公民的工资的5～10倍。奖金的发放形式又各有不同。
　　在德国，甲级足球俱乐部球员的收入一般是一般工薪阶层的8～1O倍；亚洲的日本，1993年职业足球选手的平均年收入是84O万日元，是同龄大学毕业生收入的4～5倍左右。
　　一位教练员曾私下说："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动不动就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这是极不正常的。无论是谁都会问心有愧的。"
　　再次、按照劳动量计算，球员的高薪也是不正常的。
　　甲A球队的出场费一般均在赢奖3O万元以上，平奖2O万元以上，如果球队的成绩稳居中游，一上下来正选队员平均每场的出场费在一万元以上。工资除外，仅计算出场费，队员上场一分钟收入达1O0元。这在中国可以说是"天价"。
　　相比之下，大学教授的"每分钟出场费"就少得可怜。课时费仅五、六十元，每分钟收入一元钱上下。
　　队员收入过高，是足球泡沫化的一个缩影，对中国足球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一、使许多足球俱乐部不堪重负，陷入财政危机，甚至要退出足坛。
　　像武汉雅琪俱乐部，1997、1998年两年注入资金约SOOO万元，其中大部分都用于球员及教练的工资和出场费了。以主教练为例，殷立华一年需3O万元左右，而朴钟焕的月薪高达1万美金，据说戚务生的月薪并不在朴钟焕之下。1997年雅琪身处甲B的时候，球员月薪最高为9000元，最低为400O元；在奖金方面，主场赢奖15万元，客场赢奖2O万元，平减半。等到升至甲A，球员的工资、奖金立刻翻了一番，赛季还没有结束俱乐部就已经支持不住了。
　　大多数足球俱乐部的财政困境都是出在无力支付队员、教练员的高收入上。
　　二、使一些足球俱乐部财政压力过大，顾此失彼，不利于对后备球员的培养。
　　许多俱乐部可谓财大气粗，但是他们却一直没自己的三线队伍，当要参加比赛时，就赶快去买或者租队伍使用。其实投资者投资三线队伍的费用不过是二百万元左右，也就是一个大牌球星的一年的收入。但是由于俱乐部的资金紧张，常常捉襟见肘，付了这边就不能付那边，因此三线队伍的费用往往要为大牌球星让路。即使俱乐部的三线队，也常常是生活窘迫，得不到俱乐部太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小队员常常报怨，不仅生活条件没法和一线队比，就连找一张球票看比赛都很难。
　　三、久而久之，将引起球迷乃至社会公民不满的情绪。
　　在足球王国意大利，就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1994年世界杯大赛后，萨基作为意大利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他的收入状况被新闻媒体公开，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那么萨基的工资是多少呢？按他同国家足协签署的四年合同规定，四个赛季的总收入约合76O万元美元，平均每年为19O万美元，这里还不包括优厚的出差与比赛补助，奖金则相当于球员的两倍。当然，工资越高，税率越高，萨基也需要纳税的。
　　扣除税金，加上奖金与补贴，远远突破1OO万美元。对于这一高薪的工作，退休工人、贫困职员、失业大军的反应完全能够想像得出来的。
　　当时的意大利全国街头罢工、示威游行的浪潮连绵不断，民众对政府削减卫生医疗费、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开支怨声载道，而国家队教练每年突破1OO万美元的纯收入对这些深处困境的人是不可想象的。足协主席马上出来解释道：新闻界披露的消息是符合事实的。不过他再三强调人们要冷静考虑，因为足球不同于其它，"足球毕竟是足球"。
　　他说，萨基作国家队教练享受优厚收入是合理的。因为他毕竟为国家立下了特殊的功勋。1994年美国世界杯大赛，意大利队虽然在点球大战中负出，仅仅获得了亚军，但他们还是从美国拿回了2600万美元的收入。而且意大利足协对此事专门作出了说明，认为萨基工资并非秘密，也不是新闻，意大利奥林匹克季员会对此一目了然，这属于足球领域的正常支出。
　　全国足协尤其指出，萨基的工资并不靠国家财政支付，而是来源于企业赞助。足球彩票的可观收入一部分进入国库，一部分赞助足球俱乐部和足球协会，萨基的工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其实，在意大利享受高薪的又何止萨基一个人。但是，巨大的反差存在绝不是好事，尤其是在很多人才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
　　四、金钱膨胀了一些队员的狂妄，甚至扭曲了一些人的灵魂。对这个足球运动员整体素质的提高不利。
　　面对滚滚而来的高薪，他们无所适从。只有一掷千金，拼命挥霍。贝肯鲍尔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也犯过此类错误，不停地更换跑车，等他年纪大了，才幡然悔悟。而现在欧洲年轻队员，身边都有代理人指导，懂得怎样用赚了的钱去购买股票和投资企业。中国球员们很多还是豪华酒楼的幼稚消费者，经常是三五成群到大饭店痛饮。某队几位大牌球星一起外出吃饭，由一位前国脚请客，他揣上3000元，没想到随行同伴立刻嘲笑他小气，他一气之下又抓起一把百元大销，一次请客就有六、七千元之多。
　　这种高薪状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甚至有一天会拖跨整个中国的足球事业。
　　面对足球运动员的高薪问题，中国足协和部分足球俱乐部也采取了相应的态度。
　　有些俱乐部为支付球员的高薪苦不堪言。但是在国内踢对者少、俱乐部多的情况下，队员是"大爷"。
　　每年的海埂春训，不仅是体能测试的鬼门关也是俱乐部的鬼门关。各队队员之间非常熟悉，有时推开门，就会发现好几个队员在聊天儿，内容自然少不了收入这一主题。常有教练庆幸：幸亏咱们的队员都签了，否则在这种队员们东拉西扯的情况下，咱们水平高的队员非被别人拉走不可。也有的教练说：就凭这个，海埂集训也不应该搞下去了。这说明队员之相互攀比的坏习气给俱乐部的经营加大了困难。
　　这边话音未落，那边就真出事了。1995年3月2日，沈阳华晨队的队员罢练。
　　队员说在与俱乐部签约之时，俱乐部承诺，工资待遇达到甲级B组中上游水平。于是球员一一欣然签了字。但到了海埂与其他队员一接触，就对其他队员的工资待遇有了数。对照自己时发现自己的工资仅比天津二队略高，排在倒数第二位。队员们自我感觉受骗了，便联合找到主教练，要求增加工资。主教练无法，只好一边安抚，一边与俱乐部方面联系。
　　这样，4月2日和4月3日就出现了13名队员罢练的情况。其它俱乐部看在眼里，怎能不怕在心里。
　　中国足协早在1996年的广州足球工作会议上就制定了《中国足球俱乐部工资制度》，对各级球队的收入作了详细的规定。
　　并且严肃指出，如果俱乐部不按规定执行，将视情况停止一场以至全部比赛资格，停赛场次将判0：3告负，并要严肃处理并追究俱乐部领导者的责任。
　　据了解，对中国足协的限薪制度，各俱乐部只有稍稍紧张了一下，短时间观望了一下，就置之不理了。略微慎重一点的俱乐部，将工资进行分割，工资没降，只是名目多了一些罢了，球员每月收入仍在万元以上。据悉广州某球队的人均工资均在万元左右，超过规定15O％以上，据测算，该俱乐部每年支付球队人员的工资就达600万元。
　　当问及球队是否害怕中国足协处罚时，许多俱乐部的回答是：为了留住球员只能这样。至于处罚，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球队同球员的合同有两份，一份报给中国足协财务核查，上面标明的工资完全合乎中国足协的规定；另一份则在基本工资以外，还标有营养费、住房补贴、困难补助等五花八门的名目。
　　有个俱乐部甚至一次性发给球员签字费、全年工资、奖金。这样，1997年，球员收入总数同以前相比，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有升高。河南建业队、天津万科队据说最初都是比较老实的球队，在工资方面按照足协的规定严格执行，但球员到海埂了解到其它各队的收入状况后，便要求俱乐部加薪一为此．河南建业俱乐部总经理立刻赶到海埂，用准备买外员的钱给球员加了工资，这才稳住了军心，没出现"哗变"。
　　另一支"兵变"的队伍是佛山队，球员到了海埂集训以后各队之间一打听，发现自己在甲B队伍中的收人几乎是排名倒数第一。不由得心理不平衡起来。加上上海浦东队又开出了高价码来挖人，一时间佛山队阵脚大乱，球员在这种情况下到了海埂的第四天就开始闹"兵变"，一直到中国足协规定的注册最后期限才罢休。
　　佛山队是怎么平稳了这次兵变的呢？球员要求的月薪1000O元，客场胜一场奖25万，主场2O万，冲上甲A另奖2O万。开始俱乐部态度十分坚决，称宁可"炒掉所有成员，去打乙级联赛"也不能助长这种坏风气。但后来发现此路不通，于是俱乐部高层只好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球员每月工资上浮2000元，加上原来的5000元共700O元，无论主客场胜一场奖20万元，冲上甲A另奖2OO万元。但球员的胃口显然比这要大，坚持要按照他们提出的条件，否则就不签约。双方陷入僵局。12月31日是转会最后期限，俱乐部以此警告球员，球员仍面不改色。眼看12月31日的最后期限到来，俱乐部最终屈服了：球员的工资多数在700O至8000元之间，下限为5000元，上限为1元；奖金客场胜一场25万元，主场2O万元；冲上甲A另奖2OO万元。佛山队员大获全胜。他们中月收入万元以上者不在少数。
　　中国足协对这些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一位足协官员在非正式场合称：中国足协人员有限，尽管明知一些队伍犯规，但限于证据难寻，足协也无可奈何。
　　1998年，由于各新闻媒体集中火力爆炒，球员的收入问题成为热点话题。
　　正在为无法完成任务而焦头烂额的税务部门在新闻媒体的启发下，蓦然回首，发现了足球界的奥秘。虽然工资只是运动员一小部分收入，真正收入是老鼠拖木锨--在头在后面。但有些地区的税务部门采劝一对一"的做法，效果也不错。如果税务部门强力介入的话，球员的显形收入会下降25％。
　　但是，由于足球俱乐部财务制度极不规范，而且世风如此，各种巧立名目花样翻新：工资、奖金、签字费、出场费、赢球奖……。而且，由于俱乐部官员的收入和教练员、球员收入也有所联系，因此发起钱来俱乐部就乐得的慷慨大方。
　　有人估计：尽管足球界的收入膨胀问题在1998年将得到控制，但2O％的幅度肯定会轻而易举地被突破。
　　按照国际惯例，一支球队的工资总额要根据俱乐部市场收入合理地来确定，向独核算、自负盈亏的职业俱乐部发展，经营较好的俱乐部可以用高薪招来好球员，但也不能随意开支票。
　　足球改革，走市场化道路，不从经济角度去思考，就总没有落到实处；不接触到审计、税收之类的经济问题，就只能说明足球市场的经济问题被表面繁荣掩盖了。
　　球员高薪问题的产生，一些财大气粗的足球俱乐部也负有相当的责任。他们为了获取优秀球员，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投入。
　　一方面对足球市场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也盲目拉高了球员的工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泡沫足球"的始作俑者。如果有一天他们所经营的足球俱乐部也陷入财政困境的话，也许他们才会认真地加以反思。
　　在足球领域，许多最后的受害者也就是始作涌者。
　　面对"噬钱黑洞"，"摇钱树"已经感到力不从心。

 

7．俱乐部与泡沫足球 

　　在世界范围内，足球是仅有的几种最易于和商业联姻的体育项目之一，它也是最容易产生泡沫化倾向的体育项目。在职业足球俱乐部产生以后，足球成了继1992年海南"泡沫房地产"之后的又一次泡沫经济现象。 
　　1994年开始的职业足球联赛，使中国走上了足球职业化的道路。足球滚入商界，商界也渗进体育，职业足球俱乐部就是相互渗透的"结晶"。足球开始影响经济，经济也开始影响足球，这是中国现代体育产业的开端，也是本轮"泡沫足球"的起点。
　　1994年甲级足球职业联赛的火爆显然是引发一切的"酵母"。
　　足球俱乐部在建立之初，在结构上还是未能摆脱前些年一直实行的体育与企业简单合作的模式，基本上还是企业掏钱赞助体委办球队。
　　当年，球员的工资比改革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最高也不过三、四千元。一支球队全年的开支最多就是几百万，而且并没有多少企业愿意出钱来赞助球队。只有少数目光深远的企业家开始涉足足球俱乐部。1994年天津队曾和摩托罗拉、康师傅等几家大公司联系赞助、广告事宜，但是他们都没有太大的兴趣，最后三星公司仅以150万就买下了天津队全部冠名及广告权。
　　出乎许多人意料，1994年中国足球联赛空前火爆。老球迷更加球迷，一些不是球迷的人也变成球迷或者半球迷。
　　体育热点变成商业热点。
　　于是，从1995年开始，商人们开始大量涌入中国足坛。他们深知，谁能在一项产业中抢先占据滩头阵地，谁就能在以后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实力强的企业抢甲A、甲B，实力弱的办足校。一时间，足球变成了稀罕之物，围绕着每支甲级队几乎都有几个竞争者。
　　这样几经周旋，胜利的老板"微笑"着走进足球俱乐部的大门。
　　好项目，投入就会有回报，这是一般性经营常识，再加上不绝于耳的国外足球俱乐部犹如印钞机般的轰轰烈烈的运转声，几乎使所有的人都相信，投资足球是能够赚钱的；更有人坚信投入得越多，回报越大。
　　于是许多俱乐部开始了投资竞赛。
　　1994年，大连万达队年投资8OO万人民币，这一数字在当时令其它甲级队羡慕不已。1995年大连万达俱乐部的投入增到1000万元之多。
　　到了1996年，甲A的投资进一步加大。每一支球队的投资都在1000万元以上。一直处于"温饱阶段"的济南泰山将军俱乐部因为在'95赛季表现良好，因此在'96赛季得到了领导及投资方的承诺。将1996年的投资额增加到1OOO万元。踌躇满志的主教练殷铁生去海埂一打听才知道，自己还是被财大气粗的其它俱乐部比在后面。大连万达、上海申花、广州松日等队的投资大约都在1500万到2000万人民币之间，其它各队的投资额也相仿。1997年一支甲A俱乐部的开支，一年最低也要2000万左右，这仅仅是可以公开的透明支出，而有一些隐性支出则是无人可知的。如买球员的签字费，打假球、收买裁判等的开支。
　　甲B队伍比甲A要省些钱，但如果要争一口气，冲击甲A，争取出线的话，那花出去的钱比甲A也少了多少。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乙级队，长春亚太的开支也近2000万左右，他们的钱主要是用来买球员。
　　球队的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球队的成绩。
　　先有深圳人创造了"深圳速度"，后有前卫寰岛队创造"寰岛晋级史"。
　　1995年前卫寰岛由乙级队晋级甲B，投入1500万元，这个价码相当于当年甲B球队领头羊深圳队的投入。1996年前卫寰岛冲入甲A，开销获得甲A联赛第五名，其帐面的支出超出了4000万元，这笔开销一点也不亚于冠军万达队。有人评价说：用甲B的球员打乙级队，用甲A的球员拼甲B，用甲A三甲实力的球员保组。前卫寰岛队在中国足坛写下了一篇"经济实力优胜论"的论文。1997年初前卫寰岛计划购买半支国家队（六个国脚），当然，也许按他们的经济实力，购买整支球队也能做到的。
　　有钱好办事，这在足坛是不争的事实。
　　天津队曾因有时捉襟见肘，影响了队伍的成绩。
　　1993年天津月季花广告公司与天津市体委签订合同，每年向球队投入2OO万元，合同期10年。有个队员很快就算了一笔帐，发现俱乐部不能为球队提供正常的运作保证，反而是足球队在养活俱乐部。
　　帐是这样算的：月季花广告公司并无实体，它是以出租天津民园体育场周围房屋来盈利的。据说盈利可达2OO多万元。三星公司每年向运动队提供200万元，属赞助性质：体育场的广告收入有1OO万元，中国足协提供甲A费用也近1OO万元，加上门票1OO万元的收入，一共可在5OO万元。假如排除月季花广告公司做为后盾，队伍一年也有5OO万资金，也不算少。有了俱乐部，非但不见水涨船高，而是两手空空。一名队员1995年需做腿部手术，就是没钱，四五千元的手术费只能由教练和队员自己垫上。这位队员对许多俱乐部老板亲赴赛场为球队加油赞叹不已。'94、'95两个赛季，天津队在两年联赛中，据说俱乐部的领导从未去客场看过球，也未给过任何额外的奖励。最初赢一场球主力队员的奖金是3000元，到后来就不了了之。
　　'95赛季天津队艰难保级，'97终于降入甲B。
　　'97赛季甲A各俱乐部的投资预算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档投资额为2OOO万元及2000万元以上，这一档次的球队包括大连万达、上海申花、四川全兴以及前卫寰岛等；第二档的投资额大概为1OOO万元至2OOO万元之间，这一档次的球队包括北京国安、青岛颐中、八一、天津三星、济南泰山等队；第三档的投资额为1000万元以下，这一档的球队包括广东宏远队、广东太阳神和延边敖东队。
　　俱乐部经营的好坏关系到球队的成绩，'97赛季甲A各球队最终排名如下：O1大连万达51O2上海申花4OO3北京国安34O4延边敖东29O5前卫寰岛29O6泰山将军28O7四川全兴27O8广州太阳神25O9颐中海牛2510八一2511天津三星2312广东宏远16从投资数量和各球队的排名大致可以看出经济投入与球队成绩之间的关系。
　　投资额度在2000万元以上的俱乐部，靠着高投入招兵买马，自己旗下猛将如云，在竞争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但是，也并不是高投入就一定会有高产出。如果经营管理不善或者钱花不到正地方，有时高投入未必能取得好成绩。但没有高投入想取得好成绩无异于镜花水月。
　　江苏队1994到1996年三年时间退了两大步。从甲A跌至甲B，再从甲B降入乙级。1997年，在名教头胡之刚的率领下，好不容易以乙级联赛冠军的身份重返甲级行列。
　　"钱"是困扰江苏队的问题。
　　1997年8月份，加佳队还在准备乙级联赛决赛时，江苏召开了足球工作会议，在省政府的直接过问下，决定建立一个5000万元的足球基金，以其利息和投资收入来维持俱乐部的生存。后来更将这个基金扩大到1亿元，但是这5OOO万元始终没有投入。由于俱乐部的"东家"金陵石化烷基苯厂近年效益不佳，对足球的投入自然不多，而且以其为代表的6家股东在合同即将到期时表示，仅仅是出于对江苏足球的"感情"，才准备继续向加佳队投资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囊中羞涩，就没有办法引进更好的教练和球员。
　　虽然江苏加佳俱乐部对主帅胡之刚有种种看法，但是打完乙级联赛，还是对他进行了礼节性的挽留。出乎意料的是，胡之刚却以俱乐部投入不足，难以在甲B行列中生存加以拒绝，绝全而去。此后加佳俱乐部先后与王宝山、陈亦明、肖笃寅、左树声等国内名帅进行了接触，均因出价低而被拒绝。一直到12月中旬才与赋闲在家的辽宁主帅杨玉敏以年薪50万元的价码签约。
　　在球员的引进方面，加佳队更因经济实力所限而不能大有作为。俱乐部无法买进管用的大牌球员，只得退而求其次租借球员，并先后与北京国安队、大连万达队、济南泰山队等队联系接触，但仍租不起"星"级人物，最后只得租用两名泰山队的队员。在外员引进方面，俱乐部更不敢大举出击，为了不花冤枉钱，定下引进外员实行责任制原则，谁出事谁负责。
　　山东队也是个例子，不过是"唯经济论"的反证。
　　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时，泰山俱乐部是把山东省足球队一、二队合编，然后将队伍拉到省体育中心，挂上了一块牌子，就算是俱乐部成立。那时泰山队的凄惨状况外人是很难知道，每年只有不到1OO万元赞助费。济南人民商场买断泰山俱乐部的胸前广告只花了8万元。没有钱就要"节约闹革命"，于是教练、队员们住在体育场的看台下面，几个人一间大房子，夏天被蚊子咬得无法入睡，还是几个仗义的记者、球迷朋友送来了蚊帐和灭蚊灯。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则住在体育场的另一端--也是看台下面。陈亦明当年来山东联系宿茂臻等转会事宜，看见成绩颇佳的泰山俱乐部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办公不由得大惊失色。而实际上，俱乐部在这军一直住了3年。当时国内名将身价飞扬，而泰山队主角宿茂臻拿到了3500元的月薪就已经让同队的其他队员羡慕不已。
　　1995年济南市政府对泰山俱乐部的投入提高300万元，泰山队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因为涨船高，俱乐部的开销也大了。足协杯赛程不到一半，泰山队却连去沈阳作战的差旅费都付不起了--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在足协杯赛中取得了极好的成绩。这两年泰山俱乐部几乎完全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专业队水平。
　　除了主场票务经营权外，俱乐部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经营项目和收入渠道，体制上更像国家机关而不是企业。由于政府的财政也并不宽裕，靠财政输血是买不起外籍球员，也请不起外籍教练的。连给队员提高工资都很难做到。职业联赛之初的前两年，泰山俱乐部一直都是甲A各俱乐部中经营和广告创收最少的俱乐部之一。
　　'96、'97赛季，俱乐部的日子有了改善，将军集团每年有65O万元冠名资金，亨利公司买断了主场经营权，济南市政府每年仍有300万元赞助资金。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提高，可是俱乐部的体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泰山俱乐部的负责人仍然是行政干部。
　　但是，这种相对于职业化的落后体制并没有影响泰山队打出了高于其经济实力的好成绩。个中原因，首先是因为泰山俱乐部拥有一批令其它俱乐部眼热不已的精兵强将，阵容极其整齐；其次是中国足球职业化还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并不是制约比赛成绩的唯一因素，相对来说比较团结的泰山队比那些经济基础好但内耗不断的队伍更容易取得好成绩。但是，如果俱乐部能为队伍提供更有实力的支持的话，焉知泰山队不会在联赛"三甲"中走一遭？
　　随着职业化渐成规模，体制落后对泰山队生存和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缺少先进管理机制，缺乏雄厚经济后盾和优秀内外员的泰山队在甲A征程中有些步履艰难了。
　　1998年，泰山俱乐部终于找到了强有力的后台--山东鲁能电力公司，并将俱乐部办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公司。
　　1996年和1997年是足球投入最火的两年。
　　1998年一些俱乐部的投资略显温和，有的仍然势头不减。
　　也许从刚刚结束'98赛季的甲A名次中大家会悟出点什么。
　　O1大连万达62
　　O2上海申花45
　　O3北京国安43
　　O4广州松日36
　　O5四川全兴34
　　O6青岛海牛32
　　O7前卫寰岛32
　　O8武汉红金龙32
　　O9山东鲁能32
　　1O沈阳海狮31
　　11延边敖东31
　　12深圳平安3O
　　13八一29
　　14广州太阳神20
　　成绩排在头三名的球队分别属于三个最有经营特点的足球俱乐部。万达俱乐部是几年来投入势头最旺的俱乐部；国安是经营得最稳的俱乐部；申花是收入最高的俱乐部。
　　而在降级的球队中，八一是商业味最淡的俱乐部；而太阳神来自于球市低迷的广东。
　　连续几年的大规模投入，使足球比赛竞争更加激烈，球市火爆异常；也使足球运动水平有了快速提高。足球运动本身收获是巨大的。
　　然而，巨大的投入开出了灿烂的足球竞赛之花，却没有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几年下来，绝大多数足球俱乐部不要说盈利，连收支平衡都无法实现。大多数处于亏损状态。
　　就在中国足球飞速膨胀的1997年过后，辽宁一位聪明的农民兄弟站了出来，帮中国的足球俱乐部算了一笔帐。
　　他是以沈阳海狮俱乐部为例进行推算的。
　　沈阳海狮1998年有13个主场，每场3万人看球，球票每张2O元，每场6O万元，13场共计78O万；每场冠名费1O万元，13场共计13O万元；胸前背后广告收入400万元；球场边的广告收入计1OO万元；总收入共计1410万元。除去各种因素，最后俱乐部实际收入1000万元便是上限了。
　　而在1998年1月19日沈阳电视台播放了"庆祝海狮甲B入甲A"节目时，沈阳领导讲的1998年俱乐部的三条任务，其中一条是金客公司1998年必须投入400O万元左右，保级进九，达不到目标俱乐部换人。
　　4000万元－1000万元＝3000万元
　　这3000万元的窟窿由谁去补？
　　猜测归猜测，真佛终于露像了。
　　1998年，继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戴大洪以后，又一位俱乐部的经营者向新闻界披露了中国足球的尴尬。在中国足坛，"泡沫足球"这说大家传来传去，却始终未见真迹，而当雅琪集团的老板周建国决定转让武汉雅琪俱乐部的股份时，抛出的数据不能不令人震惊。
　　1996年12月29日，湖北服装企业美尔雅集团将球队卖给了同样以服装为主的民营企业雅琪集团。当时，球队有2OO万债务，而据周建国说，那时运动员每人只有一套换洗衣服，全队只有6个训练用球。
　　而他之所以这么勇敢地接手这支队伍，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把足球当作一项产业来开发，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那么他们就可以盈利。
　　然而，现实的残酷却给了满怀信心的经营者们当头一棒：1997年，雅琪集团投资259O万元，回笼8OO万元，亏损了近2000万；1998年，投资近300O万，收入1000，亏损2000万。
　　收入主要有球票收入、广告收入、冠名权（红金龙集团以38O万元买下了冠名权）、电视转播费（武汉电视台全年转播费12O万元）4项收入。2年间，雅琪集团投人超过5000万元，收入却不到2000万元，亏损3000万元，而他们的营业额却只有一个亿。他们不得不考虑及早抽身了。而投入的5000万元，绝大部分是企业多年自身的积累，真真正正的是血汗钱，小部分是银行贷款，雅琪人不能不心疼，也不能不心惊了。
　　周建国仍然认为，投资足球从长远来看是能赚钱的。但是目前环境还不行，足球还没有被当作一种产业来开发，足球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确立起来，这制约了足球市场的发展，目前一家效益较好的甲A俱乐部，年收入可达1000～1500万元。
　　大连万达俱乐部，1997年有"十强赛"的赚钱机遇，门票、赞助、电视转播、产品开发、从足协的收入诸项收入的总和，只有投入总额3O～4O％，高投入与低产出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
　　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单从帐面上来看，很多俱乐部都是只赔不赚的。也就是说依靠俱乐部本身的经营不能维持自身的投入，必须依靠"后台老板"和其它方式的投入。
　　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下，足球俱乐部要面对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足球产业收入的渠道还没有全面打开，该收的钱收不到，或者收不到那么多；另一方面又要支付迅速膨胀的球员的工资，这两个方面出现巨大反差。
　　中国足球出现了"泡沫"现象。
　　一些辛勤的俱乐部中老板们不辞辛苦、不惜重金修建金碧辉煌的足球大厦。他们在等待着收获。
　　足球大厦徒有华丽的外表，在外表下掩盖着的是亏损、资金周转不畅和沉重的负债。
　　投入的是黄金，收获的是"泡沫"。这种状况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早在1996年，就有人撰文称中国足球是"泡沫足球"。但是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没有引起投资俱乐部的老板们的认识。
　　说来也是，一二篇关于"泡沫足球"的文章怎么能阻挡住吹制泡沫时的强大气流呢？
　　"泡沫足球"的概念是从日本的"泡沫经济"一词借用而来的。"泡沫经济"本来特指90年代初开始暴露出来日本的经济虚假繁荣现象。日本长期高速投资终因"泡沫化"不得不放慢步伐。
　　日本的房地产业是日本泡沫经济的代表。日本的房地产公司不考虑房地产市场需求状况，盲目地从"住宅专业银行"大量贷款，投资于房地产。
　　结果由于市场狭窄、销路不畅，房地产出现大量积压，上兆亿贷款无法归还。住宅银行形成大量"坏帐"，以至于日本政府不得不出面挽救残局。
　　日本足球如同日本经济一样，也出现"泡沫"化倾向。在"泡沫经济"原产地日本，"泡沫足球"自然构成了"泡沫经济"的一个部分。
　　1993年5月日本仿效欧美国家推出了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开始足球商业化和职业化的进程。
　　职业足球联盟从初创之日起就以提高整个联盟的水平为其宗旨。联盟为俱乐部引进球星和外籍教练，力求各队力量均衡。
　　经济大国日本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惜在全世界大撒美元，引进了数十名外籍教练和球员，其中不乏济科、利特巴尔斯基等世界顶级球星。
　　由于亚洲足球的整体水平有限，再加上日本联赛刚刚起步，一些年轻力壮的当红超级球星对于日本足球联赛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因此到日本踢球的多是足球生涯已近黄昏甚至挂靴后重出江湖的外籍球星。日本被看作迟暮足球英雄的好去处。
　　首届日本职业联赛有1O支参赛队，共聘请了56名外员，其中3O岁以上的约占9O％。共进行了18O场比赛，共进了532个球，外员就进了215个，大放异彩。其中参加过1982年世界杯决赛的阿根廷球星迪亚斯虽然已经是34岁高龄，但独进28球，荣获射手榜冠军。来自巴西的拉莫斯（现已加入日本国籍）是川崎绿茵队的中场核心，虽然已过而立之年，但威风仍不减当年。据球场计算机显示的统计资料表明：凡有外籍球早的比赛几乎场场爆满，特别是有济科、莱因克等举世闻名的超级球星参加的比赛。
　　巴西的济科、英格兰的莱因克、德国利特巴尔斯基、意大利的斯基拉奇，在日本足坛上有"四大天王"的美誉。他们曾是世界足坛上光彩夺目的明星。但岁月不饶人，年纪大了以后，他们便纷纷赴日本淘金。
　　中国也有高龄球员在日本踢球，象当年的高升、沈祥福等都在富士通队踢球。其中贾秀全是中国在日本身价最高的球员，红极一时，是唯一在日本十大职业足球俱乐部踢球的中国球员。
　　在日本足球界评出的二十名最佳球星中，贾秀全榜上有名。
　　日本球迷之所以对日本职业联赛有极高的热情，外籍球星的加盟起了重要作用。一般每场球赛平均有1．8万人观战，这个数字即使在欧洲，也可以说得上中上等水平。凡有球星登场，尤其是象济科、莱因克这样的高价球星参赛，观众人数明显增多，一般都超过2．5万人。日本联赛在最初两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日本足球联赛开赛第一年的收入是2485亿日元！而1993年正是日本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足球产业的开发却如此成功，人们看到了无限美好的前景，不能不欢欣鼓舞。当年的门票收入为140亿日元，还有许多球迷为购买球票而烦恼，甚至球队背后财团的工作人员都为搞不到球票而抱怨，其球市火爆可见一斑。
　　1994年，日本足球联赛继续升温。观众总人数为517万人，1993年每场观众人数为18397人，而1994年则提高到19598人，门票收入则提高到17O亿日元。
　　日本职业联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与日本各界长达十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是分不开的。政府部门、体育界、企业界、民间团体以及新闻界都参与了职业联赛的创建工作。
　　为了职业联赛的长远发展，日本足协在经济上也力求各俱乐部收入平衡。职业联赛的冠名、主要场地广告、电视转播权、联赛标识、俱乐部会徽以及吉祥物等均由联盟统一管理销售，其收入由联盟均分给各俱乐部。联赛的门票、部分场地收入广告以及队服广告则由俱乐部经销。这一做法也取得了极大成功。联赛实施不到两年，俱乐部98％的经费已基本实现了自给。
　　日本足球人对日本职业联赛寄予了极大的希望，甚至希望它成为继欧洲五大联赛之后的又一足球盛典赛事。
　　火爆了两年之后，联赛开始出现萧条。
　　最为明显的就是上座率逐年下降。1994年平均每场人数为19598人，1995年降至16922人，1996年再减至13353人，而到了1997年，平均入场人数才互万人出头。观众人数的骤减使靠门票收入为主的俱乐部不堪重负。一些大企业也在考虑出售自己手中的俱乐部的股票。这对于俱乐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电视收视率也仅相当于初期的三分之一，电视公司被迫采取相应对策，大幅度减少全国直播比赛场次。
　　第二届日本职业联赛冠军川崎贝尔迪队、市原东日本联队竟然想要退出日本联赛；清水艾斯帕尔斯队已接到银行发出的破产通知书；平家贝尔马队、广岛桑扶莱切队和福冈阿维斯帕队也已经经济恶化。
　　清水俱乐部通过减少球员人数将工资总额削减了3O％；广岛桑扶莱切队面对经济危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将球员的工资削减至原来的49％。低薪是无法留住大牌球星的，一些明星纷纷另谋高就。韩国国脚卢廷润率先离开了日本联赛而去，川崎贝尔迪队拥有三浦知良等明星，他们不得不减少球队职员，紧缩银根，为球员工资求得一线生机。东日本铁路的总裁松田想要出售市原东日本联队5O％的股份。也有的俱乐部在降价甩卖门票。
　　威胁日本联赛生命的还有一些经济丑闻：浦和红宝石俱乐部主席清水康夫涉嫌团体诈骗，日本前国脚大岩和平野涉嫌偷漏个人收入税的等等。
　　日本足球改革之所以出现以上的问题，日本一些足球界人士认为日本足球联盟迅速扩张是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人在日本联赛初期投入的钱比韩国1O年职业联赛的总和还要多，但巨额投入换来的是浮躁。由于联赛初期极大成功，一些足球官员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忽视了发展足球的根本在于基础建设。他们急切地希望通过增加甲级球队的数量，进而增加比赛场次来扩大球市规模，从而提高足球联盟的收入。参赛的甲级队已从10支发展到16支，而且，日本足联计划到1999年使甲级队扩充到19支。但是，匆忙扩军，使得根基还不牢固的日本球市不堪一击，观众觉得比赛质量不断下降，看球的兴致每况愈下。许多观众于脆对日本联赛失去了兴趣，令择所爱，转向棒球、相扑等体育项目。
　　东日本铁路的总裁松田说："日本足球还落后发达国家3O年，现在强行上马日本联赛不合适宜。但是足联仅靠无度地扩展日本联赛规模来支撑残局。一些联赛组织者仅想到了利益，拼命地增加日本联赛队伍和增设乙级联赛更显得荒谬。如果日本联赛队伍不缩减至支，我会考虑退出日本联赛。"
　　引起联赛倒退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盲目提高球员工资，从而使俱乐部刚刚形成自我造血功能急速萎缩，结果重负难释。日本联赛创建之初，一切都按照欧洲五大联赛的模式运作，原来本是无名的亚洲二流球员，一下子成了全国瞩目的大明星。
　　以三浦知良为代表的第一代日本球星在日本风光无限，着实挣了几年好钱。三浦知良一年的收入达到2OO万美元，而巴西国脚莱昂拿多这样的球星年薪也不过1OO万美元。
　　而当日本联赛全线崩溃的时候，日本联赛主席承认了他们出了些错误："爆炒球员身价，使球员工资一夜之间达到了天文数字。应当承认球员的工资是畸形的，他们的水平与收入不成比例。毕竟日本联赛是一种尝试，一切还在摸索中。取得1998年世界杯出线权对日本联赛太及时了，否则我和许多人都将与日本足球同归于荆"然而，1998年世界杯亚洲球队大溃败，日本也未能幸免。
　　对于国内足球出现的泡沫化倾向，我们该怎么办？

 

8．“壳资源”在频频换手 

　　在国内第一批涉足足球俱乐部的投资者中，不乏高瞻远瞩的有识之士，他们一眼就看中了甲级足球俱乐部资源的价值。 
　　中国的足球甲级队在1996年甲A扩军之后不过才26支，其中甲A14支，甲B12支。按照一一对应的所有权关系，全国共有26个甲级足球俱乐部。
　　甲级足球队和俱乐部的"资源"数量奇少，简直可以和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大熊猫"、"东北虎"的珍稀程度相比。在浩如烟海的企业群落中，足球俱乐部可谓凤毛麟角，它不愧为经营领域里的"珍稀动物"。
　　通过以下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其珍稀程度。
　　全中国32个省市自治区，而足球俱乐部只有26个，每个省平均不上一个；全中国12亿人口，平均起来4000余万人才拥有一个甲级职业俱乐部；全中国8O0余万家工商企业，每3O万家企业中才有一个B级足球俱乐部。
　　其稀少程度从绝对数量上在国内仅多于通讯（按总公7计）、保险公司等的企业数量，少于上市公司的数量。
　　几年前，当上市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模式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时，引起了企业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名额少，而且上市公司又具有一般企业所不具备的融资等功能，使上市公司炙手可热、身价飞涨。
　　大中型企业纷纷争抢上市公司名额，想方设法争取上市。直至现在，上市公司名额的竞争仍然非常激烈。作为一个企业，要拿到一个上市公司的名额是相当困难的。
　　一些企业由于直接搞不到上市公司的名额，就通过产权交易向其它公司购买上市公司的控股权以获得上市公司的经营权。上市公司的经营权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它能够为企业的经营带来方便或者更多的利润。这样就使上市公司的"名额"--经营权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价值。
　　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将上市公司的经营权，赋予了一个新的名称--"壳资源"。
　　这几年，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不仅存转让其经营权要以每股净资产为基数议价转让，而且大多数地方政府都作出了不成文的规定，当地上市公司的"壳资源"不准出盛出市。也就是说在转让上市公司经营权时，不允许外省市的企业购买。
　　实际上，许多在数量上受到人为、自身或者自然限制的一些类别企业或多或少都具有"壳资源"的性质。
　　有人曾经试图给一些"壳资源"报价：
　　比如，省级信托投资公司价值1亿；上市公司价值3000万等。
　　也有人说甲A足球俱乐部的"壳资源"值2000万元、甲B俱乐部1000万元。
　　既然是"壳资源"，在资本市场上就应该有相应的位置，就可以进行产权交易，就可以不断换手。企业经营了几年，因为某种原因易主，从产权交易的角度看，是非常正常的。
　　从1997年底，1998年初出现的，甚至被足球界某些人称为俱乐部"抛售潮"的稍有规模的俱乐部换手，实际上就是中国足球产业进入资产经营的开端。
　　几个俱乐部的易帜各有特色。
　　天津三星队降入甲B以后，天津市体委决定将浪迹乙级的万科与三星捏成一支队伍，重振天津足球雄风。这支队伍被定给币领导看好的天津开发区有限公司。但是'97赛季投资三星的立飞集团认为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执意要以400O万元左右价格将天津队转让，万科公司也不甘示弱，喊出1500万元价格。天津开发区杀价利害，只出5OO万元，多一分免谈。但既然是市领导定下了，三方最终都得让步，也就把事情办了。价格是2300万元。
　　这次易帜的核心是对球队力量的调整。
　　而佛山俱乐部队的转让则具有从经济困境中"解脱"性质。
　　距甲A只有一步之遥的佛山佛斯第在1997年居然落到为保级而战的惨淡经营状态，究其原因再简单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佛山佛斯第队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后盾，虽然从市政府、市足球基金会以及佛斯第集团总共拿到11OO万元，但对于佛山这样一支球员收入要求越来越高的球队来说，显然入不敷出。整整一年，佛山队负债经营。结果主教练王宝山离队，到云南红塔山俱乐部任总经理。
　　1997年9月，云南红塔集团便有意收购佛山队，但当时俱乐部意欲重兴，予以婉拒。甲B"牌子"的本身就是一笔财富，某市政府称有意以3000万元将佛山队买下，而来自重庆的嘉陵集团也有同样的意图。
　　1997年甲B联赛结束后，中央电视台披露：佛山足球俱乐部亏空200多万元（包括拖欠球员、教练的几个月工资），欲拍卖偿还负债。佛山俱乐部是由佛山市政府、城区政府、足球基金会和当地企业多头参股，从一开始就没有落下体委的痕迹。它在经济行为中诞生，在经济行为中运行，又在经济行为中拍卖。
　　佛山市、区两级一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认为：两级政府拍卖球队的决定是正确的。
　　佛山足球俱乐部经营方向和思想有偏差，导致佛山足球队产生"四高"现象：高投入、高工资、高奖金、高消费（这实际上是中国足球的普通现象），产生了不良的社会效果。
　　佛山足球俱乐部有"无底洞"之嫌。1996年，花费达96O万元；1997年，上升至1400万元，拖欠球员工资、奖金，另负债8OO万元。
　　球员对工资、奖金在队内攀比，在队外攀比，既影响团结，又影响成绩。
　　球票价格上涨速度过快，从15元暴涨到3O元，4O元，以致8O元，1OO元以上，使广大球迷产生不满情绪，向各级投诉不断增多，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市政协副主席多次向两级政府、人大、政府反映俱乐部存在的严重问题。
　　1997年12月3日，佛山足球俱乐部主任在《转让协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佛山足球队就此消失，交易价格为1600万元。
　　通俗地讲，佛山市人民不愿意再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白白养活一些能吃饭却不好好干活的球员了。卖了球队是一种极大的解脱。
　　对于买方厦门来说，这笔交易却很合算。
　　1997年，深圳金鹏是以3000万元成交的；但到了1998年，厦门仅花了不到2000万元（1600万元），就将佛山队买到手中。
　　有人粗略地算了一笔经济帐，现在要组建一支具备相当竞争力的乙级球队，怎么也要1000万元左右的投入--这还不能保证一定就冲得上甲B。所以，仅仅一个甲B的名额，也值1000万元了，更何况还有佛山队教练、球员这些有形资产呢！由此可见，低价买进佛山队是一笔极便宜的交易。
　　银荔俱乐部的"解脱"步了佛山俱乐部的后尘。但是，银荔俱乐部并没有将事情公开化，闹得满成风雨。广西银荔队一直处于举步维艰的状况，安徽乐普生公司闻之窃喜，因为乐普生公司经营球队已有几年的历史，却始终冲不上甲级。1998年安徽省领导发了话，一定要在明年的甲B联赛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乐普生公司深知，这一目标单靠原班人马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拍出1560万兀将银荔教练、球员全部端到了安徽。乐普生公司认为自己做了笔漂亮买卖，因为银荔队实力在乙级队中是超一流的。
　　豫园是在政府的指令下极不情愿地干了一年足球俱乐部，在行情较好的申花和浦东两个俱乐部的夹击下，豫园想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是很困难的。在经营一年以后，豫园拂袖而去，继任者东方以1900万元购了豫园以后再生变故，最后经营者变成了航星。
　　老板们纷纷抛售手中的球队，并且球队卖价越来越低。这说明：中国足球价格曲线正在下行。
　　如果在完全市场状态下，这种回落并没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因为职业足球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相对于业余体育来说，是作为一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其产生、发展、兴衰主要受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影响。
　　足球的市场价格，也是在供求关系影响下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供小于求时，价格高于价值，并吸引大量商家投身足球；而从事足球的商家渐多，逐渐达到供求平衡时，价格便等于价值；等到供大于求，价格就会低于价值。一些商家看到无利可图，便纷纷撤离；而在商家们一旦撤离，则市场上又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从而又引起下一个波动……深圳金鹏俱乐部转让给红塔集团一事，倒颇具资产运作的味道。
　　由深圳市足球协会会长利焕南和他的企业--金鹏集团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操持起深圳金鹏队。金鹏队横空出世，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它彻底否定了1997年之前深圳足球队的会员制模式，让人们对于职业足球大潮冲击下的中国足坛有一次全方位审视的机会。某种意义上讲，金鹏队能够在不声不响中冲上甲B，在不张扬间险些拿到了一张甲A入场券，与其灵活的经营和运作模式不无关系。不过正如凡事有利必有弊一般，金鹏集团的独立运作免除了禁锢中国足球的传统条条框框，却也带来了经济与经营上一定程度的力不从心。在'97甲B比赛剩下3轮之际，将股权出让给财大气粗的云南红塔集团。在商言商．金鹏集团两年来2000余万投入换来3500万元产出，自然是再成功不过的"资本"经营了。
　　然而，1998年1O月19日利焕南在足球报上又为其转让足球俱乐部重新注释，就让人感到别有一番味道了。
　　1998年9、10月间，雅琪、万达分别宣布退出足坛，引起了国内足球界的巨大震动。许多报纸借机大肆炒作，大有"山。
　　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为整个足球产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似乎一场大规模的俱乐部"换手"的战斗即将拉开序幕。
　　两个俱乐部发出退出足坛信息都是带着冲动，但风格截然不同。
　　武汉雅琪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周建国采取以"痛说家史"的方式向新闻界将底牌和盘托出。并且，雅琪俱乐部还在Internet网上公开发表俱乐部出让股权的声明，首创了中国足球俱乐部利用Internet网操作转让股权的先例。
　　周建国的这种方式与现阶段国内炒卖企业时事先包装，经一过炒作再推向市场的方式相反，不包装反而要卸妆，倒表现出了这位男子汉的直率。
　　而大连万达俱乐部总经理王健林宣布退出足坛的方式却别具一格。他利用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发动了一次高能级地震。
　　屈身甲B的辽宁队在足协杯赛中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将北京国安挤出了四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前进的脚步将止于强大得令人望而生畏的万达队的门前。但是，他们又一次爆出冷门：将万达挤出足协杯赛决赛。并且，引发中国足坛的另一场大地震--以大连万达队为首的足球俱乐部的大溃退。
　　在首轮比赛中，双方以1：1战平。9月22日，万达队在第二轮中尽遣主力，但120分钟仍然没有令以年轻队员为主的辽宁队臣服。在点球决战中，万达队告负。万达俱乐部董事长壬健林及其随行人员当时就冲向裁判，指责俞元聪判罚不公。
　　大连方面认为俞元聪本场至少有三个点球该判而没有判。
　　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王健林出语惊人："我本来不应该参加新闻发布会，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搞了5年，虽然有进步，但比赛场上黑暗面太多了。因此，我郑重提出两点：一点，万达队足球俱乐部将对本场比赛的执法全力申诉；二，基于目前的现状，搞足球还不行，因此我正式宣布，今年联赛后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抗议。"
　　9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王健林称所做的一切决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作出的。他的发言被，总结成五点意见：一、98足坛黑哨太猖狂。昨天的比赛点球不吹，进球不算，如果就是因为万达打得不好，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事实上片不是如此。两支水平相差无几的球队对垒，机会只有那么几次，却全被俞元聪给破坏了。今年中国足协因错判，两次给延边队发出致歉公开信，处分裁判也是历年来最多的一年。过去黑哨一般都发生在客场，而今年明目张胆地落到了主常据说昨天中场休息时，当时比赛监督还给过俞元聪警告，但他肆无忌惮，明显是有人不想让我们拿双料冠军，嫌我们太咋眼。依皮往的事例看，向中国足协申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二、对中国足球已失去信心。出现这种黑哨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根治的办法。吹一场黑哨比老老实实地吹几百场比赛挣得多得多。中国足坛管理者没有拿出让广大球迷和俱乐部满意的办法。中国足球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2OO2年世界杯照样没戏。我们集团不仅对万达队，对中国队也曾做出过重大贡献。上届亚运会赞助了1O0万，前年国家队组队拿出了18O万。去年十强赛拿出了17OO万，其中合同规定是1000万，我们自愿多拿出700万包括包机等费用。我确实发自内心地希望中国队能冲出去。其实我们队不只是今年，在以前也曾受过黑哨影响。万达队已经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俱乐部目前已经对中国足球丧失信心，所以我们决定退出中国足坛。
　　三、希望万达集团退出中国足坛这件事能给中国足球界的领导和全国球迷提个醒。全国的冠军俱乐部被公认为最有潜力，运作也最好的俱乐部都不得不退出，希望中国足坛的上层能够因此反思。
　　四、万达俱乐部在联赛结束后，将面向全国转让万达俱乐部股份。如果大连市的企业想购买万达队将作无偿转让，包括二、三、四线队。训练基地如想购买将半价出售。如果不买将无偿使用。
　　外地企业如果想购买万达队，能冠以大连市名，也将无偿转让；如果不能冠大连市名，将实行有偿转让。所有效益将全部捐给大连体育部门。国外的企业如想进入也可以进行商谈。
　　五、万达集团不搞足球将会一如既往地热心公益事业。
　　中国足球已经走了弯路，各俱乐部竞相投入相互攀比，致使球员收入比工薪族高出许多倍。搞了这么多年了，水平还是上不去。假如有司法部门介入，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国足球有多少黑哨和假球。
　　此时，大连已经变得无比浮躁。在比赛中，球迷们的矿泉水瓶不断地飞入场内，三名裁判员在执法结束后是捂着头冲进休息室的。而在万达队反程路上，他们那受球迷爱戴的大客车被砖头砸碎了玻璃，有人受伤。
　　大连市球迷协会称，球迷们要以静坐、示威等方式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而大连市体育、大连足协，大连万达队俱乐部和大连市球迷协会四方代表则组成申诉团赴京申诉。
　　9月29日，中国足协发布了《给大连足球协会和大连万达俱乐部的公开信》，信中说："近期以来，裁判员在足球比赛中出现了一些错漏判现象，以致在有些场次的执法中出现了严重技术失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比赛结果，导致了个别参赛队和球迷不满情绪的上涨；这些现象是中国足协和所有关心足球的人们所不愿看到的。在足协杯半决赛辽宁对大连的比赛中，裁判员出现的几次错判和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更是深感遗憾。作为主管全国甲级联赛的领导机关，我们愿真诚地接受你们的批评。你们要求处理当值裁判员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为此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已经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严厉处罚。"
　　9月3O日，中国足协宣布了对"万达退出足坛"一事的处理结果。在严处主裁判俞元聪之后，对王健林也进行了含蓄的批评。
　　万达俱乐部不依不饶，再一次上书，提出置疑，足协又作了三点解释：其一，万达俱乐部无法接受技术失误做法，中国足协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没有认真取证，怎么就知道俞元聪是技术失误，不是腐败呢？
　　足协把球又踢回去：裁判员是人不是神，在执法中出现一些失识属于正常情况，如果万达方面提供了黑哨和腐败行为的证据，中国足协表示欢迎。
　　其二，中国足协决定停止俞元聪的执法资格，这一说法不够明确，是停几场，还停几年，我们都不得而知。
　　足协称，裁判委员会按照国际惯例是不予公开的。
　　其三，万达人认为，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国足协听说某俱乐部要退出，应尽量地调解、劝说；来一个事不关己的态度，有些不负责任。
　　足协则称，万达要退出足球圈纯属企业行为，中国足协作为中国足球的领导机构，无权过问企业内部事务，况且他们去意坚决，因而中国足协所能做的只能对万达集团的决定表示遗憾。
　　中国足协的另一位官员则直言：如果仅仅因为（裁判执法争议）一件事便要退出足坛，给人的感觉是不慎重和意气用事。
　　万达集团有权决定自己是否再从事足球俱乐部工作，但是退出中国足坛，究竟仅仅是因为这场比赛的裁判问题，还是另有原因，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过，早在两年前，我就听说万达方面存在经济困难有意退出了。现在是否还存在这样的问题，万达不妨坦率地说出来。
　　近几年万达队招兵买马，造就了一支"王者之师"，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成绩的背后是高额奖金的刺激，而这给俱乐部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对万达俱乐部滥发奖金的状况，中国足协曾予以"正告"，要求按规定办事。令人遗憾的是，万达俱乐部置若罔闻，自行其是。因此，万达这次退出足坛之举不排除是借题发挥，体面地走人。
　　此言不可不谓不一针见血。
　　这使人想到了1998年初就盛传大连万达俱乐部要转让的风言风语。
　　当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万达集团受到1997年市场不景气的打击的时候，大江南北都传出了万达要变卖的消息。尤其是大连大街小巷传言四起：有人称由于万达集团自身的财政问题，已无法支撑万达队的巨大开销，因此不得不出卖；还有人称万达集团对于万达队的投资巨大，在第三次夺冠以后希望'98赛季能够休养生息。据说万达俱乐部开价为15000万元，而还价却只有5000万元。
　　虽然最后这一事件如同天空中迅速通过的积雨云，还没有来得及下雨就被吹得一干二净，但它毕竟预示了坏天气的出现。
　　针对万达集团是因为经济原因退出足球界的说法，万达人反唇相讥，说万达集团拥有3O亿元资产，每年产值几十亿元，即使是搞足球每年有些亏损，而对这样一个大型企业来说完全有能力贴得起，负担得起。
　　一年3000万，三年1个亿，万达这样的企业能这么赔而面不改色，心不跳吗？
　　万达人不是没有想过办法。为了改变俱乐部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他们在经营方面也想出了不少办法。
　　首先是电视转播费。如今国内俱乐部在电视转播费上几乎是颗粒无收。电视台归国家所有，俱乐部则是企业，两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进行平待交易。
　　甲A第二阶段比赛开始之后，《大连日报》刊登出"甲A后半程联赛从7月26日万达队对松日队起，大连电视台将不作现场直播"。这一消息在球迷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大连与松日一役的球票立刻得炙手可热，可容纳6万名观众的大连市人民体育场几乎爆满，创下了大连市近几年上座率最高纪录。
　　然而，球迷事后才知到，电视台直播这场比赛。大家顿时有上当受骗的感觉。结果，下一场万达与海狮队比赛时，现场观众只有2万多人。
　　实际上，万达俱乐部确实有要求不直播比赛的请求。因为主场从金洲移回大连市内，俱乐部要保证观众的上座率。这样一来，球迷们不答应了。市领导就要求万达俱乐部照顾球迷的情绪。万达俱乐部面对行政命令，无法螳臂当车，只好同意电视台无偿现场直播。
　　俱乐部面对行政干预不无委屈，然而，世上大多数事情是对等的，在政府鼎立为足球俱乐部做事的时候，俱乐部不是欣然受之了吗？
　　谈及产品开发，万达俱乐部经营部的负责人满脸无奈。他说，不是我开发不出来，而是开发出来没人要。大连球迷的购买力不行，加之大量下岗，与北京、上海是没有办法比的。1997年"十强赛"期间，由于俱乐部作为承办单位，做了1O万面五星红旗送给球迷，以烘托主场气氛。而时至今日，大连球迷需要花钱买足球产品的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未能摆脱"赠送"的观念。
　　在广告收入方面，对于足球俱乐部而言，并不是拥有了一支好的球队一切便万事大吉了。队伍的影响力是一方面，但是还要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例如万达俱乐部一年场地广告的收入200万，上海申花却有600万之多。上海申花更优秀吗？不是，因为申花俱乐部所在的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人多，商业机会也多。申花俱乐部的一块广告牌一年收入达100万，而且场地广告可采用三翻转式。这在人口只有200万的大连市是无法想象的。
　　收入不见增加，支出却不断攀升。万达俱乐部人士透露俱乐部球员年收入的百万左右。他们说如果球员年平均收入3O万的话，那么他们还是可以支撑的，但球员收入人为膨胀得太快了。
　　万达声称，有一些俱乐部不得冠军反而是好事，一旦得了冠军，球员收入就会水涨船高，一发而不可收拾，俱乐部将无力支撑--在中国，这种现象是菜不正常的。即球队水平好并不能带来俱乐部利润的增长。
　　俱乐部方面人士认为，如果中国足协不采取真正强有力的限薪措施，杜绝房子、签字费等现象出现，很多后台老板将无力支撑，纷纷退出。
　　足协则认为俱乐部有自作自受之嫌。
　　1996年，中国足协公布限薪法令，俱乐部老板无人理睬，球队工资奖金乃至队员身价扶摇直上，一些大牌球星年薪超过200万，甚至300万。各俱乐部之间恶性竞争、挖墙角是主要原因。更有甚者，传说北方两个俱乐部为了显示自己财大气粗，纷纷在球员的转会费中加码，人为地抬出了一个超过2OO万的身价，得来了"第一"的虚荣。
　　万达的奖金满天飞属于不是什么秘密的秘密。正如足协所说的那样，在1997年的亚俱杯赛中，对一场球胜利的回报是全队2OO万奖金。而在某重要场次中，队员觉得5O万奖金"毛毛雨啦"，董事长喊出了1OO万，队员说丙加5O万吧，最后拍出了150万。
　　幼稚的中国足球实际上并未形成自己的行规。老板们不懂得应该为维持全行业，也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努力。
　　NBA的球员团结，NBA的老板则更团结，在加薪问题上寸步不计。互挖墙角，虽然一时得利，但最终是每个人都要遭殃。
　　武汉雅琪要退出足坛，大连万达队也要退出，这是否能引起退出足坛的多米诺骨牌现象呢？
　　回答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中国足球和足球俱乐部有四个支撑点：一、甲级足球队和俱乐部是一种在数量上极稀缺的"壳资源"，一直会是企业家的竞争对象。走了老的，会来新的；二、足球产业属于朝阳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升值潜力；三、虽然目前全国的足球俱乐部几乎是全行业亏损，但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收入渠道不畅、经营水平不高和球员、教练员工资过高所造成的。1998年末，就面临着大调整和新的机会，调整将会大大缩小足球俱乐部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距。
　　四、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能够和足球相抗衡的体育运动，一些投资者可以远离足球，但球迷不会离开。
　　投资者可以"下岗"，但足球俱乐部永远不会下岗。

 第二部分：场上场下   台前幕后

引子 

　　在解释足球为什么会魅力无穷的众多说法中，有一种"足球战争论"的现点。这种现点把足球说成"和平年代的战争"，因为人们喜欢现赏大规模的对抗，急于知道对抗的结局，于是人们就把这种情感集中在足球上。 
　　如果把足球比作绿茵场上的战争，那么在足球俱乐部出现以后，这种战争立体化了，又开辟出了第二绿茵场，在这块绿茵场上征战的不是球员，而是俱乐部的老板和管理者们。足球常常被踢到这块绿茵场上。
　　也可以把它比作一场海战，足球运动员们在教练员的带领下驾驶着"水面舰只"在蔚蓝的大海上激烈格斗，而俱乐部的老板和管理者则在漆黑的水下开着潜水艇斗智斗勇。
　　水面的战争激烈无比，水下的战争神秘多变。
　　职业化改革五年以来，俱乐部制度在中国足球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它已成为中国足球不可替代的经济支柱。但同时，足坛出现的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也与俱乐部有关。
　　金钱驱动如同一把双刃剑，在给中国足球带来了无限生机和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负效应。
　　"黑哨"声声里，联赛又一年。足球裁判近年来成了非常风光的职业，吃了主队吃客队，虽然有成为"过街老鼠"之势，但舆论界的打打杀杀显然不能治他们于死地。因此，错、漏、反判比比皆是。
　　中国足球甲级联赛早在1997年底就被新闻界称为"假级"联赛，每到联赛后几轮，比赛结果往往与事先预测一般无二，强队都大失水准地负于弱队，而且有时是大比分失利；在这些丑闻中，俱乐部是难逃干系的。今天的足球俱乐部已经成为足球活动的载体，足球界所发生的任何事都不会与俱乐部无关。
　　俱乐部产生之初，就面临复杂的关系：在内部，以俱乐部经理为代表的管理层与教练、球员的关系；管理层中来自企业和体委的合作双方的关系；在外部，俱乐部与政府与球迷、与中间人的关系。
　　一位球迷的妙喻形象地描绘出了俱乐部的各种关系。
　　足球俱乐部就是一辆车。
　　车的大孝色调、造型都由车主一个人说了算。车主自然就是俱乐部老板；教练员就是师傅，从小脚把脚地教，怎样做人也是他教的；球员就是车上的油箱，必须不断地向里面加油，装满也不容易；钞票就是加进油箱里的油，少了车不走，有时多了反而甭想把车发动；球技就是车上的线路，不用或是晚上外出太多线路就老化，该考虑报废了；停赛就是吊销驾驶证，正好可以歇一歇，奖金谁敢少给；转会就是换家拿钱多的公司，树挪死，人挪活嘛。

 

9．追根溯源说“黑哨” 

　　假球、黑哨久禁不绝，已经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的公害。扫除公害才能使足球事业得以健康发展，这是足坛人士和全体球迷的共识。 
　　"黑哨"的大量出现与足球俱乐部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的起点也从一个足球队的赛前会谈起。
　　1995年下半年，一支很有希望升A的球队主场迎战另一支强队。因为比赛事关升级大局，俱乐部总经理也特地出席了赛前会。先是主教练讲解技战术，安排首发阵容，然后是总经理讲话。总经理有意无意地说："今天虽然我们面对强手，但大家不要怕。只要我们的12个人齐心合力，肯定能赢得这场比赛。"
　　听了这段话，一个年轻队员对身边的一名主力队员说："总经理真行，连上场队员的人数都搞不准。"
　　在赛场上所有队员都积极表现，临近终场双方还是0：0平局。进入最后5分钟，奇迹发生了。对方球员在禁区的一个小小的失误，使主队得到一次"点球"机会。凭借这个可判可不判的点球，主队以1：O赢得了这场比赛。
　　赛后，那个主力队员对年轻队员说："总经理还是很有水平的，说12个人上场，就是12个人上常你看这第十二个人比我这个主力队员都重要。"
　　年轻队员这时才恍然大悟，球场上加上主裁判一共23个人，主裁判也加人到主队行列里，用"哨"在帮助主队踢球。
　　这种"哨声"现在被我们称作"黑哨"，而"第十二名队员"就是吹黑哨的主裁判。
　　这几年在足球比赛中错判、漏判、反判比比皆是，这些判主就像是白米饭中的砂子、汤里的苍蝇，大大影响了食客的食欲一样，影响着中国球市，也影响到中国足球改革的进程。
　　职业联赛以来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判罚，下面我们仅列举几个，它们中有的被怀疑为"黑哨"：1994年1月6日甲B联赛第21轮，火车头队主场对佛山的比赛，因为已是第21轮，对于积极升A的佛山队来说非常重要。
　　在比赛进程中发生了斗殴事件。据目击者称，第51分钟时，火车头队9号犯规，来自上海的主裁判鸣笛判罚。鸣笛后，他发现佛山队的6号队员，外员麦克马洪在用手推搡对方队员，随后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分多钟的斗殴。
　　斗殴过后，主裁判以"不正当行为"为由，向佛山队6号、1O号出示黄牌，而对火车头队员没给任何处罚。
　　这场比赛观众寥寥，因此斗殴事件少有人知。但中国足协认为，斗殴事件"产生的影响极为恶劣"。
　　对于三位裁判员的表现，中国足协的裁定是："在全国足球甲级联赛B组第21轮佛山队与火车头队的比赛中发生的双方场上队员互相殴打事件。作为本场比赛的国家级裁判员张忠同志不但未能控制暴力事件的发生，而殴打事件后竟未对参与此事件的队员进行处罚。两位巡边员也未能提示张忠同志，造成了赛场混乱。"
　　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关于参加全国足球比赛违纪处罚决定第二款第一条是：在一场比赛中屡次出现错、漏、反判，对暴力行为不敢严格执法造成非常混乱的，经中国足协批准，停止工作一年。
　　据此，张忠等三人被停止参赛裁判工作一年，从1994年11月7日至1995年11月6日止。
　　1995年，因为裁判问题，中国足坛连起风波。
　　魏吉鸿是'95赛季中国裁判界的风云人物，几乎他所到之处，都有球迷高叫"黑哨"。
　　北京国安与广东宏远一役战罢，北京球迷不干了，他们说魏吉鸿明摆着是用两种尺度在对待主队和客队。北京的媒体也没有保持沉默，北京电视台对比了魏吉鸿对两队判罚的录象，让人明显感到他的不公。
　　天津报界也站出来，称魏吉鸿在足协杯津沪之战中采取一方严一方松的吹法偏袒主队。
　　不久以后，魏吉鸿在主裁大连万达队与广东宏远的比赛中连给客队2张红牌。陈亦明教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错判总是难免的。
　　魏吉鸿成了众矢之的。尽管中国足协没有处分他，在此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让他再裁国家队的比赛。
　　那一年另一个焦点人物是戴宇光。戴宇光在成都主裁四川全兴队与延边现代一役时得罪了延边现代队，血气方刚的朝鲜族小伙子们委屈得不得了。为了表示对主裁的不满和无可奈何，他们变相罢踢。虽然后来足协息事宁人，作出"戴宇光基本公正"的结论，但细心的人却都会发现，在当年甲A赛场，已经很难找到戴宇光的身影了。
　　1995年，中国足协有关部门对山东、北京和上海4位在甲级联赛执法过程中有严重过失的主裁判作出了停赛二尝一个月、三个月不等的处罚。针对联赛中裁判工作出现的问题，中国足协变得有经验起来，改变了各场次裁判人选事先安排到位的做法，只在每场比赛开始前几天才确定裁判名单。而名单的确定也由过去的裁判委员会负责人确定，足协领导审批改为由中国足协领导直接审批。在审批过程中，将会把裁判的身份和其它同比赛双方有关的因素考虑进去。
　　1996年的裁判问题则集中在两支队伍：前卫寰岛队和深圳平安。
　　这两个俱乐部都以经济实力雄厚而闻名足坛，他们队伍"球运"也好得令人惊奇，几场球下来，点球任意球频频。尤其是深圳队的最后几场比赛中，场场都有点球。攻击力甚差的深圳队如同添了一位"正印先锋"，几位裁判都不约而同地判给他们点球，而深圳队在自己的禁区里搞了什么动作裁判却总是视而不见。深圳队在与国安队比赛时，主裁张业端将曹限东所进一球吹为"越位无效"，而曹限东实际上是在防守队员身前一米左右突然插上去的。
　　沈阳海狮与前卫寰岛一役，沈阳队既没有越位也没有犯规，听进一球被裁判宣布无效，沈阳队教练李强在新闻发布会连呼"差劲"！
　　1996年5月2O日，大连万达队俱乐部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诉，认为执法万达与宏远一役的主裁判张宝华有偏袒主队之嫌。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经过研究，认为判罚基本公证，驳回万达俱乐部的起诉。
　　6月2日，申花俱乐部对执法广州松日主场与上海申花队比赛的主裁判王燕春提出申诉，认为裁判掌握执罚时对主客队明显不一。
　　9月1日，济南泰山队与四川全兴队比赛结束，几乎各大煤体都接到四川球迷的电话申诉，控告主裁判于敬仁执法不公。作为国际级裁判和'94赛季"金哨奖"得主，球迷认为，于敬仁在该场比赛大失水准。全兴队两次成功的反越位都被判为越位。
　　最后一次判给济南泰山队的任意球也有偏袒主队之嫌。以至于余东风怒不可遏，冲进球场与于敬仁理论。马麦罗因撕主裁判的胸徽被红牌罚下。
　　1O月5日，在前卫寰岛队客场与河南建业队的一场比赛中，主裁判李英明将寰岛队两个进球判为犯规在先，电视录像显示为好球。由于对裁判员不满，寰岛队教练员进入场地带头指责裁判员。前卫寰岛队俱乐部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诉，认为执法裁判明显偏袒主队。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对李英明作出处罚，停止其4个月执法资格，取消其原定赴韩国执法亚青赛的资格；裁判监督张大樵也被停止两个月的监督资格。这是1996年处罚裁判最重的一次。
　　1997年7月19日，甲B进行到第1O轮，沈阳海狮客场挑战深圳金鹏队。至终场前9分钟，沈阳海狮队还是3：2领先。
　　这时金鹏队外员斯肯德凭一个有争议的进球将比分扳平。海狮队队员认为此球冲撞守门员在先，几名教练也纷纷奔人场内理论。主裁判张宝华维持原判。
　　8月3日，甲A第13轮天津三星主场对前卫寰岛队，比赛进行到49分钟，形势被动的天津队表现得很急躁，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争夺，主裁判王燕春的判罚引起了双方球员和观众的不满。
　　1O月22日，甲B进入白热化阶段，河南建业队主场迎战上海浦东队。刘庚伟的判罚使比赛中断4分钟之久。比赛结束一个多小时，愤怒的球迷才离开体育常12月21日，申花队成功地在家门口阻击了万达队。主裁判王燕春的表现又一次大煞景。当毛毅军将金斯脚下的球破坏出底线时，王燕春却判给万达队一个点球。
　　12月28日，申花队北上挑战北京国家，争夺足协杯冠军。
　　在比赛进行到第38分钟的时候，国安队攻入有越位嫌疑的第一个球，但主裁判没有鸣笛。本场比赛采用6个机位进行转播，但对国安队攻进的第一个球，电视转播人员却失去重放慢镜头的勇气，编导只是重播纵向慢镜头，而未把横向慢镜头向全国电视观众展现。
　　'98甲A第九轮前卫寰岛队与四川全兴队的比赛中，第9分钟和第35分钟，四川全兴队均有进球。但两个进球都被认为是越位在先。事后，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在研究了录像后认为，第二个球是全兴队队员突然从后面插上去射进的，在传球的刹那，四川全兴队队员并未处在越位位置，判为越位是明显的错判。
　　甲A第五轮青岛海牛队与武汉雅琪队批赛中，青岛海牛队的队员运球突破对方防线，武汉雅琪队的两名防守队员在后面追赶，在紧急时在禁区内将对方带球队员绊倒，但裁判员对这一故意犯规未给以应有的点球。
　　中国足协规定，主教练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是不能公开评论裁判的。但是，1998年众多的主教练还是置规定于不顾，将怨气一吐为快。刘国江、陈熙荣、谷明昌和贾秀全等都对某些战判的执法公开表示不满。谷明昌曾公开说当席裁判是"黑哨"。贾秀全为了显示自己的修养，在联赛刚开始时宣布"不会当众评论裁判的执法"，但到了第三轮他就忍不住了。
　　甲A第12轮比赛，广州松日队客场挑战前卫寰岛队，助理裁判将松日队的几次成功的反越位战术判为越位，令胡志军多次无功而返。
　　第9轮前卫寰岛队与四川全兴队的比赛中，助理裁判将全兴队不是越位的球判为越位。
　　类似现象在甲B联赛中也是屡见不鲜。云南红塔集团让远道而来的厦门远华队吃尽了苦头，而寰岛队在上海浦东也吃了助理裁判的亏。
　　助理裁判虽然没有主裁判的权力大，但他在场上的作用足以影响一个队的胜负。《足球》报就曾大声疾呼：防"黑哨"，也要防"黑旗"。
　　5月31日，上海申花与延边敖东一役大家都认为申花队是输定了。突然奇迹发生了：申花队右路传中，延边队后卫用身子把球挡了出去，主裁判冲了过来，判罚点球。
　　凭着这个球，上海申花第四年主场不败的得以保全。
　　延边主教练表示要申诉到底。
　　安杰伊在事后承认：延边队本来应该赢这场比赛。
　　事后，中国足协作出决定，确认在上海申花和延边敖东队比赛中，执法裁判员出现误判和错判，在与申花队比赛时延边队后卫上臂触球属无意触球，裁判员判罚点球属于误判，停止其主裁全国足球甲级联赛资格。
　　但是，误判和错判是不能更改的，因为国际足联对此有明确规定。比赛结果和红、黄牌的判罚都是最后的终审判决，不能更改，而只能对裁判员作内部处罚。
　　为了安抚延边队，王俊生站出来，对热爱足球的延边人给予高度评价，说延边足球有着优秀传统，不仅广大群众喜欢足球，延边运动员在国家足球队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又表扬了延边敖东队，说这支队伍一贯表现很好。就是在裁判员出现误判和错判的两场比赛中，运动员尽管情绪上有波动，但都坚决服从裁判员的判罚，表现出中国球员具备的职业道德……。
　　9月27日，万达队在与辽宁天润队的足协杯第二轮比赛中尽遣主力，但12O分钟内仍然没有令以年轻队员为主的辽宁队臣服。在点球决战中，万达队告负。万达俱乐部董事长王健林及其随行人员当时就冲向裁判，指责俞元聪判罚不公。
　　足球比赛中频频出现的有争议的判罚，引起了足球界和球迷们的极大愤慨。
　　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的节目主持人评论道："一些关键性的判罚错误导致比赛的胜负是不能容忍的。"
　　球迷们也唱道："你说裁判太黑我没有异议，你说有点委屈就不要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这数不尽的错判误判。"
　　中国足球职业化以后，有意无意的错判、漏判频频出现，于是"黑哨"这专用名词便被发明出来。人们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已经赋予它一个相对标准的含义："黑哨"专门指俱乐部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而贿赂裁判，裁判受贿以后进行非公正的裁决。
　　黑哨真的存在吗？回答是肯定的。
　　不久前一位在足球俱乐部工作的朋友对我说，贿赂裁判，这是俱乐部公开的秘密，只不过我们把它称为"做裁判工作"，这是俱乐部上层领导的"正常工作"之一。我们俱乐部的几个领导，每次有重大比赛之前，都要开会商量是否要"做裁判工作"。现在有些裁判特黑，有时你不主动出击，他帮对手给你玩出两个黑哨来，你就成天去忙着保级去吧。
　　据说，许多俱乐部在重要比赛前，在商量一些事情时，总忘不了商量是否要去做裁判的工作。
　　这件事主要由俱乐部的主要领导和主教练一起商量。一般问题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问题是有否做裁判工作的必要。主教练的意见是基础意见，主教练要确定比赛的重要性及战胜对方的把握有多大，能否遇到对方的黑哨。如果是主场，战胜对方的把握很大，就不一定去做工作。也就是说不必"直接给钱"，主裁判一行到来，好好招待一番就是了。如果比赛场次事关重大，比如是关系到升降级或夺得重要的名次，在这种情况下足球俱乐部就会不惜血本去做裁判的工作。
　　第一个问题是送多少。据说从1996年开始一般在3万至8万之间，最多也有10多万元的。并不是俱乐部不肯多给，而是裁判员不敢收那么多。送得多，一般都是判罚难度大，场次关键的时刻，俱乐部的期望值大，万一达不到要求容易出事。
　　第二个问题是通过什么渠道，由谁去给。一般俱乐部要通过一个中间的熟人介绍，比如经熟人挂个电话，然后俱乐部安排具体人去见面。
　　可不要以为送钱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有时很复杂。俱乐部的人和裁判见面以后有时要亲自聊一聊，大家要增加一点儿感情。裁判也要听一听俱乐部方面的想法和要求。如果俱乐部方面的代表要求过高或者显现出某种不稳重，可能裁判会终止合作。
　　如果只是你这一方俱乐部想要做裁判工作，对手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安排，那么做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如果对方的俱乐部也想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就会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一种情况是裁判吃完主场吃客场，两边都收。据一位朋友讲，他们俱乐部在一次做裁判工作时，那位裁判说，大家都不容易，如果让我偏向你们，他们不会干。如果你们有这个意思，我们保证不会偏向他们，保持中立。
　　言外之意，两方面的钱他都可以收，但是他不会吹黑哨。两方面的"钱"谁也买不到黑哨，只能买到不吹黑哨，买到公正。
　　应该说这个裁判是很聪明的，既维护了裁判的职业道德，保持了判罚的公正性，又收到了钱，增加了收入；同时这样做还很安全。真可谓一箭三雕。
　　联想起在上大学读法律时，一个同学听到"吃完原告吃被告"这句顺口溜后就去问老师，打官司总有一方会赢、一方会输，那么"吃完原告吃被告"不是要吃出事么？
　　这个问题把老师问笑了。老师回答说，"吃完原告吃被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有司法水平很高的人才敢吃呢。
　　一个朋友在谈到"黑哨"时开玩笑地说，如果他是裁判就会采取一种独特的方法。两方面的钱都先收下，然后在赛场上不偏不倚，保持公正、中立，不吹黑哨。最后哪一方面输了，就将钱退回，赢的一方的钱留下。在实践中，有没有裁判按照这种方法运作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比赛场次特别重要，球队双方的俱乐部都下大力气做裁判的工作，那么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就要吃苦了。一次一个南方的球队到北方客场比赛，在比赛的头一天下午，俱乐部的人就径直赶到主裁判下榻的宾馆。他们被服务员告知，裁判已经被领走了。因为事先已经托别人与裁判联系过，于是他们就在该宾馆住下，静静等待主裁判回来。一直等到第二天黎明，还没有主裁判的影子。
　　他们明白了，这是主队俱乐部搞了一次"坚壁清野"。于是他们只好睡眼惺忪地去观看比赛。在比赛中他们发现，裁判的判罚过程中有些地方是明显倾向对方的，自然这场球客队输掉了。
　　在以往中国足球界，足球比赛中也时常有错判、漏判现象发生。但是那时主要是因为裁判水平低或一时疏忽造成的，最多是因为熟人、朋友的关系有点"特殊关照"。黑哨现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尖锐。因为在中国足球职业化以前，不存在经济利益的问题。没有经济利益关系，就缺少黑哨的巨大推动力，就不容易产生深刻的矛盾。
　　中国出现"黑哨"应该说是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史上的必然产物。在足球职业化以后，出现了许多变化：一、足球实行了职业化，比赛胜负就与经济利益挂上了钩。
　　球队成绩越好，知名度越高，俱乐部的收益也就越大。给裁判递红包，本质也是一种"投资"，裁判帮助获胜可以物化为经济效益，少量的投入换回大量的报酬，尤其球队面临降级时，降级就是球队的资产贬值，少量投入防止球队贬值，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俱乐部贿赂裁判，无论是其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主要是由经济利益驱使。
　　二、裁判是绿茵场上的法官，在比赛的9O分钟里他具有"一审终审判决"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尤其是对那些可判可不判、可轻判可重判、可这样判可那样判的情况下，他的权力就显得更为重要。足球比赛自身的特点又将他的权力进一步放大，面对运动员的一个小错，他甚至可以动用牛刀（点球）。而有权力尤其是有特殊权力的地方往往就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在中国裁判普遍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许多人抱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嚣张得不可一世。有位主裁判曾说："谁跟我较劲，我就是要让他看看我的厉害！"
　　三、俱乐部的领导层大部分是来自商界，其中一些人深知金钱的力量。同时他们具有丰富的操作经验，商界的手法很快破"移植"到足球上来。这也是"黑哨"到来之速、来势之猛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了需求这一大前提，又有了具体的操作者，于是，绿茵场上黑哨就响了起来。在无可奈何之中，中国足球职业化就这样伴随着黑哨声声走过五年……。
　　1997年底，中国足球界被震撼了。沈阳市《辽沈晚报》推出的一个共有12篇连续报道，如同12颗重磅炸弹扔进平静的中国足坛。在报道中他们称曾向16个甲A和甲B俱乐部征询过有关"黑哨"事件，其中有12个俱乐部作出回应。承认他们向当值裁判提供现金贿赂，而裁判亦接受；报道还说大部分球队不肯透露在'97赛季他们用于贿赂的具体现金数目。但其中一队坦言费用高达2O万元人民币；有1O支球队承认他们在'97赛季所花费的贿赂款与前三年相比有大幅度增长。
　　一石击起千层浪。
　　其实为了防止裁判员在赛场上滥用职权，中国足协早就行文加以约束。
　　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竞赛规程第三十七条"裁判员纪律"规定：一、裁判员违反下列情况之一，经中国足球协会批准，吊销裁判员等级称号并处以终身停止从事裁判工作的处分，通报全国：（一）参与搞君子协定，在比赛中故意偏袒一方，造成恶劣影响者；（二）有索取和收受贿赂者；（三）道德作风败坏者；二、对裁判员执行比赛任务中出现的其它问题，按中国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纪律规定给予相应处理。
　　1997年天津裁判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中国足协裁委会作出决定，'97赛季裁判员执法采用国际惯例，由裁判员自行解决食宿交通问题，裁判员的食宿的标准为每天150元，各项开支统一向中国足协报销，不再由当地足协接待，裁判员不再参加赛前联席会议，并取消裁判监督，每场比赛只设比赛监督。裁判员执法补贴仍为每场主裁判500元，助理裁判300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甲级联赛执法工作更具公正性。但是裁判界一些人认为，这些改革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能助根本上解决裁判队伍中存在问题。
　　1997年，中国足协下发的《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工作要求和纪律》是这样的：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要严格自律、以身作则，尊重赛区二作人员，公正、认真做好相关工作；除执行中国足球联赛委员会交代的特殊工作外，比赛监督在赛季不参加比赛之外的任何公、私活动；裁判监督接受比赛监督领导，裁判员服从裁判监督的管理。裁判监督带领成员一起参加工作，集体活动，不得私自外出；裁判员到赛区去工作中不得提前报到和延期返回，不得办理该场比赛无关的事务；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不参加赛区俱乐部或工作人员的宴请及另外安排的任何活动；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在正常工作外不会客，更不得与俱乐部或其有关单位及个人私下接触。除比赛监督房间外，不开通任何房间电话，裁判员也不得将移动电话、BP机等通讯用具携带到赛区；裁判员如遇到俱乐部或与其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私下接触，必须及时向裁判监督及比赛监督报告；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不得接受赛区、俱乐部及其工作人员的任何钱、物馈赠。
　　应该说，这些尝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消除"黑哨"的路途仍然困难重重。
　　"黑哨"已经成为人见人恨的足球公害，人们恨不得马上揪出几个吹"黑哨"的人绳之以法，以大快人心。但是，真正能够抓到"黑哨"又是极其困难的。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错判、漏判、反判都是"黑哨"。裁判工作是一项对人的素质有较高要求的一个专业。裁判员除了技术水平以外，在球场上必须在瞬间能够对球员是否犯规作出判断，如果判断时间滞后，就会使人感到判罚不及时、不准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够进行判罚，实属不易。再加上裁判当时的精神状态，以及现场站位、视线等情况的影响，也会出现许多错判、漏判、反判。这是属于裁判员能力的问题。因此不能简单把这些错判、漏判、反判说成是"黑哨"。
　　其次，很难获得"黑哨"的直接证据。能够提供有效证据的知情人绝对数量太少，即使是所有甲级俱乐部都有贿赂行为，每个俱乐部有三个知情人，全国也不过七八十人。想要找突破口是非常困难的。
　　其三，俱乐部是"黑哨"的需求者，他们提供金钱，驱动"黑哨"；而裁判是"黑哨"的执行者，是被驱动者。只有投资者来购买"黑哨"，"黑哨"之音才可能响起，那些"做裁判工作"的俱乐部才是真正的"黑哨之源"。很多俱乐部既是"黑哨"的受害者，又是"黑哨"的驱动者。有共同的利益存在。如果裁判员吹了"黑哨"被揪出来，就意味的终身失去"裁判职业"，同时还有可能有牢狱之灾。如果行贿的俱乐部被掀出来，不仅面子难堪，而且也可能被依据新《刑法》追究行贿的责任。
　　因此在受贿问题上，黑哨不承认，俱乐部也发誓没有送过一分钱，两者结成统一战线，好似铁板一块。
　　最近，有一位足球俱乐部的领导公开声称，如果司法部门介入，他将参与揭露"黑哨"。实际上，这位董事长不知不觉进入了逻辑上的"两难"境地。
　　如果他揭露的是与对手或其它足球俱乐部的相关的"黑哨"，那么他不是直接当事人，未必能了解到第一手材料、拿出有效证据。如果说是自己俱乐部行贿裁判吹"黑哨"，等于自投罗网。行贿也是一种犯罪。因此即使司法部门介入，他也未必能揭出"黑哨"来。
　　按照国外的经验，真正抓到"黑哨"是极偶然的情况，从怀疑到真正抓到的"黑哨"，概率极低。近1OO年的时间，全世界不过才抓到四五十起"黑哨"和"假球"。
　　因此我建议，足坛的"打假扫黑"，不要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揪出一两个吹"黑哨"的人上，因为这样做往往收效甚微。努力半天，揪不出来反而被贻笑大方。能揪出来更好，揪不出来也无所谓。
　　惩治"黑哨"，重点要放在"截流"上，而不要放在"寻源"上。
　　采用"现象处罚法"也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也就是说，只要是在赛场上出现误判、漏判、反判的现象，不管是因为工作不认真、水平不高，还是因为受贿吹"黑哨"一律严加处理。定肯"冤枉"一两个，也决不心慈手软。用1O万元去换终生职业，大多数人要掂量掂量。误判、漏判、反判少了，俱乐部买不到"黑哨"，渐渐也就失去了行贿的兴趣。中国足坛将逐步会得到净化。

 

1O．假球，令王海也无奈 

　　职业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推动了足球运动的同时，由于金钱的嵌入，也使人发生异化，腐蚀着足球运动的肌体。 
　　足球俱乐部的产生，为足球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带来了无比的繁荣，也为足球带来了令人头痛的假球。
　　教练和球员受贿打假球几乎贯穿着世界足球运动的发展进程，尤其是足球职业化以后。假球是绿茵场上金钱的罪恶交易，是足球运动丑恶的一面。
　　职业足球一直笼罩在假球的阴影里。
　　1898年，在英国足球联赛赛程结束前的一场比赛中，斯托克城和博恩利队为双双保级而达成默契，以平局告终。比赛开始不久，两支球队便消极比赛，在本方后场倒脚，现场的4万球迷不一会儿发觉自己在受欺骗，随即嘘声四起。两支球队赛后才发现自己如意算盘打错了--英国足总把他们一并降级，以示处罚。
　　1900年，博恩利队最先被指控有行贿打假球行为。当时，他们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是诺丁汉森林队，只有取胜，才能避免降级。于是球队向森林队提出放水的要求，所付报酬是每名球员获得两英镑--这在当时是球员半个星期的薪水。但森林队拒绝了他们的行贿，博恩利队被英足总以行贿为罪名处以停赛，一年的处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个赛季里，西博罗姆维奇队卷入了一起假球案中。该队的球员每人收受贿赂55英镑-一这在当时是个不算小的数字，比起2O年前的行贿两英镑已是天上．人间。但是这笔钱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收了钱的西博罗姆维奇队并没有在1913年11月29日举行的联赛中输给行贿的阿尔比昂队。阿尔比昂队大为恼火，一气之下报告了警方。这一事件以西博罗姆维奇队的一名队员被判处六月的监禁而告终。
　　1915年，曼彻斯特联队在主场和利物浦队交锋时，事先商定比赛结果，以曼联队2：0取胜而告终。英国足协经过多年的调查最终弄清了事实，结果有8名队员被终身禁赛。
　　1923年，6名球员和4名官员被发现在3年前考文垂队对伯里队的一场乙级联赛中作假，均遭终生停赛处罚。
　　1956年威尔士国脚特雷沃·福德在白传中说：每逢赛季快要结束时，关系到升降级的比赛总是变了质的。你常常能看到一支球队在赛季最后一场比赛中以大比分取胜，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如果你认为那是贿赂之气在其头部上空盘旋，那是不会错的。
　　而在1955-1956赛季中，意大利至少有15O场球被认定是假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1957-1958赛季中，意大利甲级联赛中又有假球出现，但数量已经大大减少，大约只有7～12常1958年，英格兰的布莱克本队在两场关键的比赛中都击败了沃特福特队。若干年以后，沃特福特队当年的队长向新闻界披露，当年的沃特福特队仅收了很少的钱便让球员们输掉了这两场球。布莱克本队当年的队长威尔逊也向新闻界证实确有所此事。但因为证据不足，警方已无可奈何。
　　保加利亚足坛是在1963年爆出第一起假球丑闻的，后来假球不断。1969年9月，保加利亚的足协杯赛几近瘫痪，因为多数一流俱乐部目光只瞄准联赛，在不太重要足协杯赛中便故意输球收受贿赂。保加利亚足协一气之下对涉及的球队都进行了处罚。
　　1965年，德国赫扎BSC俱乐部因被发现贿赂球员而被降人乙级队。该俱乐部不服，上诉至德国足协。他们说几乎一半的德国甲级俱乐部都有类似的行为，为什么单单处罚我们？该俱乐部的上诉书中称，不来梅队和多特蒙德队一般向对方球员出价是1200英镑，而纽伦堡队一次向瑞士籍球员行贿就达8500英镑。赫扎BSC俱乐部并未因此免予降级处罚。
　　在197O～1971赛季中，德国布劳恩彻维格队队员受贿，在一场关键性的联赛比赛中输给比勒菲尔德队。经过两年多的调查，1973年春，足协对两队多达11名球员进行的处罚，停赛3至4个月不等。主犯迪特马尔被罚款2200马克，停赛4个月。
　　在同一赛季中，比勒菲尔德队还行贿了沙尔克O4队，使对手故意以0：1失利，比勒菲尔德队为此行贿1万马克。警方破案后，沙尔克O4队的4位球员被罚款2300马克，并停赛2年。
　　1980年意大利联赛中，尤文图斯队与博洛尼亚队以1：1战成平局，这场比赛被认为是假球。一位博洛尼亚队的队员事后告诉他的朋友说，你完全可以押尤文图斯队和博洛尼亚队踢平。开场不久，尤文图斯队球员的一记远射被博洛尼亚队的门将托入自家大门。该球员问主教练该怎么办，主教练简练地指示：让对方把比分扳平。最终尤文图斯队拖后中卫将球踢进自家大门。双方终于以1：1踢成平局。事后，博洛尼亚队主教练和部分参与打假球的球员被停赛，并在下个赛季中被扣除了5分，但尤文图斯队迟迟未受处罚。
　　198O年，瑞士的FC威丁根队在甲级联赛中面临降级的险境。威了根市的一位官员说服FC阿劳队故意输球。结果，FC威丁根队以7：2大胜对手，保级成功。事后，FC威了根队被处以罚款，而没有被降级。
　　1983年1O月26日，欧洲联盟杯赛第2轮比赛中，国际米兰队向荷兰的格罗宁根队行贿。格罗宁根队主教练承认，他接受了国际米兰队的55000英镑，并分配给自己的队员。而国际米兰队的老板在接受采访时却矢口否认；"这简直是开玩笑，用这么少的钱怎么可以买通整支球队呢？"尽管欧洲足联纪律委员会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但终因证据不足而没有了结果。
　　1984年2月29日，布鲁塞尔公众检察官宣布：1981～1982赛季比利时联赛最后一场比赛，也就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标准列日队与沃特斯切队之战是假球。列日队的比利时国脚热列茨、总裁的佩蒂特、教练蒙德格扎斯和沃特斯切队的球员詹森随即被警方缉捕。列日队向沃特斯切队的球员每人行贿385英镑，以确保比赛的胜利。实际上，列日队是完全有可能靠自己的实力取胜的。
　　马赛贿赂丑闻案是近十年来欧洲足坛最大的假球案。
　　马赛队在90年代初期连获法国甲级联赛冠军。1993年在夺得欧洲冠军杯。马赛队假球案集中在一些不起眼的比赛上。
　　1993年，马赛队以1：0战胜了瓦朗谢纳队。瓦良谢纳队的2名球员向公众宣布，马赛队曾通过他们向自己的球队行贿，开价是3英镑。警方迅速采取的行动，逮捕其中一人，在他岳母的后院抄获了3英镑赃款。此后不久，莫斯科中央陆军俱乐部队的主教练向新闻界透露，他的队员在欧洲冠军杯赛与马赛队比赛前受贿，两队在莫斯科1：1战平。马赛队在主场以6：O大胜。
　　1993年9月，国际足联作出了决定，剥夺了马赛队获得的欧洲冠军杯；11月，马赛队被剥夺国内联赛冠军称号。
　　1993年，波兰甲级联赛的冠军都是在最后一轮比赛中才产生的。夺冠的球队必须大比分击败最后一个对手，才能以净胜球多超过其它劲敌。结果，波兰的两支球队分别以6：1和7：1大胜对手。这无疑引起波兰足协的怀疑，波兰足协取消了前两名最后一轮的成绩，由第三名获得了冠军。被处罚的两支球队还被禁止参加欧洲联盟杯赛。
　　1995年8月，效力于德国拜仁慕尼黑队的法国球星帕潘向两名意大利新闻记者透露，在1993年的AC米兰队以O比1负于法国马赛队的欧洲冠军杯决赛中，米兰队有两名队员接受了马赛队的贿赂。"AC米兰受贿案"轰动一时，但最后帕潘迫于压力，改口称自己没有说过类似的话，终又不了了之。
　　世界足坛也把"假球"这一顽症传给中国。
　　中国足坛在未实行职业化、各球队还是专业队的时候也并非净土一块，也时常有消极比赛、假球发生，尤其是到了升降级的关键时刻。一些比赛就很令人怀疑。
　　1985年的联赛最后一轮比赛关系到山东队与北京军区哪一支队伍会降到乙级队，那时北京军区队的教练是如今大名鼎鼎的迟尚斌。那时他刚刚退设，在北体大读书时临危受命。
　　最后一轮比赛北京军区对南京军区队的比赛在安徽蚌埠举行；而山东队对大连队的比赛在江苏南京举行--两场比赛并，未同时举行。
　　当时的情况是北京军区战胜南京军区队，大连队战胜山东队，那么降级的将是山东队。但前提是山东队没有头球和角球，的进球--当时莫名其妙的赛制规定，为了鼓励头球和角球得。
　　分，特地将头球、角球加一分。结果在整个联赛中，特别是到了后半段，各队的头球、角球得分率都非常高。
　　北京军区队如愿以偿以3比O战胜对手。。
　　而两个小时以后，山东队以6：5战胜对手，他们攻入的几个全是头球。
　　结果是北京军区队降组，迟尚斌在当了1O8天教练之后东渡日本。
　　圈内人怀疑，第六届全运会辽宁对山东2：2战平就是假球，不过那叫"合理利用规划"，保全了双方利益，第三方上海队则不幸成为规则的牺牲品。
　　在不是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即使出现假球，也只是简单的假球，远远没有今天足球俱乐部产生以后，这么疯狂。
　　而现在的假球则具有涉及面大、开始时间早、有计划有步骤等特点。这其中培育了一批江湖高手。每当联赛后期，都有一些让听着不能不信的故事出现。
　　在甲级联赛开赛之初，各路记者们各显神通大加预测，但常常与实际比赛的结果大相径庭。等到了联赛最后几轮，几乎所有报纸的预测，一猜一个准，仿佛记者们个个都变成了半仙之体。
　　并非记者们经过一个赛季的修炼真功见长，而是联赛最后几轮几乎全都被人为操纵。圈内人士说，每到此时都会有一些关系微妙的比赛结果，并将其誉为"秋交会"，而'97赛季因为比赛推迟至冬天才结束，所以改称为"冬交会。"
　　'95赛季甲A联赛临近尾声，辽宁队距降组只有一步之遥一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它与大连队的比赛，引起了中国足协的高度重视。比赛当天，不仅有官员亲自飞到比赛现场，而且要对比赛进行录像分析，声明足协认定是假球就是假球，要重罚一后来那场比赛双方1：1战平，这一结果，对于要保级的辽宁队和要夺冠的大连队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足协监督打假，这是唯一见成效的一次。事隔几年，我遇到一位辽宁队当年的当事人，他仍然耿耿于怀，认为大连队太不够意思。因为几年以前，大连队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确实靠"辽宁老大哥"拉过一把。他说，大连队干嘛听足协那一套？辽宁队以前又不是没赢过大连队！
　　一些比赛经常给人以怪模怪样的感觉，其中部分被舆论界和球迷怀疑为假球。
　　八一队是所有甲A队伍中唯一没有降过组的，是真正的"保组英雄"。
　　八一队的神奇保组往往会引起广泛的争议。'97赛季，八一队的成绩是5胜10平7负得25分，但最后3轮比赛居然2胜1平拿到了7分。有人戏称，假如八一队的表现都像最后3场比赛，那么他们不是保级而是拿冠军的问题了。
　　八一队最后3轮的对手分别是泰山、万达、寰岛三队。据悉八一队客场与万达交手前，八一队某教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我们队与万达队关系向来不错，这场比赛我们将在保平的基础上争胜。"
　　甲A最后一轮，八一队以3：2战胜最后一个对手寰岛队，保组成功。在前86分钟一直以3：0领先的八一队，最后4分钟内被对手连扳两球。
　　一位熟悉八一队的记者透露：赛前，正处在降组边缘的某，队所在城市领导，曾私下做寰岛的工作，希望他们"千万要打出水平和风格"，争取胜利。而且，寰岛俱乐部也放出风声：这一仗我们将全力相拼，决不让对方半个球。。
　　但是行家们认为，尽管这一仗打得很热闹，难有破绽可抓，但全场比赛多有微妙之处。＿首先，早已远离苦海的寰岛队并没有尽遣主力，"杀手"高峰是在终场前2O分钟才出场的。这可以看出寰岛队无心恋战的心态。
　　其次，在对手攻入3个球后，寰岛队显得很无所谓，依然打得松松垮垮，与前几场判若两队，看不出有求胜的愿望。
　　最后，既然寰岛队能在终场前4分钟连灌两球，可以看出寰岛队实力并非像前86分钟那样不堪一击。那么为什么要在结束前发挥威力？有人说，寰岛队多少得挽回点面子吧。
　　'97赛季最后一轮客场挑战四川全兴队的太阳神队1：1逼平对手，从而取得了保级所需要的关键一分。
　　在这场球的前后，成都有不少传言。两队在比赛中的技战术发挥明显有些失常；四川球迷不仅高喊"假球"，而B要求在场军乐队演奏了流行歌曲《心太软》和《让我们荡起双桨》。
　　这场比赛不仅是客场作战的太阳神队及一些热心的广东球迷去了成都，而且处于保组险境的青岛海牛、济南泰山、天津三星和八一队的有关人士也出现在成都。他们都希望有机会动四川队不要脚下留情，而且要在第一时间将比分和比赛进展情况告诉自己千里之外的球队。
　　广州太阳神最终保组成功。
　　降组已成定局的广东宏远队在最后一场对海牛队的比赛踢得松松垮垮，到场助威的球迷不足400人，锣鼓敲了几下就没了力气。当为保组而战的海牛队2：1领先时，宏远队仍然没有破激起斗志，倒是观战的球迷按捺不住，大声叫喊："假球，假球。"
　　赛后，获胜的海牛队虽然也相拥以示祝贺，但却没有激动。
　　只有少数球迷不肯罢休，在体育场门前叫骂几声。
　　'97赛季甲A最后几场比赛场内场外热闹非凡。由于1997年被降级阴影笼罩的球队多达6支，所以很多赛事充满玄机。在成都、东莞球场内"假球"的叫骂声不绝于耳。
　　1998年7月21日，哈尔滨兰格俱乐部自曝其丑，坦言自己的球队打假球。他们向哈尔滨市各新闻单位分发了一份《关于对本队杨楠、郭彬、陈捷的处理决定》，声称该队主教练和几名主力队员在对长春亚泰的一场关键性的比赛中有打假球的嫌疑，这是中国足坛第一例由俱乐部公开球员的假球案。
　　在'98赛季接近尾声的时候，新闻界不停地在呼吁谨防假球。《足球之夜》在一档《假球可耻，黑哨误国》的节目中为人们列出了可能有"猫腻"的场次，主持人异常激动地说。中国足球大厦是我们一砖一瓦好不容易才砌起来的，我们绝不能允许有人今天拆一砖，明天拆一瓦，否则这座足球大厦迟到有一天会坍塌的……。即使这样，球迷们"假球"的呼声仍然不断响起。
　　最显眼1998年10月10日。升A已成定局的辽宁队以2：1的大比分负于成都五牛队，而在本年度两队三次交手中，五牛队净负球16球，对于辽宁队毫无还手之力。赛后，五牛队的教练尼尔森非常耐人寻味地替辽宁队失利解释；赛前，我们已经得到了山西国力5：1胜厦门远华的消息，这给我们增加了压力，我们必须要赢这场比赛。像辽宁、厦门这些达到目的的球队，输球是很正常的，这一通病在全世界都流行。
　　陕西国力与厦门远华一役以前，球迷在看台上展开了一个足以覆盖半个看台的巨幅标语：假B，标语是白布制成的，在看台上传了二十分钟。而这场比赛的结果也是一个大比分I：5，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尼尔森的评论。
　　在重庆，"假球"之声响彻大田湾体育常云南红塔队以4：0轻取重庆红岩，在场的球迷齐刷刷地喊起了"假球"。有人提议：干脆大家都背对球场，以示抗议吧。愤怒球迷作出了反应：每当红塔队拿球，看台上便出现喝彩声；而红岩队拿球，则＿寂静无声。
　　1998年，中国足坛的"隋波事件"成为足坛的焦点。
　　陕西国力队主教练贾秀全在己队以2：3负于云南红塔队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场外出现的很多情况不得不令我们时刻准备，以至于我们不能集中精力去组织工作，布置战术打法……。我对我的队员在下半场的表现感到奇怪，为什么对对手射门时都站着不动而不是去上前封堵，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搞清楚其中原因……。3号隋波那个球明明可以顶出去，不知为什么球却直奔球门而去。"
　　贾秀全一言既出，几乎等于在媒体投下了一枚重磅炮弹，足球界自曝其丑，除了兰格俱乐部以外，国力是第二家。
　　该场比赛中，隋波头球解围将球顶向自家大门，对方池明华射进第一个球；而红塔常辉射进第二个球时，离他最近的隋波却没有什么反应。
　　隋波称自己是清白的，贾秀全之所以怀疑自己，是因为对方两粒入球的关键人物皆事先与自己有过接触。他先和池明华卿过一会天，又向常辉借过鞋钉，而这一切被贾秀全看在眼里。
　　知情者说，隋波与这两个人只是在比赛中相识，并无私交，即使有人要行贿，也不会让这两个交情泛泛的人来谈。
　　中国足协在事发后称，任何有损中国足球严肃性的事和个人，中国足协都将予以严厉的打击，并按中国足协的纪律规定给予毫不留情的处罚，对于那些利用足球比赛违法乱纪的除足协纪律规定处罚外，还要交司法部门处理。
　　中国足协三人调查组飞赴西安取证。据称，他们拿到了国力外员提供的红塔队翻译要求其"放水"的录音带，守门员召回赵磊提供的红塔队守门员李长江要求其帮忙的书面证词。而这些证词都与隋波无关。
　　8月31日隋波向中国足协发出一份题为《还我清白》的自白书，被中国足协官员明确告知"足协无法还隋波清白"，理由是中国足协并没有怀疑或指责过隋波有什么不清白。足协作为一个行业组织，实际上它是有义务对自己会员进行保护，对业内不守行规者进行惩罚的。
　　关于隋波人品，圈内口碑甚佳，称其为人厚道，无任何不良嗜好，场上场下勤恳敬业。
　　球迷认为，贾秀全单凭隋波场上表现就说他是"放水"令人难以信服，起码让人不能踏实，发挥欠佳与故意放水性质有的本质区别。用猜疑的眼光去看一场比赛是一种责任感，用猜疑的口气向外界讲述肯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正是因为贾秀全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席谈，才使隋波事件沸沸扬扬。但是，事到临头，需要贾秀全拿出真凭实据的时候，贾秀全却突然改口，说自己并没有说隋波打过假球，原话如下："我并没有说你打假球，谁说你打假球，你找谁去。"借此将责任推了报导过"隋波事件"的媒体。
　　中国足协的调查是"黑箱操作"，一直守口如瓶。很多人担心这一桩公案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近五年来，中国足坛还没有一次抓到过真正的"假球"。但是"假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不可否认的。
　　一位随队多年的记者透露，有一次他和一位相熟的教练外出吃饭。饭桌上，谈起第二天的比赛。那位教练显得很担忧。他说这几天主队和己队的队员接触太多，容易出事。那位教练又回想到前一年的一场比赛时，他说当时自己就有点纳闷，对方那两个球守门员按道理应该扑祝怎么就能没扑住呢？他说自己后来想明白了，恐怕不是那么回事。他一边摇头，一边自言自语：以后再找弟子得找听话的，不听话的不能要。
　　"假球"是存在的，只要是竞赛、要排名次，尤其在比赛被分成级别、阶段的情况下，假球必定要出现。甚至可以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这几句话来描绘它。
　　在以下的各种情形下，最容易出现"假球"现象。
　　一、假球首先产生于球队之间"名次"、"级别"相互利益的交换过程。比赛进行到一定阶段，出现两支球队只有通过"协商"最后的比赛结果，才能够不至于两败俱伤，将其它球队自然而然地挤出去，出现"双赢"的情况。通过"协商"踢球，符合双方的最高利益，可以达到保级或升级的目的。这样两支球队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用不着金钱交换，用不着强有力的中间人，"名次"、"级别"的需求就像磁石一般将两个队紧紧地吸到了一起。
　　这种"假球"会获得从俱乐部的领导、主教练及至全体球员的一致赞同，往往也是他们共同商量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这种"假球"的活动中参与者几乎是足球俱乐部的主要领导和球队的全体成员。如果还有第二支球队出现，需要共同作战，只不过比两支球队的状况复杂一点罢了。这种交易都是你情我愿，达到利益互补的目的。
　　相当一部分假球都是这种协商的结果。
　　二、受贿打假球。比赛进行到一定阶段，一场球的输赢对某支球队已无关紧要，只是靠前一位还是靠后一位问题，而对另外一支球队来说则是升级、降级和出线等重大问题的时候，就可能产生以钱换球的交易。
　　在这种情况下，"假球"出现的过程比较复杂。因为仅仅有"买方"和"卖方"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促成这种交易的条件。
　　这种条件包括：1．如果两个俱乐部、球队内部直接有人相互关系密切，在暗中直接做了作就可以促成交易；2．寻找双方球队都认为可靠、有权威性的中间人。如果是在足坛有资格的人士牵线搭桥就更容易成功。3．两个队必须有做交易的习惯，当一方提出这种要求，对方容易接受。
　　剩下的事就是出多少钱了。
　　这种"假球"交易绝大多数情况下付钱一方是俱乐部，收钱一方是教练员和部分运动员，在特殊情况下是球队全体的"共同行动"。涉及到金钱交易，知情者过多容易泄露。
　　在上述情况下，也存在的不以"金钱"为媒介的交换关系。
　　比如上一次你关照过我，这一次我关照你。但是随着职业足球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照已经越来越少，往往被金钱代替了。
　　三、受赌博集团操纵打假球。
　　职业联赛一经建立，足球赌博便会迅速出现，并能产生巨额利润。没有一个职业联赛没有受到赌博的沾染。例如东南亚赌博集团就非常嚣张。在1997世界杯外围赛中，赌博集团以每球1O万港币作为代价，引诱陈子江在香港对泰国一役中作假一结果，陈子江放了两个球，而且，陈子江等人还参与下注，在场外获利。最后陈子江被判入狱1年，终身禁赛。
　　香港廉政公署为了打击赌球和假球现象，从1995年就开始着手调查。调查假球取证工作十分困难，廉政公署几乎精英尽出，参与者均是高级调查主任以上的人员，最终使"陈子江假球案"大白于天下。
　　如今，中国的职业联赛也不再生活在真空。足球界人士称，赌球之风愈演愈烈，尤其是在世界杯期间，据说已经发展到几亿、几十亿的盘子，庄家的利润都在10％以上。重点地区在广东，其它地方也有，香港人已经渗透过来。
　　赌博集团往往要贿买球员，甚至影响比赛结果。
　　"假球也不是那么好打的。"一位在俱乐部工作的朋友如是说。＿假球一般发生在联赛的后期，哪些场次有可能出现假球是秃头虱子明摆着的事。在这些场次打假球真要硬着头皮，很难踢得自然，很容易一下子就被看出来。假的就是假的，在大庭广众之下，作假是很难堪的一件事情。要想做得天衣无缝是很困难的。因此，打假球也会常常出现失误，造成"真戏假作"。
　　因此打假球也需要一定技巧。面对舆论界和广大球迷，作假之人还是有一些顾忌的。
　　在'96赛季最后几轮比赛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尚存在降组危险的主队和一支已经无所谓输赢的客队的主教练达成放水协议。由于主队主教练没有经验，而事先将客队要放水的情况在赛前会上通报给了自己的队员，说客队某个队员会在某个位置放水。结果主队队员们认为这场球肯定要赢，于是就松懈起来。没有想到开赛后不久，就被对方队员攻进一球。赢球后，对方全队员自动采取了守势，使那名后卫失去了放水的机会。结果主队输了该场球。
　　后来，俱乐部领导说这个主教练太蠢，不应该事先将对方放水的情况透露给全体队员，导致大家的松懈。只告诉几个前锋就可以了嘛。
　　五年过去了，中国足坛从未直接因"假球"的事件而处理过任何一支队伍，是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吗？
　　不是。
　　《全国足球比赛纪律规定》第六条违纪和违法第二款打假球和违反体育道德中规定：（一）凡涉及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的比赛，将被判定为假球：1．有确凿的假球证据；2．有明显迹象表明，一方或个人故意让球或双方相互放水；（二）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在接到认定某场比赛为假球的报告后，将在24小时内进行调查审核，并在72小时至其后的任何期限内做出决定；（三）对被认定为打假球的俱乐部（足球队）给予如下处罚：1．属甲级A组的俱乐部，处以40元人民币的罚款；2。属甲级B组的俱乐部，处以2O元人民币的罚款；3．凡打假球的俱乐部队停赛一年，一律降为乙级队，由此造成全国足球甲级队A、B组联赛参加队所空名额，按联赛名次顺序递补。
　　（四）对被认为打假球的个人，给予终身禁赛的处罚；。
　　（五）凡比赛中有违背体育道德、消极比赛，引起观众和舆论强烈不满的，甲级队处以5000O元人民币的罚款；其它队给予必要的经济处罚。足球打假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足球产品"和普。
　　通产品不一样，很难区别它的真假。
　　首先，判断假冒伪劣产品看产品本身；判断"假球"只能看现象。
　　其次，对假冒伪劣的产品可以通过有关部门进行技术"认定"；对"假球"只能是"判断"，很难认定。＿再次，最后确定假冒伪劣产品主要需要物证，拿到手就跑不了；确定"假球"主要需要"人证"，找不到证人或者证人不开口，谁都没辙。甚至开了口还可以闭口或改口。
　　这一点，恐怕打假大王王海也很难抓到"假球"的真凭实一据。
　　有关法律法规早已存在，但假球现象久禁不绝。一方面打假呼声高涨，另一方面又抓不到假球的真凭实据，处理起来就很困难，因此被看成"心太软、手太软"。
　　面对中国足球的黑幕重重，"假球"日益猖撅的现状，中国足协曾考虑到取消联赛升降级制度，这样足坛相关人员就不会那么功利和疯狂，假球必将大大减少。但是取消升降级制度的弊端是不言而喻的：联赛升降级制度是国际惯例，这一制度产生了市场悬念，使足球更富于吸引力和刺激性，是发育足球市场的重要手段。如果把足球市场丢掉了，再想找回来可就困难了。即使取消升降级制度，也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虽然对假球的认定在技术上存在着相当的困难，而巨很难从外部了解到假球的真实内情，因此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进行某种外部认定。
　　比如可以成立"假球"认定专家小组作为假球认定的权威机构，依据一些科学的分析方法对假球进行鉴定。根据足球运动的特点和心理分析方法是可以相对准确地认定假球的。在鉴定过程主要可以依据这样几个方面：一、看该场比赛结果是否对双方有重要影响。如果比赛结果对其中某一球队的名次，主要是升降级有影响，就应该认真关注。因为这是引起假球的客观原因。
　　二、重点要看比赛双方在球场上的表现。这主要包括：1．比赛双方球员在场上是否全力拼搏，是否能够象平时一样打出自己的风格与特点；2．双方球员在场上的情绪、表情是否正常，如果多数成员的表现异常，这里面就包含着问题；3。看双方教练在比赛中的表情和以往是否有区别；4．看双方球员的运球情况和射门情况与平时有没有重大区别。
　　鉴定过程可以采取打分制，即将各个因素分解为"分数"。
　　综合起来，分数达到一定标准的即可认定为假球：达不到标准的即使是有许多疑点，也不能认定为假球。
　　当然这种鉴定方式中有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误差是极小的，可以和技术监督部门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认定准确率相差不多。
　　"乱世重典"，在中国假球肆虐、黑哨横行，几乎要危及整个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的时候，即使"枉杀"一二个无辜，也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采用具有预防假球的联赛竞赛规则。
　　韩国职业足球联赛竞赛规则就在限制假球方面具有很朋的优越性：它规定每场比赛必须分出胜负。1．在9O分钟内获胜的球队得3分；2．如果双方在9O分钟内打平，进入延长期比赛。延长期采用突然死亡方法，获胜球队可得2分；3．如果双方120分钟仍然战平，将以点球决胜负，获胜的球队得1分。采用这种方法的最大好处是在一场比赛必须决出胜负，从而使球队打假球的机会大大减少。同时这种方法可能增加足球比赛的激烈程度，使球赛变得更加好看。

 

11．球员，总有些人长不大 

　　职业足球运动员是如今最风光的职业之一：他们能够拿到高额薪水、高额奖金并享有其它优厚的物质待遇；名字和形象经常出现在电视、报纸和广播中；一些人还拥有大批的追随者、崇拜者……。 
　　然而在我们的球员中，还有一些人就像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经常作出一些令大众、球迷、教练、俱乐部以及足球官员们痛心的事情来。
　　有的人纪律松散，社会不良风气缠身；有的人在比赛中球风不正，赛场生事；有的人顶撞教练，不服从教练的指挥；有的人甚至殴打他们的"上帝"--球迷……在赛场下，组织纪律松弛，在球员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有些队员的自觉性大不如以前。不遵守作息时间，就是教练工作的一大难点。
　　一般每支队伍每天都要有教练员在驻地陪吃陪住，重点监督作息时间。而到客场比赛，由于"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到处是"挡不住的诱惑"，"看管"难度自然加大。俱乐部各想各的高招，方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北方某甲A球队，去广州客场打比赛时每天都有一名教练员、一把椅子、一张小桌、一壶茶水在球队所住宾馆楼层口守候，防止众弟子私自外出。每天要守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房睡觉。遇有教练一时不小心，瞌睡过去，众弟子就会"胜利大逃亡"，溜出去玩个痛快。回来见教练睡态可掬，众弟子孝心大发，拿过一床毛毯替教练披在身上。
　　可怜的教练显然有比夜间值班更重要的事要做，哪个能天天点灯熬油长相守，于是在1997年全国乙级联赛长沙会战时，就有某队特地花钱雇了两名保安人员随队到长沙，专职每天24小时守候在球队驻地大门口，禁止队员私自外出，把教练解放出来。
　　至于逃离了教练们的视线，球员们做些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
　　当有些球员知道没有人会威胁到他的主力位置时，便常常放纵自己。每周比赛后放假一天，这一天他便开怀痛饮。
　　北方一个足球俱乐部的两位善饮的老将，曾经两个人一次喝光一箱24瓶啤酒，难怪肚子见长体形变胖。其中的一位，十几岁时便被誉为"神童"，最终默默无闻地从队伍中消失了，因为他连跳都跳不动了。
　　许多球员在被问及有什么爱好时，答曰："与朋友聚会。"一位比较实在的国脚补充道："说得那么文雅干什么，就说吃喝玩乐呗。"
　　足球是一种大量消耗体能的体育项目，轻率地挥霍体力必然会影响到球技的提高和临场的发挥。
　　听说不久前一位围棋高手，到南方某地参加比赛。就是因为在第二天进人"黑白世界"之前先进入了"彩色世界"而输了一目。足球运动员未进"绿茵世界"先进"彩色世界"的后果就更可想而知了。
　　苏永舜阔别中国足坛多年再次回国在辽宁队执教，不禁被惊得目瞪口呆，他只能想得到当年自己麾下的容志行、迟尚斌刻苦用功的样子。老人痛心疾首："大门锁上，就顺着绳子从窗户向外爬．摔球了可怎么办！"而且他一直没有搞清，是到了四楼就从别的屋里出去了，还是真的从五楼一直爬到一楼。那玩心也太大了（辽宁队当时住在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男宿舍五楼，电只有五楼封闭）。后来他对当年手下弟子迟尚斌说，带他们可比带你们操心多了！
　　最近，刚刚返回甲A的辽宁队，给了辽沈球迷以兴奋，同时一些队员又给了球迷以沮丧。
　　球队在成都输了球，几个人就跑到店里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两点。六、七个人一共喝了6O瓶啤酒，平均每人8瓶左右，已到酗酒的程度。喝多了又与保安发生打斗……。这怎么能不令球迷们失望？谁能相信，一口气喝下去7、8瓶酒的人是偶尔为之，只有输球后喝酒而平时不喝呢？这其中，有原健力宝队长，他是很多人看好的中国国家队21世纪的队长。
　　比如，有记者披露，"十强赛"赴沙特打客场归来，国脚们在包机上豪饮的内幕；比如万达队"四国脚"夜归事件；比如海埂体测结束的当天，整个海埂便成为一座空巢；比如队员训练完往往有香车美女等候……。
　　有位颇有名气的球队队长却没有队长的气质，"娇、骄"二气没有根除。有一次他在状态不好时射失了一个点球，有个记者写了一篇题为《××不争气》的短文，批评他的表现。他看后，竟然找到该记者争执，出言不逊，大失球星风度。然而他的教练却对记者说："他已经有进步了，训练基本不缺。但想让他脱胎换骨也不现实。"--一这就是教练对于一队之长的客气评价。
　　这样的队员，除了用钱来笼络，还有什么办法呢！可是，钱也有失灵的时候。
　　球迷们讽刺有些中国球员时，将《祝你平安》改了歌词："你的所得还是那么多吗？你的付出还是那么少吗？……"那么是不是给钱就能够解决组织纪律性的问题呢？有的时候是这样。1995年时，南方一支球队靠一群小将打天下。开赛前，俱乐部领导说，××、×××，这一场球好好打，打胜了你们房子就有了！于是年轻队员就像小老虎一样冲了上去。
　　1996年时，队员们大多已经挣到了不少钱，不但荣誉是过眼烟云，无法诱惑使其全身心投入，就是实实在在的金钱和房子也不再能够刺激起高昂的进取和斗志。据称该队在足协杯客场战万达队前，主力队员一个个被找去谈话，关于钱和房子的许诺都有了，可是比赛的结果竟然是一败涂地。金钱，对于这些挣惯了大钱的队员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在口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的同时．许多球员的职业道德和素质并没有随之提高。有些队员对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似乎只何钱在起作用。于是俱乐部的老板只好把大把大把的钱塞给他们。当我向某俱乐部的负责人称赞队中一位经常晚上溜出去过一夜生活以豪饮著称的队员的状态有所回升时，那位负责人苦笑一了一下："你知道我暗中给他塞了多少钱吗？"
　　在赛场上，一些队员球风也特差。＿
　　足球是一项对抗十分剧烈的运动项目，双方队员在争夺中。
　　发生摩擦和碰撞是难免的，因此应从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的高度去对待，去处理，否则很容易受到纪律的制裁。
　　1996年4月28日，在广州太阳神与广东宏远一役中，宏远队的凌小君背后铲倒太阳神队的沈嵘，沈嵘起来情绪失控，用手推对方颈部，主裁王学智将两人双双罚出场外。中国足协对沈嵘做出停赛三轮并罚款1000元的处罚，广州太阳神俱乐部同时受罚5OO元。
　　5月4日，辽宁航星客场与佛山佛斯弟队比赛中，辽宁队队员对主裁张忠的判罚表示不满。徐冀宁因不服裁判判罚而故意推挤裁判员，被红牌罚出常中国足协对徐冀宁停赛4场，罚款2000元，俱乐部罚款1000元。
　　同日，大连顺发队队员权国文与火车头队的比赛中，不服主裁衡明华判罚，故意用手触及裁判头部，被红牌罚下。足协对其停赛3场，罚款2000元，顺发俱乐部社罚1000元。
　　5月5日，在北京国安队与天津三星队的比赛中，三星队守门员施连志在与国安队高峰争抢球时，以极危险的不正当动作危及对方，将高峰铲伤。足协停止施连志比赛6场，罚款2000元，天津俱乐部被罚1000元。
　　1O月13日，四川全兴队对广州松日队的比赛中朱谷丰犯规，并对判罚不满，伸脚踩向裁判，被红牌罚出常足协对朱谷丰处以停赛5轮，罚款2000元。
　　1998年的绿茵场也并非风平浪静，随着联赛越战越酣，球场暴力又有抬头。
　　在甲A联赛第六轮的比赛中，裁判共出示5O张黄牌和2O张红牌，火药味扑鼻而来。
　　'98超霸杯万达与国安大打出手，连一向乖巧的孙继海都失去了冷静，最后双方队员混战成一团。虽然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镜头无比坚定的对准着巨大的记分牌，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是听到了直播麦克风传来的现场观众的喧嚣，还是通过事后媒体的报道知道了有关情况。
　　3月29日进行的甲A第二轮比赛，在八一队对北京国安队一役中，31岁的八一队老将栾义军踩踏国安队员李东波，事后被中国足协处于"极刑"，停止甲A联赛六轮比赛资格，并处于个人罚款3000元，他所在的俱乐部同时被罚款1500元。
　　栾义军并不是一个动作粗野的球员，据他自己介绍，从他18岁正式踏入足坛至今，他也只得过两次红牌。反思后的栾义军说，这次犯规是球队状况带来的急躁情绪引发了他的激烈动作，而且强调"犯规全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这样下意识给他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5月6日，在甲A联赛北京国安与延边敖东队的一场比赛中，延边敖东队2号崔承范在抢不到球时，故意用力踩踏倒地的对方球员，对此，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停止崔承范6场比赛资格，并罚款3000元，同时对延边俱乐部罚款1500元。还有上海航星的李昀，沈阳海狮队张红等都得到了停赛罚款的处理。
　　绿茵场上的暴力向中国球迷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你喜欢足球吗？那好吧，你必须有足够宽容，能够容忍丑陋。就仿佛是啤酒制造商在出售啤酒时告诫买啤酒的要有酒瓶爆炸的心理准备，或者热水器制造商在出售热水器时对购买者要说有热水器随时可以引起火灾一样。准会有一天消费者们会被吓得落荒而逃，在'97赛委甲A联赛11轮申花与泰山队一役中，足球名星范志毅火气十足，又爆出了新闻。他不仅踢伤了对方外员巴力斯塔的腿，并且，巴力斯塔和泰山队员称，范志毅向巴力斯塔脸上吐口水。
　　泰山队员及俱乐部官员对范志毅的表现十分气愤。在赛后纷纷谴责这一行为，并依据中国足协"场上不得以侮辱性言行侵犯裁判员和客队队员"为由，向中国足协提出了申诉。
　　泰山方称：由于上轮比赛巴力斯塔发挥得非常出色，所以在这场比赛中成为申花队后卫重点防卫对象，其中范志毅将他的腿踢出了一道长达8厘米左右的回子，范志毅及另一名队员为此领了一张黄牌。在比赛继续进行后不久，范志毅再一次将巴力斯塔踢倒，当巴痛苦地在地上翻滚时，范志毅竟朝巴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巴力斯塔非常愤慨，他认为自己腿上的伤不算什么，但这种侮辱人格的行为令他难以接受。
　　山东地区各大报纸几乎全在醒目位置，用最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一事件，并用大量篇幅加以评论。《济南时报》头条标题是《范志毅又演球场丑剧，泰山俱乐部欲讨公道》。文章称；"虽然昨大（上周目）申花队是比赛的胜利者，范志毅恶劣的表现却令他们输掉了颜面。"
　　年维泅老人在电视中多次看范志毅与主裁判争执，以及在双方争执中，每次都冲上去骂骂咧咧，指着泰山球员教训人之后，不禁大发感慨：身为一队之长，在比赛作风上要起表率作用，否则不仅在国内赛场上为人不齿，到了国际赛场上更要在裁判方面吃大亏。而范志毅在《足球之夜》中指天划地，信誓旦旦地说，他没有吐口水。上海方面对此事表示沉默，说当时所有场外人离得都很远，又没有录像，看不清楚。
　　山东电视台法制节目组制作了专就此事进行讨论的节目，职业律师从法律的角度认为"吐痰事件"只有两种结论，一是范志毅侵犯他人，污辱他人人格，另一种就是巴力斯塔诽谤他人--两人必有一人在说谎。
　　但是，由于泰山俱乐部不能提供"直接的证据"--录相或者"正在吐痰"的照片，中国足协表示无法认定。
　　但是，齐鲁球迷却并不肯善罢干休，在鲁申之战结束半个月之后，他们迎来了与海狮队的比赛。但他们手执条幅当街呐喊的内容，却还是向范志毅讨还公道这一主题。他们不能忘记一位摄影记者折下的照片，"巴力斯塔手指自己的脸向裁判申诉"。在济南市体育中心的大门内，一幅大大的漫画像立在了球迷的必经之路，经过处理变形的范志毅霸气全无，低眉顺眼，旁边一行大字："我错了"。体育场内各种标语随处可见，两幅最为醒目的条幅是这样的"天地良心好做人--一与范志毅共勉"，另一是"请范先生戴口罩"。
　　虽然范大将军从前有海关掉电器、亚州杯骂刘越、申城打球迷的劣迹，但谁也不能由此推论：范志毅就是吐口水了。
　　但是，相信每个人都有睡不着觉的时候，黑暗中他会借着月亮的照耀审视自己的灵魂。正所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联赛以来，还多次发生过球员打骂球迷的现象。
　　1995年全国甲A联赛第四名广东宏远队，在参加首届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广州赛区的比赛时，出现了一起殴打球迷的恶劣事件。
　　1995年12月2O日，当广东宏远队和佛山队的比赛至上半场结束时，广东宏远队以1：2落后，当时看台上个别球迷认为广东宏远队的门将24号高健斌表现欠佳，因此对其起哄，引起高健斌在退场时与一观众发生争执，尔后高健斌冲向看台，将其打倒在地，经公安干警及时上前阻挡才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有一位目击者描述了整个事件：被打的球迷认为高健斌表现欠佳，已数次对其出言不逊，高健斌当时已是一边比赛一边警告那位球迷：我一下场就来打你。可以看出高健斌已有欲殴打那位球迷的念头，而那位球迷极不自律，数次对高健斌出言不逊。果然，到了中场休息时，高健斌走到那球迷的前面说："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但话没说上两句，高健斌就从赛场下面爬上近2米高的看台，对那位球迷拳打脚踢，幸亏几位球迷的朋友及一些观众和公安干警及时制止。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根据"全国足球比赛纪律规定"处罚细则第12条，对广东宏远队运动员高健斌处以停止一年（自1995年12月2O日至1996年12月19日）参加全国比赛资格，罚款3000元，对广东宏远俱乐部提出批评，罚款15OO元。
　　如果说在这一事件上中，高健斌打人固然有悖于运动员道德，但毕竟也还算事出有因，被打的球迷在这一事件中起了挑衅的作用。但是，在上海滩头恳求范志毅为其签名却遭痛殴的那位上海球迷则更显得可怜巴巴，令人心酸不已，不忍评述。
　　1998年1月10日下午2时1O分左右。上海虹口区鲁迅公园外的马路上，一名叫顾生荣的上海球迷，在此巧遇刚从申花俱乐部走出的范志毅，他兴奋地迎了上去，请求范志毅在一张图片上签名留念，范志毅不予理睬，急速地跨进了停在路旁的汽车。顾生荣情急之下，敲着车身希望范志毅能够下车给签个名，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灾难开始降临。
　　范志毅怒气冲冲跳下车来，（据《现代体育报》概述）"一手摁住顾生荣的头颈，另一手挥拳便打，顾生荣躲闪不及，结结实实挨一顿打，脸孔立即淌满鲜血。"
　　当时现场有数十位目击者在旁目睹了这一切，有不平者迅速拨打"11O"向公安局报警，此后，在附近巡逻的虹口区巡警几分钟便赶到了现场，可怜那位球迷，一边擦拭着脸上的鲜血，一面捂着裂开的眉骨，嘴里却一个劲地叨咕："我……我就是崇拜范志毅。"
　　据了解，由于牵涉到上海最火的足球明星，这一事件最后只以私了的方式解决，即范志毅赔偿球迷顾生荣医药费2OO元，精神损失2000元。
　　主要媒体在接到愤怒的群众举报后，记者迅速对事件进行了报道。
　　球迷们得出的结论是：要提高中国足球运动水平，关键是要提高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不提高，水平怎么上得去？
　　一位沪上资深体育界人士得知此事后告诫范志毅道："你在足球场上是明星，但是在足球场下，请你学会做人。大腕脾气该收一收了！"
　　对于有些球员的所作所为，连外籍教练都深有感触。
　　德国教练维尔纳在广州松日队下课后，就球队的管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广州松日队中有的球员甚至是著名球员嗜赌成性，比赛前还通宵赌博，比赛打不好当面顶撞教练。这样的球员，中国有，德国也有，没什么了不起。把他赶得远远的，让他从俱乐部中消失就行了。赶走一个，后面还有十个非常棒的球员等着他的这个位置。但在中国不行，能踢球的人大少，这是非常大的遗憾。
　　球员都是成年人，他们有的已经结婚了，如果每天晚上10点钟都要去敲门问："睡觉了没有？"这不像幼儿园一样吗？这样的球员，你怎么能指望他们赢英国队呢？如果将这种情形向欧洲球员一讲，我相信想他们会笑掉大牙的。
　　为什么球员的工资在飞涨，而一些人素质却在不断下降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时代不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外部环境时时在影响球员的思想观念。
　　有个球员对他的教练说，你们当队员的时候有夜生活吗？有卡拉OK吗？有"迪厅"吗？有漂亮的小姐吗？有金碧辉煌的大酒店吗？有桑拿吗？没有。那时过了晚上8点街卜就漆黑一片。就是拿棍子赶，恐怕都不想出去了，那时候不仅没有这些好吃的好玩的，而且整个社会都在讲贡献、讲艰苦奋斗、讲大公无私，队里还有一个什么都管的领队牢牢地看着，做你的思想工作，你的事不说他都知道。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没有人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俱乐部只管球队成绩，至于心灵美不美，早没人关心了。
　　有记者叫板：中国球员．敢说"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赌钱，四不泡妞"的有没有？
　　有，不多。
　　其次，一些人过早成为的球星，往往过分早熟，过剩精力和过剩金钱无处消磨时．往往步入堕落的境地：过夜生活、非法赛车、沉溺女色、训练缺席、与队友吵架、殴打记者……。在梧州参加冬训的"小甲A"球员，不仅打架斗殴，还有溜出去与当地女孩花前月下的，不能不令大人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还只有十几岁。
　　一位著名的教练感慨地说，队员都是好队员，就是太年轻，外面的诱惑太多，有时难免把握不住自己。
　　再次，在实行职业足球俱乐部制以后俱乐部将球员的管理也接了过来，但是在做思想工作方面几乎是空白。主教练负责训练比赛，最多是管管球员的作息时间；领队一般是管后勤，对思想工作也无暇相顾。
　　一位球员说，俱乐部不管，老爸老妈又够不着，足协只管开罚单，我就只好自己管自己了。
　　与国内的许多球员相比，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员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精湛球技，而且还展示了他们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质。
　　很多教练部说，外籍球员真省心，晚上9、10点钟就自动睡觉，不用敲门喊熄灯。
　　万达俱乐部的外员金斯认真地告诉翻译刘仁铁，你不必每晚打电话到房间看我在不在，我是职业球员．知道按时休息。
　　万达队1996赛季的外员佩莱和斯文森也来自瑞典。大连"梦工厂"迪厅开业请了万达队前来助兴，两位外员在人声嘈杂声中坐得端端正正。宴会之后，人们上前邀他们共舞。他们老实地说，我们得回去休息了。而每逢有人宴请，他们从不喝酒，手中准是端着可乐，而且强调一定要吃卫生有保障的东西，以防生病影响训练和比赛。
　　1997年全运会期间，金斯回瑞典休假，他主动找原来俱乐部跟着训练，重返中国时，技术和身体状况比走的时候还要好。
　　外籍球员们常说：得到多少付出多少＿
　　一些国外球星不仅以高度的投人的精神战斗在绿茵场上，在场外也堪称楷模，不能不令人佩服。
　　在意大利和德国，一些著名的球星既是球场上的英雄，又是球场外的社会活动家。例如古力特，给观众签名时只要时间允许，总要签完最后一个人。他还声援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成为全球黑人的精神偶像。在平时，球队一般都安排固定的时间和球迷们见面，兴行联谊活动。正因为这样，在意大利，有的整个家庭几代人，甚至整个城市的市民都是一支球队、或者一个球星的铁杆球迷。有了固定的观众，才有稳定的门票收入，俱乐部的日常经营活动也就众人拾柴火焰高。
　　当今球员也有完美的化身，意大利的马尔蒂尼就是这样的一位绿茵天使。他既是意大利国家队及AC米兰队的主力后卫，还拥有俊朗高大的外形、出众的球技以及良好的修养。
　　马尔蒂尼16岁便崭露头角，他在1985年1月首次为AC米兰披挂上阵，结果以1：l战平马迪内斯。在其后的一个赛季里34场甲级比赛中，17岁的他上阵27次，可见他是何等成功。
　　然而，马尔蒂尼没有沾染上任何坏毛玻
　　名门出身的马尔蒂尼一直受到父亲萨利·马尔蒂尼的提携，老马尔蒂尼是前国家队后卫，曾协助AC米兰夺取1963年欧洲杯。1998年世界杯，老马尔蒂尼赴任意国家队主教红。而小马尔蒂则凭借无人可替代的球技当选队长一职，父子兵齐上阵。
　　爱家庭是马尔蒂尼的特色。他和女友经常宴请妹妹和弟弟，全家人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马尔蒂尼早睡早起。
　　马尔蒂尼出众的外表及洁身自好的形象成为众多广告商猎取的对象。他曾为汽车、酒、时装等商品做了不少广告。
　　他的良好的自身修养令人叹服。
　　'95赛季大连万达队的外员斯文森回国以后，大连的记者们辗转地给他打了电话，向他问候。
　　斯文森介绍说，他回到他来中国以前效力的甲级队摩托罗拉队，除了因为环境比较熟悉以外，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俱乐部为他找到了除了踢球之外的另一份工作--照顾一位坐轮椅的小女孩。
　　面对中国记者的惊讶，他解释说，在瑞典，只有那些有一定名气的运动员才有资格照看有残疾的孩子。这项工作带有慈善性质，在瑞典流行的做法叫"男保姆"。工作内容是与小男孩一起进晚餐和陪小孩玩耍。但更重要的任务是在隐藏这些简单工作背后，运动员要以名人的身份讲述自己是如何成功的，并且以名人的成功史帮助有残疾的孩子重新树立起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忘掉苦恼和忧伤，激励他们奋发向卜．作牛活的强者。并且，由于有自己平时崇拜者们明星来到身边，孩子会觉得生活作常美好，平淡的生活中有了新的希望。
　　这才是真正的职业球员的作为。
　　大家都希望那些球员能够通过学习和思考来提高自身的素质，增加一点"事业感"。
　　最近，一位球迷朋友突然来了电话，说他在阅读英文时觉得有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非常适用于现在中国球员的现状，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职业与事业》。我希望以此文与球员共勉。
　　文章说，职业是一个人的谋生手段。通过职业他可以懂得有付出才有收获，懂得自己必须工作。可是职业就是职业。而事业，除了以上各项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奉献"在里面，如果有人视某个职业为事业的话，那么它将会无比热爱，全身心投入，死而无悔。
　　一位匈牙利出生的足球明星在他的球队在欧洲足球锦标赛上获胜后，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关于胜利的秘诀问题。他说："我花大量时间去踢球，不踢球的时候我就谈论足球，不谈论足球的时候我就思考足球。"
　　有一位足球运动员说，我一定要到足球场上去，哪怕是当一角棋。这就是一种视足球为事业的精神。足球不仅仅是职业，它还是事业。
　　另外，也希望那些已经成星的球员明白做名人是要有代价的。
　　如果克林顿不是美国总统，那么他的绯闻即使主动想登在报纸上，都没有记者会理睬。对于普通美国公民来说，同类事多得多。克林顿是名人，社会就要用名人的标准去要求他，如果他不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同样的道理，普通百姓在众目睽睽之下吐口痰也不算什么事，顶多被老太太罚款，但如果换了大众心目中偶像-一某一位大球星，就要又当别论了。
　　对足球俱乐部来说，寻找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足球运动员的管理方法，也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足球事业需要一大批素质高、球技强的足球运动员。
　　维尔纳说：
　　现在的这批球员，是突然置身于职业化的环境中，他们以前从未受过职业化的教育，他们多数意识到自己能赚很多钱了，但未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但是，下一批更年轻的球员就可以在职业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以后的球员肯定在职业道德、职业精神上比现在这批球员要好。无论如何，中国足球职业化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中国的球员很快就能适应职业足球的要求。
　　他们会明白，职业足球能为自己提供什么机会，职业足球就是通过自己稳定的高水平表现去赚钱。钱要让球员赚，但同时要向他们提出要求，这是职业足球的原则。

 

12．错综复杂的师徒关系 

　　在足球，及至整个体育运动史上原本是没有教练的，只是随着足球（体育）运动的发展，教练员慢慢从球员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教练的历史晚于运动员的历史。 
　　在足球运动诞生之初，只是大伙儿一起玩得高兴，是根本没有"教练员"这一说法的。以后一些足球队为了提高水平，增设"训练人员"一职，这种"训练人员"就是今天的教练员的雏形。
　　后来，有无教练员几乎成了职业足球与业余足球的分界线，强烈反对设立教练职务的态度来自于那些把足球运动当作业余爱好的贵族，当业余球员们听说有的球队专门抽出时间来准备比赛时，他们都很愤慨。
　　时间到了2O世纪6O年代，一切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教练的作用日益显著，教练慢慢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当阿尔夫·拉姆齐率领英格兰队于1966年在自己家门回的温布利体育场捧走世界杯时，教练终于得到了人们的承认。
　　从教练员产生那天起，他和运动员就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处在一处微妙的状态之中。在足球俱乐部成立之后，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又加进去了俱乐部的老板以及管理层，使本来就很微妙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1958年世界杯结束后，发展相对落后的英格兰采取了一些更现代化，更进步的做法。但是要清除人们头脑里的固有观念，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乔治·雷诺尔的瑞典带领球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他也赢得非同寻常的尊重，但他步入事业顶峰而后回国执教考文垂队城市队时，却没有打完一个赛季就离开了。
　　这是因为在6O年代，英格兰的俱乐部主席们往往会聘用一名职业球员为本俱乐部的经理，并把经营权下放给经理。这样教练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除俱乐部主席的干扰，然后才能一展身手，依靠其能力获得对整个球队的绝对控制，当然有不少人很快就败下阵来。
　　执教恺尔特人队的斯坦恩获得成功，因为他在入主凯尔特入队之前，就和俱乐部主席谈妥，由他自己来挑选队员。
　　这个时候俱乐部大多是由懂足球的俱乐部经理管理的，俱乐部主席只管雇佣和解雇球员。
　　教练员在俱乐部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英国与德国的足球教练有关足球教练职能的论述：教练员为了当好一队之主，要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工作能力。
　　担负好以下角色：
　　教练员--组织和指导训练与比赛活动。
　　教师--传授新知识新观点。
　　鼓动者--唤起积极、进取的敬业态度。
　　风纪者--建立合理的奖惩条例。
　　管理者--引导和指挥队员。
　　公务员--有效地处理文字工作。
　　公关人--与新闻媒介和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
　　社交者--一寻求社团、公司等支持。
　　朋友--拿出时间与队员建立良好的关系。
　　教练员必须熟知队员。
　　首先要了解他们：
　　一、你和他们的投入是否一样；
　　二、他们投人职业的时间有多少；
　　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四、他们想要取得什么；
　　五、家庭背景、父母的支持。
　　其次，要熟悉队中每个人：
　　一、了解队中每个队员的身心特征，以便随时激发和帮助他们处理成功与失败；二、了解队员的外部因素，即家庭、父母、一些队员的影响；三、了解队员的内部因素，即健康、饮食、情感、性格；四、建立个人档案，包括习惯、投入、目标等项内容。
　　五、与队员取得相互尊重，不伤害队员自尊，不在公众面前惩处队员，对他们既严格又公正。要热情坦荡，守时敬业，确保每次课有目的，对队员给予大量鼓励和表扬。
　　最后，要清楚队员的能力：
　　一、是否有足球运动必须的身体条件，是否有乐于竞争的个性；二、对能力的了解、观察非常重要，但采用一些科学的测试方法也极有帮助。
　　在中国实行俱乐部制以后，做一个教练很不容易。业务不容易，人际关系上也不容易。
　　首先，经济利益的摩擦在教练和球员中时常存在。
　　在中国足球未实行俱乐部制之前的传统体制下，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近似于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有些队员是教练从小一手带大的，球技也是教练手把手教会的。教练不仅要教球技，而且要教球员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在传统的体制下，教练有威严，有慈爱，对球员有急风暴雨，也有谆谆教诲。许多教练被球员敬着父母，那时教练的职位是比较稳定的。虽然球队中球员和上级领导会有摩擦和矛盾，但是很简单，很少有其它利益的牵制。
　　实行俱乐部制以后，教练员（尤其是主教练）和球员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方面"师尤常徒，徒无长师"。由于俱乐部频繁炒教练和队员的大量转会，从根本上打破原有的师徒关系结构。过去一个球员有可能跟一个教练一跟十年，现在能在一起共事一、二年就算长的了。这种现象必然要对教练员和球员的关系发生重大的影响。
　　"师无常徒。徒无长师"是职业化条件下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关系的正常模式。与过去传统的师徒关系相比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大流动产生大交流，这种大交流打破了传统的"一师一徒一招"的传统教学模式，对球员的球技及至教练水平的提高都具有积极意义。
　　但缺点是缺少了那种在传统体制下师徒的感情交流，教练员和球员之间失去了固有的维系关系的感情纽带。
　　另一方面，金钱关系渗入教练员和球员的关系中。
　　实行俱乐部制以后，工资的弹性一下子加大，从几千到几万相差悬殊。还有奖金，上场队员和不上场的区别更大，少的只有区区百元，多的可得上万。一般说来，队员的工资是由主教练提议，由俱乐部领导最后拍板，而出场的奖金则由主教练具体来定。因此在奖金问题上，主教练成了矛盾的焦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足球俱乐部就像是一个建筑公司，俱乐部的头是公司的总经理，主教练就是总工程师一球员就是大工匠。
　　首先，总工程师不仅要指导工匠盖房子，而且还管发奖金，因此常常发生矛盾。
　　一位上海记者称，还在王后军执教时，亲眼看见一位外埠运动员在饭桌上很不客气地要求王后军保证让他上常王后军表示可以考虑考虑，但这位球员不依不饶，非要王后军下保证不可。
　　因此在俱乐部制的新型经济关系下，主教练排兵布阵已经不能完全按照球员的能力和根据技战术的需要，还要考虑到经济利益的分配，必须根据多重关系来处理问题。如果稍稍不慎，就会影响球员的积极性，甚至引起矛盾，招来"下课"之祸。
　　其次，总工程师还经常和工匠发生矛盾．还有人事纠葛。
　　意大利足球专家张慧德一再地向作者慨叹：在意大利，无论怎样的大牌球星，都在教练面前规规矩矩，训练不迟到不早退，服装整齐，训练卖力。这是职业道德使然，即使教练和队员之间有矛盾，也不该用消极怠工的方法来解决，因为球员珍惜自己的运动生命。而在中国，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1995年7月，旅居日本八年的前国家队队长迟尚斌回大连执教。当时大连市政府和大连市球迷都对大连队在甲A赛程过半只名列第三不满。
　　迟尚斌一下飞机，就直奔运动员驻地，跟队员见面。
　　谁知，他一走进大楼，整个大楼"哗"地一声黑了下来，没电了。迟尚斌只能借着烛光，在走廊里跟队员们见面。
　　迟尚斌一行人一走出大楼，"哗"整个大楼又来电了。随行的人都很气愤，但迟尚斌是个很有气度、涵养的男人，他一笑了之。他对弟弟迟尚国说："我相信，几年以后、十几年以后，一定会有人向我承认：迟导对不起，当时我年轻，不懂事。"众人皆为迟尚斌捏一把汗。果然，有的队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无声抵抗。迟尚斌一上任就输给了当年降入甲B的辽宁队，又负于上海申花队，并非队员实力如此和迟尚斌的执教能力如此，而是队员的情绪如此。
　　好在，迟沿斌很快以他本人的魅力征服了队员，不怒自威在队员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平定了队员的情绪，将队伍迅速捏合在一起，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创下了一大堆辉煌。
　　如果换一个人，很可能就要被队员"挤兑"得无可奈何，最后卷铺盖卷走人。
　　当时迟尚斌之所以敢于治队，据他的亲人透露，是因为他丝毫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态。他在日本苦斗八年，已成为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有房有车，可以对"万达队主教练"一职不屑一顾。他可以让队员明白：在俱乐部和政府炒我之前我是可以炒了你们的，看谁更在乎。
　　1996年5月12日，天津三星队主场与八一队的比赛进行到上半时33分钟，主教练蔺新江将队长韩金铭从场上换了下来。韩金铭走下场来径直走向蔺新江，质问为什么把自己换下来。由于这场比赛由卫视向境外直播，所以混乱的场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工作人员和保安人员的劝解下，韩金铭怒形于色，愤然退常这场比赛最后以天津队0：4惨败而告终。记者称。早在1995年，蔺新江与韩金铭就曾在训练中发生过不愉快。
　　后来俱乐部报请中国足协暂停韩金铭入选国家队资格，但蔺新江也如期"下课"。将帅失和，两败俱伤。
　　1997年7月，申花队O：1负于延边队，申花队得势不得分，范志毅气冲冲地跑到场地边，大声向场边的波兰籍主教练说要把外员换下来，声音之高，连观看现场直播的球迷都听得一清二楚。虽然后来教练果然把外员换了下来，但在总结会上，俱乐部领导人义正辞严警告范志毅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主教练之上。但后来这位波兰籍主教练终于"下课"。
　　在一场海牛队比赛期间，泰山队老将邢锐也因场上劣势，公开对教练喊叫。
　　球队中的争吵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德国这样一向以荣誉、忠诚、勇敢、理智和守规矩著称的国家球队，都会为一些不光彩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不休。
　　甲A一支队伍一位国脚对其教头的评价是："就知道训人。"记者到该队采访时就亲眼看到这位球员和主教练当场对骂。
　　在足球运动的早期，像著名球员斯坦利就认为，自己比教练懂得还多。
　　现在的球员也有很多对教练很不服气。因为不服气，所以对教练很难尊重，也很难信服。不过，确实不少教练抽烟、喝酒、打麻将，叫队员又怎么能生敬意呢？
　　再次，教练员最容易与球员产生矛盾的地方是球队的管理。
　　中国球员不服管，大牌球星更难管。
　　一支队伍中如果有名气较大的球星的话，主教练的日子就会不那么好过。虽然球星在场上作用是很重要，但中国的球星有时又很麻烦。
　　迟尚斌能镇住万达队，有他的原因：毕竟迟尚斌是当年中一国国家队队长，是代表中国队出战时间最长的运动员之一，有名气。而且又在日本住了八年，眼界也有。就算大连队的球员少年成名，也不敢小看他。而其他的一些教练员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有很多教练就是栽在一些"大牌球员"的手中。
　　1998年，搜罗了一大堆球星的前卫寰岛队聘请了名师刘国江执教，又非常舍得向球队投钱，但球队的成绩却并不理想。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球星并没有发挥球星的作用。
　　寰岛队的一些老队员是已经成了家的，刘国对便准许他们回家居祝这一举动引起一些未成家的队员的不满，于是几位我们非常熟悉的明星就在酒店里租了房，吃喝玩乐。其余队员即使不出去，也在房间打麻将。如此一来，整个队伍的战斗力自然就会下降。
　　前卫寰岛队的一位球星，在未转会到寰岛俱乐部之前，1996年在一支人们寄托了极大希望冲甲A队伍中踢球，也是经常和另一位球星一道，带着年轻队员瞒着年迈的老教练跑出去玩，当年他所在的队伍冲甲A未成。
　　这就叫作有恃无恐。
　　像金志扬将高峰停赛，迟尚斌在大战前将马林遣回大连，都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即使像迟尚斌这样成功的教练，在球星们狂妄的时候，日子也不好过。之所以找徐根宝代替迟尚斌，有人透露俱乐部觉得迟尚斌管理力度不够是一个原因。1997年在四川万达队发生了"四国脚夜归"事件。当时喝多了的张恩华指着教练们的鼻子说："你们还想不想干了？"虽然事后俱乐部毫不犹豫地上报了中国足协，给这四人以处分，维护了以迟尚斌为首的教练组的尊严，但这个事件将球员与教练的矛盾大白于天下。
　　"现在不是实行职业化了吗？那么我就是职业球员了。职业运动员的特点就是自我管理、自我负责，教练用不着费心管我。
　　我抽烟、喝酒、晚上不睡觉，那时我个人的事。第二天我练不了，或是没法上场比赛，教练你别用我。"这是某队一位著名球员的真实表白。说此话时已是下半夜两点多钟，他正和另两位同样有名的队员在聊天儿，吃宵夜。
　　第二天，三个人还真的参加了一场热身比赛，肯定不在状态。但他们还是比别人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队内的尖于。
　　一次一位教练见队员夜不归宿，甚至第二天训练营地也不见人影，不由得勃然大怒："这一次一定要严肃处理，停赛一常"但是顾及这位球星在场上的表现，不由得手软："还是他最顶用！"因此该重用的还得重用。
　　抓管理，是每个教练都面临的大问题。
　　徐根宝说："我接手申花队的第二天，规定9点半训练，结果到场上一看，人来了不到一半。我说，明天谁不到，谁卷铺盖卷回家去。结果没有一个迟到的。现在的中国球员，大多数人既想拿钱，又想少花力气。水平不高，架子不校不要说吸烟、喝酒，甚至嫖、赌俱全的球员也并非罕见。在中国这种特殊情况下，队员反对的教练就是严格管理的好教练。队员没有意见的教练，一定有问题。管理问题，其实就是跟人在斗，其实就是教练与运动员，管与被管的问题。"
　　徐根宝一向以铁腕治军而闻名，他的名言是"前门后门两把锁，简单粗暴说脏话。"
　　迟尚斌的母亲则抱怨道，尚斌为了不让队员晚上偷着跑出去玩，就天天晚上守在队里。据了解，万达队每晚不是一个教练值班，而是每天三个教练和队员同吃同住，雷打不动。迟尚斌说，在日本作教练，上完训练课夹着包就走，队员的职业素质较高，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中国刚步入职业化，队员缺乏自律，因此只好守着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别相实行国外流行的走训制了。
　　许多国家的足球队都实行走训制。1978年中国队访问意大利国际米兰俱乐部，年维泅就发现球员是否每天训练后回家，采取球员自愿原则。星期日他们打联赛，队员们除赛前一天和赛后当大要住在一起外，其它时间都是训练完毕后各国各家。自愿留在俱乐部不回家的也有。如中锋阿尔托贝利，时年21岁。
　　他19岁结婚，2O岁有了孩子，但他每晚都在俱乐部祝他太太常常带着小孩晚7点来看他。9点3O分与他吻别。
　　对于走训制，教练们有自己的看法。一些教练说，现在我们订出了早出晚归与就寝休息的规定，球员不知守纪律的事还常常发生。如果实行了走训制，一旦没了约束，我们的要求又没有约束力，训练能否保证就更难说了。年维泅感叹道：职业化的确需要多方面的配套，不仅仅是经济的，也包括人员素质，而后者更需重视。
　　二十年过去了，实行走训制的条件在中国不但没有产生，而且更不具备了。
　　应该说，在中国实行足球职业化和俱乐部制以后，实行走训制的条件更加不充分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队员的自觉性大不如以前。
　　即使球星们能够严格自律，不给教练添加管理上的麻烦，因为他的经验和名气，他也会对教练的技战术打法有一定的看法。
　　如果是普通的队员就可能会放在肚子里，顶多偷偷发发牢骚，而作为大明星，他就更具备了向教练挑战的资本。
　　《中国足协关于加强赛季训练和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对于管理的基本要求是这样规定的：一、除休息日外，教练员、运动员要按时归队；二、运动员不许抽烟、不许饮酒，违者扣除当月5O％的工资，停止发奖金；三、凡训练和睡觉迟到者，罚款5000元；四、凡夜不归宿者，停发当月工资和奖金，停赛4轮，罚款1元，停止转会资格1年，重犯者停止转会资格2年；五、凡参与赌博、打架4殴者、停赛6轮，罚款2元，停止转会2年；六、发生以上情况时，领队和主教练要进行登记，并及时上报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隐瞒不报者，将给责任者予处分。
　　对于中国俱乐部队的主教练来说。"管理"才是重头戏。有时候技战术也罢了，只要管理搞好，队员有十气，球队成绩自然就上去了。
　　在最近辽宁队队员的"重庆酒吧"事件以后，为了搞好球员管理，辽宁足球俱乐部走了一着好棋：将曾长期在青少年队任主教练的张引任命为一线队主教练。"辽小虎"们很多都不是省油灯，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张教练从十岁左右带大的，在几年内，"总要给老爷子面子"。
　　足球理论家刘国江把教练比喻成一只陀螺。联赛是陀螺的驱动力，但这个陀螺要想转得久，不仅自身要做工精良，而且还需要一个光滑的平面，这个"平面"就是教练员的工作环境。
　　这句话是他在几次下野之后的领悟。教练与球员之间的矛盾，极容易引发教练员、球员、俱乐部三方的矛盾。
　　早在1994年春节刚过，广州足球队就爆出了新闻：球员炒教练。主教练周穗安被迫滞留广州，未能带队赶赴昆明参加冬训和体能测试。事情的导火索是因前国脚麦超在一次比赛中的出场费未能兑现，加之部分球员对周重穗安的管理有些意见，于是球员两次上书俱乐部要求更换主教练。董事会倾向于球员，而体委则坚决支持教练，一场论战由此开始。广州队的情况引起了中国足协的关注，一位高层人士发表谈话指出：广州队近几年成绩突出，进步明显，与主教练周穗安带兵有方密不可分。而且周正值年富力强。最后，一场纷争因各方谅解与退让圆满解决。周穗安在甲A联赛开始之前官复原职。
　　1995年，老帅张京天在广州队请辞是当年一桩引人注目的事情。
　　接手广州太阳神队以后，张京天称自己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管住队中无法无天的大腕。一些大牌球星不能以身作则，反而起负面作用，令其大伤脑筋。而来自俱乐部的不同声音又让他觉得工作举步维艰。
　　来到广州不久的一个晚上，张京天听见队员房里响起了稀里哗啦的打麻将的声音。他赶过去，看见在队中担任要职的一们球星也在里面。便劝其遵守队规别打了，应该在队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然而张京天回房间刚坐下，那边又响起了一片麻将声。待张再一次过去时，那名队员倒没有再玩，却在一边观看。
　　为了整顿队伍，张京天天把队伍拉出去进行封闭训练，在那里手提电话和呼机等通通没有用处。张京天是为了让队员们收放心。没想到，在一个周六球队休息时他将电话挂到某老队员家里。这名队员的太太却很惊讶地问，"球队今天不是继续练球吗？"张京天一听就火了，设法找到那名老队员后，毫不客气地指出："无论你出去搞了什么，都不应该欺骗家人，你这样做，又怎么能对得起老婆孩子呢？"
　　有一次，一个队员对张京天说，家里有事请假回去看看。张京天批准后，晚上便打电话到队员家。但队员的家人却称他没有回过家，家中也没有什么大事。这种事情不止一次地发生。
　　张京天一反"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做法，将几位球星的事情全部公开曝光。在广州各界，尤其是在广大球迷中引起巨大的反响，由于此举牵扯到几位老队员，俱乐部因此产生不同的看法。
　　自然俱乐部也有苦衷，毕竟，球赛要靠球员打，万一张京天"能请神不能送神"，主力队员一气之下撂了挑子，联赛还怎么打？
　　在足球职业化、悠久乐部制的大气候下，虽然各个教练各有各自的执教风格，但如果没有顺畅的俱乐部内部运作机制，纵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出成绩。
　　有矛盾并不可怕。暴露出来并及时进行解决的队伍就仍然是联赛中的斗士，可怕的是在无休止的矛盾中"内耗"。

 

13．教练，流动性最大的职业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流动性越来越大，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就业特点之一。谁也没有想到，在足球俱乐部成立以后，足球教练们也不知不觉地加入到"流动大军"行列中。 
　　有一位喜欢足球的经济研究人员戏称："现在社会上三种职业的从业人员流动性最大，一是卡拉OK的坐台小姐；二是临时性的推销人员；要说排在第三的就要数足球主教练们了。"
　　这种比喻未必恰当，但也有一定道理。卡拉OK坐台小姐们的工作不需要在"日光"下进行，经常流动可以避免"脸熟"，又可以"保证安全"；推销人员反正也没有固定工资，给谁卖货都是卖，哪家公司的货好卖就去哪家公司；而教练员"流动"的原因可就复杂的多了，需要追根溯源加以分析。
　　近几年来，随着甲级足球职业联赛的争夺日益激烈，主教练们上课的"课时"日益见短，"下课"的铃声越来越频繁。
　　1996年可以说是主教练"下课"的大跃进年，联赛刚刚开始不久，有些俱乐部就开始阵前易帅：4月16日，广州太阳神队主帅易人，率队仅打了一场比赛的主教练谢志光将兵权移交给洗迪雄。洗迪雄名义是执行教练，但全权负责太阳神队的训练和比赛。谢志光是因健康原因提出辞职的。
　　5月12日，天津三星队将帅失和，韩金铭与蔺新江争吵，天津队以O：4惨败于八一队手中，球迷不满，高呼"蔺新江下课"。5月16日，天津三星俱乐部作出决定，执行教练左树声全权负责三星队的训练和管理，主教练蔺新江主要负责寻找外员，充实队伍实力。6月5日，蔺新江的辞呈获得批准，左树声被任命为主教练，蔺新江出任领队一职。蔺新江也是以"健康"理由提出辞呈的。
　　5月27日，上海浦东俱乐部正式同意了主教练王后军的辞职申请，王后军成为甲B联赛中最先"下课"的主教练。王后军是因俱乐部内部责权利不清，无法行使主教练职权而萌生去意的。
　　7月1日，深圳飞亚达队教练班子进行调整，原教练刘建江出任执行教练，全面负责队伍的训练和管理。主教练周穗安不具体负责球队工作，主要任务搞技术调研。
　　7月7日、沈阳金客足球俱乐部宣布，解除沈阳海狮队主教练李应发职务，其位置由助理教练张斌担任。据称．李应发被解聘的原因是俱乐部认为其社会活动过多，没有专心于球队工作，而且与运动员矛盾较大。
　　7月2O日，辽宁足球俱乐部董事会决定，同意侨居加拿大多年后回国执教的苏永舜辞去了辽宁航星队主教练职务。苏永舜是因病辞职的，据悉，他患有心动过缓的疾玻8月21日，由于球队成绩不佳，广州松日俱乐部作出决定，解除维尔纳的主教练之职，聘任张宏根为领队兼执行教练，全面负责球队的训练和管理。
　　8月27日，上海豫园队主教练胡之刚向俱乐部提交辞职报告并得到俱乐部同意，奚志康全权负责球队工作。此前一天，豫园俱乐部作出决定，胡之刚停止工作，休假两周。胡之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辞职报告的。据悉，胡之刚的辞职与对个别主力队员"额外照顾"而导致多数队员不满有关。而胡之刚对记者则称，他确实是由于健康原因，力不从心，才辞去上海豫园队主教练一职的。
　　9月9日接替李应发担任沈阳海狮队主教练仅两个多月的张斌以"健康"原因提出辞职申请，俱乐部任命队员李强担任执行教练，负责队伍的训练和比赛。
　　1997年的中国足坛因为"十强赛"的冲击，使人感觉中国足球像冬季北方大地一样苍白，大连万达队提前5轮夺冠使联赛变得索然无味。1997年，施拉普纳和斯托伊科夫离开了中国，而两位国内教练，有中国职业联赛"不倒翁"之称的余东风和殷铁生下了课。无论是真诚想法还是无奈表白，反正他们说：我们需要到国外充充电。这样的"下课"，对于大家来说也许都不是坏事。另两位下课的少壮派是陈亦明和左树声。
　　1998年，经历了寒冬的中国足球再一次变得火热起来，帅位上的"大动荡"又一次扑面而来。
　　最早下课的是广州松日队德籍主教练维尔纳。3月28日，在全国足球甲A联赛第3轮开始的前一天，他突然向松日俱乐部提出辞职。维尔纳只带队打了第一轮联赛便辞职，使他成为1998年最短命的教练，也创下了中国职业联赛五年来甲A主教练的"下课最快纪录"。
　　'98赛季作主教练更迭如此频繁，以至于我都不能从容地将谁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为什么下课一一告诉大家，而只能简单地画一张"教练更迭表"给大家参考：广州松日：维尔纳--陈熙荣--塔瓦雷斯深圳平安：肖笃寅--张增群--车范根延边敖东：崔殷泽--高珲武汉红金龙：殷立华--朴钟焕--戚务生上海申花：安杰依--墨里西前卫寰岛队：刘国江--李章洙广州太阳神：麦超--陈熙荣八一：庄连胜--刘国江山东鲁能：金正男--殷铁生四川全兴：米罗西--迟尚斌上海航星：沈志强--隆戈--奚志康成都五牛：托马勒-一罗斯曼--王凤珠--一尼尔森天津泰达：蔺新江--西蒙内斯云南红塔：周穗安-一王宝山--乌比利上海浦东：郑彦--殷立华中国炒教练的速度如此之快，不知道哪位教练又会在本书完稿至复印过程中被炒掉。
　　炒教练的原因，错综复杂，多种多样。
　　许多传统型人士认为中国足球教练的素质低、水平不高，无法完成俱乐部交给的任务，是被炒掉的根本原因。这也许是对的。
　　中国绝大多数足球教练是足球运动员出身。许多人在从球员到教练员的转化过程中根本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培训和考试，他们能够走上教练岗位凭的是声望、资历或者机遇，在对一名教练所应具备的常识要求上都有一定的欠缺。我们的甲A、甲B各队教练差不多清一色由退役球员担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足球水平的下滑和危机。因为单靠父传子、子传孙的这种类似于江湖卖艺人的授业方式，难免会挂一漏万。师傅原有一桶水，传到徒弟剩了一半，而传到了徒孙就剩下一碗了。这正是中国足球教练近亲繁殖的害处。
　　目前，中国职业教练员是这样定义的：以执教职业和非职业足球为本职工作并在中国足协注册的教练员。
　　如果你具备以下条件，就可以成为一名职业教练员：一、主教练有高级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助理教练员有中级以上教练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外籍教练员有其本国执教职业和甲级队的教练员证书。
　　二、只要并非在中国足球协会停止教练工作期间；与俱乐部有争议尚未结案；与另一个俱乐部合同尚未解除。
　　三、外国教练必须有该国足协允许其在国外执教的证明。
　　四、具有县、市级以上医院和俱乐部指定医院所出示的身体健康状况体检合格证明。
　　如果你是一位比较有名气的足球运动员，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准，退役以后在中国想成为一名足球教练员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你的前辈们都是很轻松地沿着这条路走上教练员位置的。这种方式是中国足球教练形成的基本模式。而在国外想成为一名足球教练可是件不容易的事。
　　首先你要取得教练员资格。
　　在这方面，各国足协一般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德国足协规定：在德国科隆体育学院学习一年，经过多个学科和英语的学习和考试及格，取得足球教师资格者，可以执教甲级队、乙级队和国家队。
　　在德国足协举办的学习班学习4-5周只能执教丙级以下及青少年队。对比中国的时间仅为8周的高级教练岗位培训，德国职业教练员的资格取得显然难度大了许多。
　　德国足协很重视教练员知识结构的充实和综合能力的培养。因此，对于教练员资格证的颁发是采取非常严谨的态度的，即使是贝肯鲍尔，如果不能经过长达一年的多门学科的学习，并且通过考试，也是没有资格去执教球队的。国肯鲍尔执教西德国家队时，开始无资格任教练，只能通过以邻队身份充当教练。
　　国外对教练员一般采取分级管理、分级聘用、分级培训，经过考试、答辩取得相应证书和晋级。俱乐部按级别聘用，教练员评聘分开。无证书不得受聘，取得任职资格可低聘不可高聘。
　　教练要有广泛的知识，既要有实践知识，又要有管理知识。
　　在意大利，教练员的培训考核、晋级由足协教练委员会负责。
　　只有一级教练员才有资格在职业足球俱乐部任职。一级教练员须培训9个月，主要课程是足球技术129课时，身体素质训练166课时，医学知识12课时，心理学18课时，按摩5课时，协会章程4课时，比赛规则11课时，纪律条例6课时，俱乐部组织14课时，英语5O课时，一般文化课2O课时，法律知识和工会组织4课时，守门员技术10课时，会议、讨论2O8课时，录像观摩32课时，总计798个课时。整个培训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3个月）学习一般专业理论及运动生理、运动心理知识，经过简短考试，合格者进入第二阶段学习。第二阶段（5个月），对各种课程进行比较深入而专门的研究。第三阶段（10个月）到世界主要俱乐部学习，写出总结报告。第四阶段（1个月）参加各座谈讨论，并会见专家、教练、记者。第五阶段（2周）进行结业考试和专业论文答辩，合格者发给证书。
　　二级教练只有资格任助理教练可者在非职业队中任主教练。二级教练员学习培训一般安排在甲级联赛结束后进行，学习时间为1个月，教学内容主要是足球理论、教学法、心理学、医学、协会章程等。
　　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曾称，亚洲足球水平落后的原因是各国均缺少高水平的教练员。他认为，中国也不例外，甚至还可以作为典型例证。
　　在各足球俱乐部成立以后，越来越多的3O余岁的少帅冲到了甲级联赛阵地的最前线，充当主教练。年轻人自然有其优势，但其间隐藏着劣势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暴露出来。
　　炒教练频繁，无疑和教练本身的素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但是，中国就这么多教练，炒来炒去，基本上还是这些人。所以俱乐部炒教练还有其具体原因。
　　一、球队成绩上不去是炒教练最主要也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
　　足球俱乐部要想在足球产业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就必须把球队的成绩搞上去。成绩上不去，俱乐部的赞助、广告、门票等的经营就要出现障碍，就连出让股权都要被大幅度压价。成绩不好自然就要被炒，这是每一个主教练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
　　教练们谁也没有办法逃过成绩这一关。在前面我们列举的教练更迭表中，绝大部分教练的"下课"的直接原因就是成绩不好。
　　1998年6月1日，太阳神俱乐部给广州各大媒体发了一份再简单不过的传真："经广州太阳神足球俱乐部研究决定，聘请陈熙荣为广州太阳神足球队主教练，特此通告。"
　　卸任主教练麦超话语简单："成绩不好换教练很正常。"
　　太阳神队主场负于鲁能泰山队后，2千余名球迷按捺不住，开始高呼"麦超下课"。可麦超下了课又有谁上课？广东境内的教练已经走的走、退的退，又没有谁能来在太阳神队。这次"上课"的陈熙荣在松日队下了课，又来太阳神队上课。
　　俱乐部的副总经理、球队主教练谢志光说："队伍的事由主教练全权负责，从本赛季第一循环的表现来看，球员的能力的确存在一些问题。近年在甲级联赛中因成绩不好换教练，这是很正常的事。不过，将责任全部推给主教练，也不公平。教练、球员都应为球队陷入困境负起责任。"
　　但是俱乐部总经理王维舟则认为：整天换教练不是办法。
　　不仅普通教练，即使是知名度很高的教练，成绩不好也难逃"下课"的厄运。刘国江在前卫寰岛队"下课"的原因就是因为成绩。
　　刘国江早年以在"1316工程"中培养出郝海东、王涛、曾繁钦等一于中国足球猛将而闻名。后来他除了笔耕不辍，著书立说，探讨中国足球理论以外，还屡次调教弱队，使其扮演"黑马"角色。令人震惊的是由于思想、性格等方面的原因，他始终游离于中国足坛的边缘，不能够得到主流派的认可。8O年代末，他曾率领八一队一举夺得甲A联赛冠军，然而在休假时，被告之八一队已任命了新的主教练。在他指挥青岛队冲击甲A成功时，又因内部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被解职。1996年他被请回缺兵少将的八一队，出人意料地缔造了"高原不败"的神话，使八一队杀人三甲，但因为功高盖主再次黯然下野。
　　1997年，刘国江选择了家乡青岛执教，做好了落叶归根的打算。他要在青岛大有所为，这通过他给青岛一家报纸的题词"江归大海图浩瀚，捧出真心谢球迷"可以看得出来。
　　1998年，刘国江来到财大气粗的前卫寰岛队时，人们对他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够带领前卫寰岛队打出好成绩。但是，他却让人大失所望：至第12轮，前卫寰岛队3胜5平4负积14分。在从4月5日至5月31日近两个月的9场比赛中，寰岛队才拿到了7分，其状态之低迷可见一斑。5月31日，重庆球迷终于再也无法忍耐，跑到俱乐部大门口，约有五、六百人之多。
　　强烈要求刘国江下课。这时候，俱乐部也无可奈何，将重庆各方面的强烈反应报告了寰岛集团。
　　据透露，实际上，在此之前刘国江至少有两次差点儿被迫"下课"，只是因为有人暗中保护而被推延。
　　在此前一周，寰岛俱乐部解除了邻队严德俊的职务。而舆论认为，严德俊是只替罪羊，并且此举暴露了队伍内部矛盾重重。
　　严德俊下课以后，领队一职由俱乐部总经理兼任。而在此以前，俱乐部对队伍工作是很少插手的。此举已对刘国江敲响了警钟，他面临着俱乐部的信任危机。
　　刘国江是在中国足坛享有盛誉的著名教练，他在前卫寰岛队经受的一切是他的职业生涯中最为窘迫的时光。
　　6月1日，俱乐部方面通知刘国江到海口寰岛集团总部述职，明白人一看便知，这是"鸿门宴"，刘国江恐怕有去无回了。
　　6月2日，助理教练赵发庆"上课"。当晚，俱乐部董事会正式向队内宣布：刘国江"下课"。
　　刘国江在前卫寰岛下课了，也许今后他再带其它球队时会＿取得好成绩，但是在前卫寰岛的成绩却已经成为他"下课"的历史记录。
　　在职业化的足球中，足球教练的命运就要被球队成绩永恒地"摆布"着。球队的成绩就象一只巨大的磨盘，无情地压在每个主教练身上。一些重大的比赛就是成了主教练们的"鬼门关"在欧美，有些足球教练就因为受不了成绩的压力而主动辞职。据说仅在西欧，在一年中就有多达4000余名不同等级的足球教练迫于种种压力（主要是成绩）而引咎辞职。
　　在英国，一名足球教练的平均任期还不到两年，而且往往执教的球队等级越高，教练的任期也越短。曼彻斯特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指出："作为一名足球教练，每月及至每周、每天都有无数人在评价你的工作，任何人都可以任意评论说你的成绩差、水平太低。因而可以说，足球教练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职业。"以前曾当过球员的教练也承认，当教练得比当球员承受大得多的压力。
　　在巴西，球迷们不是"期待"一支球队的成功，而是"要求"它必须成功。因此，该国足球教练比其西欧同行更容易被炒鱿鱼。一位体育记者总结道：一般来说，一支球队如败了一场，该队教练就可能接到不少谩骂和恐吓；如果连败两场，则在路上行走可能会被扔臭鸡蛋；如果一旦不幸败了三场，那很难逃脱被炒鱿鱼的命运了。
　　另一足球大国意大利也不例外。相对来说名气不大的球队维琴察队主教练透露，他当教练1O年间，经常有一种被"逼疯"的感觉。足球报道对教练作评论时往往使用最尖刻的语言，恨不得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意大利的一位健康学家说，当一年足球教练折寿一岁。
　　9O年代的足球教练因为成绩受到的压力有很大部分来自越来越多的媒体的报道和评价。曾担任过曼联和切尔西队教练的多切迪经历过一番磨难，终于大彻大悟：作为足球教练，你必须把来自媒体的指责当作足球运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接受。
　　二、主教练和足球俱乐部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也是炒教练的一个重要原因。
　　俱乐部管全面，主教练抓球队，俱乐部和主教练的关系就好象口腔和新镶的牙齿：口腔希望牙齿锋利耐用，又不危及口腔的安全；牙齿希望口腔给它必要的生存空间。因此双方就需要磨合，磨合得好，就可以相互接受，发挥应有的作用；磨合得不好，即使牙齿异常锋利，所向无敌，也可能弃之不用，再新镶一口。比如广州松日足球俱乐部炒掉德籍教练维尔纳的原因就是磨合上出现问题。
　　松日俱乐部经理王学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维尔纳的辞职是因为他在德找到了一份工作，他是在接到德方面发来的一份传真后向俱乐部提出辞职的。但另有一些媒体透露，维尔纳本人矢口否认接到过德国足协的传真。维尔纳在1996年也曾短期担任过松日队的主教练，联赛尚未过半便因成绩不佳被炒，这一次是吃了"回头草"之后双方不欢而散。
　　俱乐部和主教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后来，松日俱乐部为炒掉维尔纳一事又对媒体解释道：年初，松日俱乐部就准备清高水平的外籍教练，没想到，维尔纳本赛季只出战一轮就被解职。具体原因是维尔纳看到成都五牛队的德籍教练年薪比他高，心里有些不平衡。因为对方带的是甲B球队，而他执教的是甲A球队。由于原来的薪水是他自己一提出来的，当他要求提薪时遭到俱乐部的拒绝，结果维尔纳只好走人。维尔纳则说俱乐部在说谎。由于维尔纳突然提出辞职，危急之中松日俱乐部马上聘请陈熙荣任球队主教练。
　　陈熙荣上任两个月成绩还算不错，第11轮还战胜了四川全兴这样的球队，但也还是被无情炒掉。后来陈熙荣从俱乐部王学智口中得知当时启用自己就是没有合适人选在过渡时，非常气愤，大有被欺骗的感觉。
　　俱乐部认为，对于陈熙荣要一分为二地看，他的联赛成绩的确不错，但足协杯以0：6的悬殊比分输给甲B中游队伍陕西国力队却是俱乐部不能接受的。广州松日俱乐部称，易帅是为提高俱乐部的成绩，在职业化足球的年代，俱乐部换教练实属正常。
　　而圈内人士认为，导致陈熙荣被解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熙荣与俱乐部总经理王学智在工作中的矛盾。陈熙荣认为王学智过多地干预主教练的工作。还有人传言说陈熙荣让王学智请来的某位内援作了冷板凳，引起了总经理王学智的不满。但松日俱乐部予以否认。不过却承认总经理与主教练在工作上确实存在矛盾。
　　也有消息说，陈熙荣接队后，由于与王学智有矛盾，曾表示不是他走就是王学智走人。陈熙荣曾向董事会有关人士讲过，王学智干涉他的工作。一山难容二虎，董事会只能留一虎在山。
　　对于频频换教练，特别是水平还不差，成绩还可以的教练被炒，松日俱乐部的解释是：俱乐部有自己的运作方式，松日俱乐部作为一个年轻的俱乐部，这几年一直在摸索经验。以前将换教练当作一种提高成绩的手段，有些盲目，但现在不同了。
　　俱乐部已经探索出一条自己的经验，知道该怎么做，如果通过换100个教练而换来一个冠军，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而闹得最荒唐的则是红塔俱乐部与守门员教练司徒炬的纷争。司徒炬突然被调往二队执教后，得知总经理王宝山向红塔集团负责人汇报时称司徒炬带外籍教练到舞厅找女人，不适合再教一队，不由得勃然大怒，一纸申诉将俱乐部告到中国足协。
　　司徒炬早年是广州队守门员，后定居国外，熟知国内外情况，自然不会忍气吞声，他要求王宝山公开道歉，还其名誉清白，并补发被解聘前应得到奖金，按中国足协规定支付剩余合同期二倍的工资。司徒炬称王宝山这样做是为了排斥异己。
　　三、"代沟"成了老教练下岗的一个主要原因。
　　职业联赛的一大景观是老帅经常难保帅位。
　　风靡一时的"王牌三大张"--张宏根、张京天、张俊秀在职业化赛场中惨遭下课；曾书写一代足球史的三位国家级教头苏永舜、胡之刚、肖笃寅也"晚节难保"；其他老帅也未能避免品尝失败的苦酒……上海申花队教练桑延良认为老教练和新时期队员之间是有代沟的。
　　今天的职业化足球已经完全不能与以往的计划体制下的足球同日而语，不仅竞赛体制上有了变化，而且观念上也有了巨大的变化。
　　深圳平安俱乐部总经理高继先在评价肖笃寅时说，肖笃寅比较突出地秉承了五六十年代那一代人的做人原则，坦荡，不讲私利，在训练和管理上讲究以身作则，讲究思想教育，靠队员自觉行为来完成各种重担。但从实际效果上看，队员们已早就不那么心地单纯了，他们很少买肖笃寅的帐。俱乐部也无可奈何，他们更注重成绩，觉得肖笃寅不够冷血铁腕，偏软。
　　而苏永腕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知识分子出身的他早在当年执教国家队的时候就对队员有等待的耐心，让队员自己教育自己。这样的工作作风搬到今天中国足坛来用，显然是过时了，难怪他会贫病交加，黯然离去。当时，一位深深了解辽宁队队员脾气禀性的记者评价说："辽宁队员现在需要的是'大哥'，而不是'大叔'。"
　　老帅们大多对新体制下足球的功利色彩认识不足，一些老帅在带队之初都曾力图放眼长远，重在培养新人，用心良苦。但是俱乐部和球迷往往把实战成绩看作是第一位的，当成绩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老帅就难逃下课的命运。
　　还有人认为，老帅没有足够的精力带队训练，就目前中国球员的理解能力来看，如果教练员不能事必躬亲，光靠口头指点是远远不行的，老教练们做不到这一点，造成训练中的随意性很大。
　　同样是老帅，李应发是极特殊的一位。大概是性格的原因，他在许多方面都更趋于"现代"，因而和青年人可以融为一体。
　　他认为现在队伍比以往容易带。李应发当年在辽宁队时，就曾称当教练就是"玩人"，人玩明白了，球队成绩自然就上去。现在的队员表面看起来脾气大、管理难，但只要利用好职业化的杠杆，用好奖励和竞争机制则容易多了。比如，现在人才可以流动，你不是不服管吗，我可以不用你。以前则不行，队员不服管，还得用，缺了他不能打球。所以现在做主教练难的不是训练和管理，而是难在队伍实力不行，出不了好成绩。
　　四、"不了解中国国情"导致外籍教练纷纷下课。
　　1998年，外籍教练下课成为新热点。已有近半数的转任"顾问"和直接"下课"。
　　同样为亚洲国家，外籍教练在中国却始终没有取得像在日本那样理想的效果，这大概是因为日本文化从来都善于吸收他人之长为我所用，并且将其改善得更完美。而中华文化则有些奇怪，一方面在总体上它无比宽容，能够兼收并蓄，可是真正到了具体某一人、某一事的时候，对于外来文化，它却显得格外挑剔和苛刻。
　　外籍教练在中国的大溃败不能说是水平问题，而只能说是环境问题。这就引发了一个我们在洋帅大举入主中国足坛时就提出的问题：到底应该由我们去适应外籍教练，还是让外籍教练来适应我们？
　　也许，适应应该是双方的。
　　洋帅的溃退，恐怕只有一部分人最高兴--就是那些因为信任危机而下岗的本土教练。一大批在与洋教练的竞争中"下岗"的中国教头又在各个俱乐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外籍教练崔殷泽和安杰依的下课格外引人注目。
　　执教于韩国仁川大学的崔殷泽在1997年利用1年的休假期来到延边，成为第一位涉足中国甲A的韩国教练。他执教之初也并非一帆风顺，在'97甲A前五轮，吉林敖东队五战仅得一分，成为降组热门。由于朝鲜族尊重老人的传统，也有由于崔殷泽对自己强烈的信心，崔教练才没有在当时黯然下课。
　　在联赛休整期，崔殷泽率队到韩国进行训练和比赛，结果在'97甲A第二阶段，延边敖东队大放异彩，连挫上海申花、北京国安两只劲旅，又在主场战平大连万达，险些终止万达队的不败纪录。在第二阶段八场比赛中，敖东队保持不败，显示出这支队伍的勃勃生机。
　　最终，敖东队其29分，跻身四强，崔殷泽一时间名满江湖。
　　纵观崔殷泽执教，他的成功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中场的设防和节奏的转换，大打攻势足球以攻代守，符合世界足球发展的先进潮流。
　　二是他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心慈面善，和蔼可亲，在治军方面，非常铁腕冷血，对队伍的管理毫不手软。一些训练中不够投入的主力选手被他纷纷弃用，为中国足坛留下了"你家有地吗？有，那就回家种地"的名言，刹住了队中的歪风。
　　三是他给延边队带来了典型的韩国球员的作风，队伍遇强不弱，敢打硬仗。
　　但是，到1998年，崔殷泽却折戟延边。崔教授的那一套为什么不灵了？
　　原因在于，崔殷泽并不满意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为队伍设计了新的打法。这种先进的技战术对队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队员们明显有些力不从心了。而俱乐部对新打法很快失去了耐心。崔殷泽离开了，新任教练舍弃了不适应队员的新打法，继续沿用崔殷泽上一赛季的战术打法，延边队很快又重新焕发出生机。而这样一来，俱乐部就更不需要崔殷泽再一次回到主教练的位置上了，崔殷泽正式下课。
　　崔殷泽在执教延边队期间赢得了沿边球迷的极度尊敬和爱戴，当崔殷泽"下课"消息一出，球迷顿时哗然，认为是俱乐部逼走了崔殷泽，十分不满。
　　除了球队成绩不够理想，崔殷泽和俱乐部确实存有芥蒂。
　　俱乐部一直对崔殷泽未通过他们就说俱乐部的毛病持有看法。'98联赛伊始，敖东队战绩欠佳，崔殷泽向一位朝鲜族记者诉说了心中不满，其中包括俱乐部欠发队员三个月工资、球员食宿条件差、敖东集团与俱乐部的合作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此文一发，引起延边各界的极大关注。俱乐部有朝鲜族尊重老人的优良传统，强压怒火未与崔殷泽理论。但私下里，俱乐部主席明确表示，作为教练员无权对俱乐部的事情指手划脚，更不该拿到媒介上发表。州足协杯主席表示出对崔教授的做法不理解。在崔殷泽与俱乐部谈判破裂后，俱乐部一一驳斥了崔殷泽的说法。俱乐部主席不客气地指出，没有崔殷泽时，延边队也是甲级队，崔殷泽不能决定延边足球的命运。
　　1998年6月1日，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正式宣布，聘请原巴西圣保罗足球俱乐部主教练墨里西为申花队主教练，原申花队主教练安杰依因身体欠佳，改聘为球队顾问。
　　据悉，在1998年2月，申花俱乐部领导前往巴西圣保罗俱乐部商议共建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时，双方就被选派教练执教申花一事作了初步接触。申花队在联赛中成绩欠佳，安杰依面临信任危机，加之安杰依脾气一向倔强，就选用外员等事与俱乐部方面关系紧张。而在比赛中，申花队一败涂地，缺兵少将的安杰依点燃了自己下课的导火索。
　　俱乐部对安杰依的不满已是路人皆知，俱乐部高层领导认为安杰依的能力不足以带一支力争联赛桂冠的球队。俱乐部甚至有话放出来，说1997年球队成绩不错，也不是安杰依的功劳，就是换成斯托依科夫，也能达到这样的成绩。"我没想到俱乐部会这么快辞掉我，原以为至少也要到第一循环结束以后。"6月1日一早，安杰依得知自己下课的消息后，不由得喃喃自语。
　　金正男的下课并非因为俱乐部的一时冲动。年初，鲁能泰山俱乐部重金请来金正男，估计了一下球队的实力和俱乐部的投入，便喊出"冲三甲"的口号，但在第二循环开始后，虽然经过在韩国的强化训练，又更新了外员，宿茂臻等三大主力尽出，泰山队却陷入了不胜的怪圈。高投入没有换了高产出，俱乐部自然要拿主教练开刀了。金正男在泰山队采用了全攻全守的办法。从理论上说，这一打法是先进的；从实践上进，这一打法是最有观赏性和积极的。但是，他却忽视了泰山队后卫能力，只设3名后卫并坚持打攻势足球，实在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米罗西命运同金正男一般无二。战罢19轮，全兴队公积24分，比处在第11位的武汉红金龙仅多了3分，而在赛季初，全兴俱乐部曾喊出的"进入前4名"口号。
　　那么教练员被炒或者是主动请辞以后，和原来俱乐部的关系又怎么样？
　　不论是教练员主动向俱乐部辞职还是俱乐部解雇了教练员，双方往往都还比较客气，很少撕破脸皮，大有"买卖不成交情在"的架式。国内有限的几个俱乐部，几名有限的教练员，不知哪一天又可能重新合作，就像杨玉敏曾在辽宁队三进三出一样。因此还是为自己留下合作的可能性为好。
　　大多数的教练都是因为"身体原因"下课，"身体原因"几乎是俱乐部和下课教练们共同选中的托词。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块门面，它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因为《职业教练员管理条例》规定，任何俱乐部和教练在合同聘用期内单方面终止合同，中国足快会将酌情给予必要的行政或经济处罚，除非：一、合同中有单方面中止合同的专门条款。
　　二、教练员经权威医院确认不能继续担任教练工作。
　　三、俱乐部和教练员任何一方面临不可抗拒的原因。
　　四、俱乐部和教练员任何一方严重违反合同条款（双方所签署的合同中应明确违反哪些条款属于"严重"）。
　　这样，"身体原因"就成为俱乐部和教练员比较方便终止合同的理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就与"执教条件"中第四条：具有县、市级以上医院和俱乐部指定医院所出示的身体健康状况体检合格证明相冲突了。
　　终止合同以后，双方还有另外的一些善后工作要做。
　　俱乐部单方面提出终止合同时，除承担中国足球协会可能的行政处分或罚款外，必须支付该教练员剩余合同期内或在合同期内又受聘新俱乐部之前时间内二倍的工资。
　　教练员单方面提出终止合同时，除承担中国足球协会可能给予的行政处分或罚款外，必须赔偿俱乐部合同期内规定的工资总和的二倍。
　　俱乐部和教练员单方面中止合同时，都必须将结案的具体情况书面上报中国足球协会核查批准。否则，中国足球协会对俱乐部新聘用的教练员和教练员与新俱乐部签署的工作合同将不予认可。
　　教练员合同期满之日寻找新俱乐部期间，原俱乐部应额外付给教练员一个月的基本工资（除非合同中另有规定和教练员在合同期满后15天内即开始领取新俱乐部的工资）＿＿如果教练员在聘用期间，严重违反合同条款和俱乐部的有关规定，俱乐部必须在14天内向教练员口头或书面讲明原因，并有权给予扣发两周工资及至单方面中止合同处理。
　　虽然俱乐部与教练员很少将这一类事情炒得沸沸扬扬，大都和平收场，但中国足协还是规定了诉讼与裁决条款。
　　主教练"下课"以后，出路何在？
　　在中国的教练就这么些人，挑来挑去还是这几十位。因此，教练们中的佼佼者，即使是因为成绩不佳或有人事矛盾也会很快找到新的位置。
　　高水平、有知名度的主教练永远是只会"下课"，不会"下岗"，有时是"下课"之后马上"上课"，"下课"就是转岗。虽然曾经灰溜溜地"败走麦城"，这些教练又会从其它俱乐部得到表现的机会。
　　还有一些人的命运也不错，他们从主教练的位置退下来，担任一般教练。虽然工资、名誉不如以前，但也放下了包袱，轻松起来。
　　而另外一些人就要重新寻找他们在生活中的位置了。
　　不论是俱乐部炒教练，还是教练们不断"下课"、"上课"，已经成为中国足坛的一种习惯。炒教练没有什么道理，也不需要什么道理，这就是俱乐部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就是俱乐部一种生存方式。俱乐部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会有什么长期影响。
　　国际足联的《足球教练季刊》撰文称："目前正处在起点上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患上了可怕的不治之症。26支甲级球队疯狂地掀起了炒教练竞赛，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已经有多支足球队更换了主教练，有的球队甚至于多次换帅，许多优秀教练员被撤职，而炒掉他们的原因都是因为球队在短期内的成绩欠佳。"
　　将责任全部推给教练，公平吗？

 

14．俱乐部的几种大老板 

　　1994年，当中国体育以足球为突破口进行职业化改革的时候，极少有人能够理解职业化的真正内涵，也很少会有人预料出职业化的美好前景，而作为体育高层管理者的中国足协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国际管理集团注入资金后启动职业联赛，当时各地方的老牌劲旅纷纷摇身一变，挂牌成为足球俱乐部。最初的俱乐部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仅仅是改个名称就开始参加国内职业联赛。 
　　出乎许多人意料，1994年中国足球联赛极其火爆，全国各级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赞助企业的名字频频在广播、电视、报纸中亮相，足球广告威力巨大。热点就是最好的商业机会，直觉告诉那些商海中能征善战的企业老板们：搞足球有利可图。
　　于是，从1995年开始．足球成了体育产业的"闪点"，企业家们的目光在足球俱乐部上聚焦。
　　对足球俱乐部出现了两类"投资者"：一类是拿钱对足球队进行赞助或者做广告，利用足球的影响扩大自己企业、产品的知名度，增加产品的销售量，进而实现更多的利润；另一类是以各种方式直接投资足球俱乐部，或者合作，或者进行股份制改造，或者将俱乐部整体收购，直接负责和参与足球俱乐部的经营管理。这类投资者多数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从经济关系上说，前一类的"投资者"不是真正的投资者，只能算作广告主或赞助商，因为他们只是向俱乐部买断足球队一段时间的冠名权或者某一种类的广告，对于俱乐部没有管理权。从买卖关系上说，他们只是完成了一种用金钱换取球队一定时间无形资产的简单交易。后一类投资者进行的是产权、股权方面的投资。他们是俱乐部部分或全部股权的所有者，因而也成为足球俱乐部的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因此他们才是真正的足球俱乐部的老板。
　　在球队的名称上是很难加以区分这两类投资者的。1998年9月《北京青年报》登载的一篇关于足球的文章还错把购买辽宁队冠名权的哈尔滨天润集团当作是辽宁足球俱乐部新更换的大股东。
　　两种投资两种待遇。真正掌握俱乐部权力和享受荣誉的是后一种老板。在付出了金钱以后，他们便掌握了俱乐部的权力。
　　如果经营顺利，他们就可以获得经济利益的丰收，如果亏损，他们也必须担负沉重的财政压力。
　　在巨额亏损没有到来之前，俱乐部的老板首先会获得"特殊"的荣誉。
　　足球俱乐部是一个培育名人的舞台。一位新闻记者感慨地说："如果你有机会成为甲级足球俱乐部的老板，只需要几个小时，你就会成为'地方名人'；如果球队的成绩突出，只需要几天，你就会成为'全国名人'。"
　　一位刚刚上任的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第一次出差，就被当地机场的工作人员认出，并被安排到机场的"贵宾室"候机。
　　在足球俱乐部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总经理比董事长出名，主教练比总经理出名。董事长是足球俱乐部的一号人物，但是在全国的足球俱乐部中，除了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王建林、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郁知非以外，其他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的名字球迷们却叫不出来。
　　这是因为总经理在第一线工作，炒教练、买卖球员、发布信息都要由总经理来操作，自然而然总经理就比董事长出名。
　　而购买冠名权的老板，往往只是在第一场开球的时候"碰"一下足球之后就与足球没有了关系，躲在后面静静地享受用重金购买来的"冠名权"。
　　上海航星集团老板一开始"投资"辽宁足球俱乐部就是购买球队的"冠名权"。一次航星集团老总亲自带领一个中层干部去辽宁欣赏"自家球队"的比赛，"赏球队伍"抵沈后，居然连入场都发生了困难，部下们不得不散坐于各个看台。委屈了部下，老板面子也自然无光。这时酷爱足球的航星集团老板才深深地意识到这种"投资"方式不过瘾，要转换方式。于是当机立断在第二年停止购买辽宁队的"冠名权"，转而真正投资上海的足球俱乐部。当时上海有3支甲级足球队，他们是上海申花队，上海浦东队，上海豫园队。上海豫园的整体实力是公认的强队，他们连续三年几乎只差一步就冲上甲A。但近几年从大顺到豫园，由豫园到东视，这支球队几易其主，均是因为经济原因。大顺和豫园商厦集团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将球队脱手在情理之中，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明珠有限公司更想在足球世界中潇洒走一回。但有领导认为"新闻单位不易直接参与足球操作，这支队必须换老板"。于是航星集团就有了投资上海足球队的机会，也得到参与管理俱乐部的权利。最终，航星集团的老板终于如愿以尝，成为足球俱乐部的大老板。
　　不过，由于上海航星队成绩不佳，集团的老板也就随之成为乙级俱乐部的老板了。
　　我们不能不佩服许多投资足球俱乐部的企业家，他们独具慧眼，义无反顾。中国足球联赛发展到今天与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精神是分不开的。
　　第一批投资俱乐部的企业规模大小不一，实力参差不齐，既有中国企业的"航空母舰"，也有"驱逐舰"，甚至还有"小舢板"。从企业的经营内容来看，以综合性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电器厂商为多。从企业的历史来看，几乎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新兴企业。
　　其中驱逐舰级的企业所占比例较大。例如：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大老板上海申花集团，就是经营家用电器、房地产、化工建材等的企业集团，俱乐部是申花集团下的一个经济实体。
　　大连万达俱乐部隶属于大连万达集团股份公司，主营房地产开发。
　　广东宏远俱乐部的投资者广东宏远集团、东范宏远工业区股份公司，经营工贸、房地产、农业等。
　　广州太阳神俱乐部的后台老板广东太阳神公司，是一家主要经营保健品为主的公司。
　　前卫寰岛足球俱乐部的后台是海南寰岛集团，寰岛集团是一家以经营房地产、贸易为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而且是涉足足球最早的一家上市公司。
　　四川全兴俱乐部的投资者是成都全兴酒厂。
　　广州松日足球俱乐部的老板是广东松日电气集团，主营日用电器。
　　在第一批投资俱乐部的企业中，只有入主北京国安俱乐部的中信国安总公司属于"航母"级。
　　中信国安总公司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子公司。该公司属下有八个集团和七十家公司，行业涉及通信、房地产、旅游酒店、广告、技术开发、工程建筑、工业制造、商贸等领域。
　　包括后来投资于足球的企业，也就只有年利税17O亿的"红塔集团"的实力可以与其一比。而且国安的董事长王军亦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中信国安总公司的董事长，他的级别在俱乐部的老板中也是最高的。
　　这样的企业，只要它想投资，就永远支撑得住！足球俱乐部近几年频频易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化初期，"航空母舰"级的企业进入得太少。
　　凡是有大企业参与的足球俱乐部，往往是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因而俱乐部的结构稳定，投机心理少，不易出现盲目炒作和频繁易主的情况。
　　这和国外的大企业投资足球俱乐部的情况是一样的。
　　意大利尤文图斯俱乐部在意大利足坛及至世界足坛都创下了一个奇迹：近一个世纪以来，它从未转手换过后台老板＿尤文图斯是意大利足坛的超一流强队，它的发展壮大得益于汽车大王阿涅利家族的鼎立支持。同时，尤文图期的辉煌业绩又给阿涅利家族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丰厚的经济效益。
　　阿涅利家族最早把尤文图斯队纳入职业足球的轨道，对其采用企业化管理和商业式运作。尤文图斯俱乐部采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管理办法。当然，一旦球队出现了亏损，便由阿涅利家族给予财政支持。同时尤文图斯是菲亚特集团和阿涅利家族的广告和促销手段，有了它，菲亚特汽车才得以扬名世界。
　　足球产业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它要求有巨大的投入和一个漫长的经营过程，才能获得回报。因此，并不是一个小规模的企业就能够经营得起的，面对足球俱乐部万万不可动投机之心。
　　在足球俱乐部的组建初期，不少企业不知道足球俱乐部的"水有多深"，便茫然下海，不是泥牛入海，便是蜻蜒点水后迅速逃离。企业规模不够大，实力不够雄厚，抗风险能力小，就难以支撑足球俱乐部庞大的财政开支，就会经常处于经济困境之中，骑虎难下。
　　象江苏的迈特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迈特公司属于一家中型电子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的足球俱乐部的财政支出，他们感觉到难以承受。最后和江苏省体委达成协议，退出江苏足球俱乐部的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明智的。
　　哈尔滨的兰格俱乐部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
　　公司在成立足球俱乐部时，对足球俱乐部的财政支出估计不足，因此在足球俱乐部成立之后面临重重经济困难。几个月以前就听朋友说这家俱乐部已经没有向甲B冲击的经济能力了。事实果然如此，在海埂乙级联赛体能测试中，这家足球俱乐部的队员体能都没有合格，自然淘汰出局。当然，这家公司除了经济实力外，在足球俱乐部的经营中还有其它困难，比如在当地气候条件不适合足球运动的发展，当地对足球运动的喜爱程度也不很强烈，因此俱乐部很难获得较好的门票和广告收益。
　　最近就连年产值一个亿的湖北雅琪也扛不住了；大连万达虽然是利用了"黑哨"契机声言要永久退出足坛，也难以掩盖经济支撑方面的问题。想当玩足球的老板是不容易的，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那么，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足球俱乐部通常的经营水平下，什么样规模的企业才有"资格"成为足球俱乐部的大老板呢？
　　在此，我们先为足球俱乐部的大老板画一张像。
　　先说甲A：从目前的甲A足球队的投入状态和经营情况看，如果冠名权由自己使用，不出让的话，那么至少一年要有1500万元的净投入。如果将冠名权转给他人使用，那至少也要投入1000万元。那么什么规模的企业才能够承受如此的负担呢？
　　按照中国企业（以生产性企业为例）现阶段的年平均利润水平10％来计算（已经是高估），那么，该企业每年必须至少有5亿元以上的营业收入，才能够使投资的企业自己不被拖入亏损状态。当然，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利润较高的特种行业进行投入的话要求规模就可以小一点。超低利润率的企业，投入则要更加慎重。如果是亏损运营的企业，那就更没有什么投入的余地了。
　　投资甲B，至少也要3亿的营业额才从容一些。
　　由此可见，足球俱乐部老板不是那么好当的。头脑一热，就要承担亏损的后果。
　　不同的企业投资足球有各自不同的想法。
　　有些企业的产品适于通过赞助体育活动和做体育广告达到良好的推销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把投资和赞助结合起来，会取得较好的效果。比如太阳神集团通过足球使其保健品太阳神口服液打开了国内市常企业之所以要赞助体育，就是要通过足球活动来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在广大球迷中树立自己的产品形象，以达到促销的作用。
　　大连万达集团是大连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从在商言商的角度，如果经营足球亏损，就很难找到经营足球的公开理由。
　　作为大连万达集团，其产品主要是商品房，即使其它地方球迷再拥戴万达队，万达集团的产品（商品房）再好，球迷也不会不远万里到大连购买一套商品房居祝因此，就产品广告效益而言，万达集团的收益很低。
　　足球城的老板喜欢足球，恐怕这就是最合理的解释。
　　一些企业因为投入足球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当初申花集团仅仅是上海市区属企业，产品也是单一的洗衣机系列。而自从搞起足球俱乐部以后，申花集团已经今非昔比，成为一个跨地区、跨行业和集工商贸、房地产、科研、教育、体育经营为一体的企业集团。申花集团以"锐意进娶领先一步"为企业精神，生产的产品以注册商标"申花"而知名。
　　集团现在拥有年产5000吨烟用过滤材料的申花卷烟过滤公司，有年产4O万台洗衣机、4O万台热水器的家电公司和燃气具公司，申花电气联合公司年销售额收入超过4亿元。集团在商贸方面有申花工贸物资公司、申花百货公司，在珠海的申花工贸公司和设在香港的申花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专业从事进出口业务。号称总投资2亿元、占地5000平方米的申花六里工业小区已建成投入使用，成为浦东又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基地。而众所周知，烟用过滤嘴材料属于国家垄断性经营，申花集团能够得到这一"特许经营权"，与投资申花足球俱乐部不无关系。
　　职业联赛之初，投入足球俱乐部的企业有两大特点：一是房地产企业多；二是民办企业多。由于当时房地产等行业正红极一时，因此当时这些企业在足球界大出风头。民办企业由于目光敏锐，投机心理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所以早期进入足球俱乐部的比较多。近几年来，中国足球职业化逐步走向正规，经济规律已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长期有去无回的投入使许多"投资母体"自身日子难过，更换投资者将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从1998年开始，足球的投资者将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一、一些有实力的大型国营企业进入足球领域成为一些足球俱乐部的新老板。像山东省电力集团投资入股山东足球队，组建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同时"中国卷烟大王"红塔集团购买深圳金鹏队也是在这样背景下的一种产物。当然这些效益好、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投入足球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毕竟是大型国营企业已经开始涉足"足球产业"。在目前的情况下，更多的"航母"和大型"驱逐舰"驶入足球俱乐部将会给足球带来生机。
　　二、烟酒企业成为一支进入足球领域的生力军。最早投资足球俱乐部的酒厂自然要数四川全兴酒厂。而'98赛季甲B一下子就涌进了三家烟草集团投资足球俱乐部。云南红塔、成都五牛、重庆红岩都是由烟草厂家武装起来的。烟草企业投资足球俱乐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对烟酒广告的限制越来越多，而足球正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
　　按照国际经验，赞助体育比赛是能够取得良好广告效果的途径，烟草企业投资足球俱乐部既可以当老板又可以做广告，真可谓一箭双雕。
　　烟草企业一进入足球领域，就显出其财大气粗、一掷千金的富豪气度。就是像万达、申花俱乐部的后台老板也不敢在经济上小视他们。红塔集团卷烟机开动一天的收入就是1亿人民币，拿出几天利润就够一个甲A俱乐部玩一年的。
　　在足球这片汪洋大海里，"航空母舰"来了，不要说"小舢板"，就是破旧一点的"驱逐舰"自然也要让路。
　　早在海埂冬训时，这几支烟草队伍就无一例外地显示了它们强大的经济实力。
　　云南红塔仿效"健力宝模式"，也准备组织少年队赴巴西留学，一时间应试者如云。连远在北国的庄毅足球学校和高丰文足球学校的学员都前来应试，而在不久前夺得亚洲中学生锦标赛冠军的沈阳一支中学生队伍也加入了选拔的行列。这次选拔的年龄为1982-1983年龄组，以便与第一支健力宝1977-1978年龄组形成梯队。
　　红塔集团的一笔令人瞠目结舌的钱花在修建俱乐部的基地上，据说投入资金为1．5亿人民币，这还不算地皮钱和先期盖好的别墅。
　　成都五牛搬来了德国的四名教练，他们还引进了三名德国外员，一共花了他们1000万元人民币。大概出于避嫌的心理，在昆明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他们亮出的招牌是成都足球俱乐部，而故意省去了"五牛"两个字。该俱乐部总经理也说，五牛烟厂关非这个俱乐部中唯一的赞助商。他还罗列了另外几家股东，但实际上，五牛烟厂是最大股东这是不争的事实。
　　也许再过几年，我们就可以画这样一幅漫画：足球场上踢球的一边是"香烟"，一边是"酒瓶"。
　　1998年中央电视台标王竞拍开始前，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白酒广告不得参加竞拍。一年以前以3．2亿开价竞得"标王"的山东秦池集团不得不另寻它途进行商业炒作。
　　秦池集团对投资足球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但是，由于社会上已有秦池经营不利的风声，山东省体委和济南泰山俱乐部都想把改革的步子迈得快一点，因此他们选择了山东电力集团。
　　山东电力集团除了向泰山俱乐部投入大笔资金外，还将完全进入俱乐部的管理。现在山东省电力集团已和山东省内几家独立法人公司共出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在山东省工商局注册了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至此，山东省的足球俱乐部资产调整完毕，山东电力集团公司以占45％的投份，成为足球俱乐部的老板。
　　三、外资已开始投资中国足球俱乐部。
　　"去的去，来的来，俱乐部的风貌永不衰。"
　　中国的足球职业化已经开始纳入轨道，足球俱乐部也成长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实体。不管怎么样换老板，足球俱乐部都将永葆青春地生存下去。
　　对于中国足球俱乐部来说，投资的老板只是"前台老板"，还有更大的"后台老板"，这就是那些热衷于足球的省市领导们，通常被报纸称为"足球市长"、"足球省长"和"足球书记"。他们在工作中给了足球以重要的支持，在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也是功不可没的。
　　市长之所以关心足球、支持足球俱乐部的工作的原因比较简单：一是把本地区的足球搞上，可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足球是城市的"名片"，这在许多城市都热衷于"城市包装"的时候，搞好足球就显得更为重要。"一流城市，一流足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口号。城市的知名度提高了，前来投资、经商的人才会络绎不绝。二是把当地足球搞上去，让球市火爆起来，大家有一个中心话题，到星期日还有球看，这样既可以起到安抚民心的作用，同时又能够减少社会治安的压力。
　　1996年，在动员辽宁队主场移至抚顺市时，市领导就表现出积极欢迎的态度。市主要领导认为，一、抚顺市有作主场的条件。六运会时修建的雷锋体育场平时很少使用，有了球赛可以增加利用率。二、可以大大提高抚顺市在全中国的知名度。雷锋的第二故乡再加上辽宁队的主场，抚顺的名气将大大增加。
　　三、抚顺市属于矿区，下岗工人较多，有了球赛星期日就有了好去处。为了解决下岗工人观看球赛问题，抚顺市经常采取有门票的人先入场，比赛开始在一段时间后将没买票的人也放进去观看的办法。这样虽然球票收入损失一些，但是使更多的球迷能够观看到足球比赛，也不失为是一种好方法。
　　辽宁队离开了抚顺，真有点让抚顺人心里发空，总好象生活中少了点什么。据说，抚顺市有关领导正在积极做工作，想在1999年把已经返回甲A的辽宁队请回抚顺。
　　"足球市长"和"足球书记"不需要对足球规律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但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俱乐部解决其在市场中按照经济规律办不成的事情。
　　在专业队时代，盛市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养足球队；在今天职业化时代，盛市政府再也不能通过拨款的方式养活足球队，但是他们可以以非直接的方式支持足球的。当然这种支持不是直接的财政拨款，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支持可以帮助俱乐部转化成"钱"。事实上，许多地方的足球俱乐部就是因为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这种或那种支持，才能维持了足球俱乐部的正常运行。
　　中国足坛出现了不少喜欢帮忙的"足球市长"，他们的出现推动了足球事业的发展。但是，其中也有因为领导的介入引起足球的一些小小的麻烦。
　　刘国江在青岛就是一个例子。青岛市领导一直对刘国江赞许有加，而刘国江却与海牛俱乐部领导不睦。1993年，当刘国江带领海牛队从甲B冲甲A后，却无奈离去。1997年，青岛市政府又把家乡人请回来，但刘国江仍然不能与俱乐部实权派人物相容，最终还是再度出走，海牛队成绩也因此一落千丈。
　　'97赛季之初，上海市3支甲级队，申花、浦东、豫园队的主帅纷纷下课，原因是市领导希望俱乐部能够与世界接轨，引进了高水平外籍教练。结果，除了申花队情况还令人满意外，其它两支队伍又走了回头路。而安杰伊最终也未能避免被炒的命运。
　　政府行为还体现在球队几乎没有自身说话的权利：换教练要看领导眼色，找外员要看领导眼色，球员转会也要看领导眼色。足球俱乐部几乎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了。
　　由于俱乐部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于政府行为，因此即使政府领导的决策与俱乐部的意见相左时，俱乐部也不得不服从。
　　在1994年初大连足球队还叫"大连华录足球队"，但很快在中国足协注册为"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
　　华录集团与大连队所签的合同到1994年才期满，大连队之所以能够中断与华录集团的合同，与万达集团联姻，是大连市政府出面做的决定，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资金问题。华录集团在与大连队合作的两年中，因资金问题出现了矛盾，极大地影响了队员的积极性，训练比赛成绩下滑。在当年海埂春训时，表现得格外突出。
　　随着中国足协规定的俱乐部注册截止日期的日益临近，大连队的状况引起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最后，市长亲自作出决定，万达集团接手大连队。这时，市长的插手给大连队带来生机。
　　大连市政府将球队交给万达集团时，体委就明确表示，权力归俱乐部；而俱乐部则又将权力交给主教练。俱乐部经费、队员的奖惩权由主教练决定，日常训练、比赛等更是全权交给主教练。由于握有财权、人权，主教练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充分发挥。
　　1995年，体委在万达队夺冠之后，将球队完全、彻底交给了万达集团。所有球员都成为万达集团的职工，而万达集团则将俱乐部奖金追加600万元。
　　所有的大连人都清楚，大连万达足球队之所以能够连续获得全国甲组联赛A组的冠军，除了球员、教练和俱乐部的努力之外，与大连市政府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大连市政府支持了足球，足球也给大连市带来了极高的知名度。
　　对于政府支持足球，广东人是有保留的。
　　广州太阳神俱乐部经营部经理刘孝五在答记者问时是这样论述的：记者：广东足球缺少资金投入，广东到底还搞不搞足球？
　　刘：广东当然在搞足球。只是在广东人的观念中，足球就是足球，不是别的什么。在我们看来，"足球市长"、"足球省长"、"足球书记"之类，都是很可笑的。政府官员都抓足球，别的大事怎么办？
　　我们也很想有大把钱去买好球员，配好教练。政府行为不是不需要，只是不能过多。像某队的撑腰老板是电力部门就很不正常，依我看，电力部门是根本不需要用球队来做广告的。球队挂靠于它，自然舒服，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走向市场，是当地政府把本来应该上交国家的税金用来玩足球了，而俱乐部本身具有的广告资源也被白白浪费。
　　作为我们这样率先进入市场，先吃螃蟹的人，在足球职业化的目前阶段我们肯定是要吃亏的。但我们对未来很有信心。太阳神俱乐部1994年的经营收入是1O万元，1997年的经营收入已变成1400万元，而去年的总支出是2100万元，亏700万元。
　　但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经营状况是国内最好的，再有两年时间我们完全可以不再向集团要钱了。足球是一项朝阳产业，目前中国足球产业占全球份额大约只有两万分之一，前景广阔得很。
　　记者：这就未免讲得太远了，为什么不考虑多向集团要些钱，请高水平的外员和教练，打出漂亮的比赛，把球市重新搞旺呢？
　　刘：我们只能也只想在市场上找钱。而且大机会就快来了一个是中国足协已与国际管理集团的5年合同就快到期，各俱乐部与足协的相应合同也将到期。届时上上下下都会更加成熟更加按市场规律办事。另一个是，足球彩票是足球产业中很重要的一块，而搞这个事，广东的环境最合适。一是因为人民手中普遍有闲钱，消费得起；二是广东的球队多，群众基础又好将来发行足球彩票后比赛会对球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与其它地区的俱乐部相比，广东的俱乐部日子就不那么好过。别的企业在入主俱乐部前就心怀希望：通过搞足球来获得当地政府在政策和其它方面的扶持，而这在市场经济已经日趋成熟的广东已经做不到了。
　　广东的足球如同广东的经济改革一样已经基本上走向了市场，各俱乐部只能靠企业自己出钱养活自己。而各级领导的关心只是精神鼓励，不太可能从物质上给予太多的支持。广东已是市场经济发展得较好的一个省，一切只能按市场机制来运作。
　　政府对市场不作太多的干预，搞足球也很难获得领导的青睐。深圳金鹏俱乐部的利焕南就说过，金鹏俱乐部得不到市场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是出卖俱乐部的重要原因之一。广东宏远、广州太阳神等集团公司说不上是特大型企业，他们的收入有限，利润不可能全部拿来搞足球，面对逐年呈几何级数上升的开支，财政不可能不出现问题。
　　在广东人看来，现在足球比赛是在一种不公平环境下的竞争。广东的足球俱乐部基本上都是自立门户，有时连政府精神上的支持都得不到，这与兄弟省市的俱乐部相比，简直就像是没娘的孩子。
　　广东人说，我们实际上是以一个俱乐部的力量去抗衡人家一个市的力量，怎么能赢呢？
　　平安俱乐部负责人说：如果某些事情由政府部门出面替我们联系，那就容易得多，可是由俱乐部自己去办就比登天还难。
　　从长远看，足球必须商业化，但是在我们"小政府，大社会"的大环境形成之前，足球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商业化。因此没有了政府的支持，广州足球的滑坡也就成了必然。
　　然而，对于广东人来说，足球虽然重要，但是纳税人的钱显然还有更重要、更实际的用途，因而广东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冷静有加。
　　看来广东人对政府支持足球还是有想法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如果中国足球真的出现危机，也许政府出面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

 

15．中间人，掀起你的盖头来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令广大球迷振奋的内容就是允许各个足球俱乐部引进外籍足球运动员到国内的各足球俱乐部踢球，参加国内的职业联赛。国外高水平球员的引进，可以带动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也使得足球变得更加好看。有人说，外籍球员的引进就好比过去每天吃中餐，现在可以吃到中西合璧的"特餐"了。 
　　引进外员是一个新鲜事物，对于每个足球俱乐部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新有新的好处，新也有新的难处。新事物往往使人振奋，但也使人们陌生、不熟悉，缺少运作的经验。开始引进外员时，由于经验不足，信息不畅，渠道不通，加上中间环节过于复杂，使各个俱乐部走过不少弯路，交了不少学费，也引出不少笑话。
　　由于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学，自然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地利用现有渠道，采取五花八门的方式各显神通引进外员。
　　有的俱乐部通过我国政府驻外使领馆和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先行沟通，进而和国外足球俱乐部建立直接联系，购买、租用外籍球员。辽宁足球俱乐部1996年在引进俄罗斯球员时，就是通过我国在俄罗斯工作的人与俄罗斯足协建立联系，实现引进的。大连万达队引进的依黑是通过大连外贸驻荷兰的一家公司帮助联系和挑选的。
　　有的俱乐部利用工作关系、业务关系和生意关系，甚至是赞助关系请合作伙伴帮忙，寻找外籍球员。比如寰岛集团就利用自己企业规模大，业务往来多的优势委托在欧洲的生意伙伴协助寻找外籍球员。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名外籍门将。而天津俱乐部的做法更是直截了当，因为公司的冠名权卖给了韩国三星集团，因此索性就请韩国二星公司帮忙帮到底，帮助引进了两名外籍球员，而且三星公司还为此支付了五十万美元的费用。
　　有的俱乐部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出面，利用友好城市、贸易伙伴关系引进外籍球员。上海申花队就曾利用市政府与法国一个城市的特殊关系，从法国引进了三名外员。青岛颐中海牛队也通过市政府出面从非洲买回了几名球员。
　　有的俱乐部是来了一个再拽来一个或几个。俱乐部里有了一个外籍球员，再找他的同伙就容易得多了。比如韩国主教练崔殷泽就为延边队拉来了三名外籍球员。深圳平安队的马洛维奇来中国时也带来了自己的昔日队友。
　　有的俱乐部甚至利用亲朋好友个人关系进行联系，沟通信息，也取得了一些收效。
　　与此同时，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过去从事体育运动，现在旅居国外，利用他们对体育界熟悉的特点，协助引进球员；有一些在海外经商的中国人，也尝试作引进球员的中介买卖；更有一些国外的经纪人也积极活动，加入到为中国引进外籍球员的行列。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在引进外员时，基本上是采取了以上的这些方法。只不过有的俱乐部偏重于这种，有的偏重于那一种而已。
　　总的来看，这些过渡性的引进外员的方法，基本上保证了各球队外籍球员的使用，但是也反映出很多问题，暴露出种种不足：一、外籍球员来源不稳定，供应不及时。外员引进渠道不正规，大多是临时开辟的"引进小路"，各俱乐部只能临时抱佛脚，采取能抓一个是一个的态度。由于供应不及时，不是想要时就有，往往是需要时"货源短缺"，不需要时"货源充足"。
　　旦现有的外员不理想，或出现其他问题，便四处联络，给人以"病来乱投医"的感觉。1997年，一支球队因在赛事过半炒了主教练，新的主教练上阵操刀，第一件事就是想要更换外员。一时没有合适人选，便到处挂电话寻问，整整忙了一个月。
　　二、由于外员来源不稳定，自然可挑选余地就小，因而质量难以保障。一位业内人士私下评价说，虽然各俱乐部引进的外籍球员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但如果按照球员水平、知名度、质价比和对中国足球的适应性等几个方面来看，我国现阶段引进的球员比较理想的所占比例很校甲级俱乐部在引进外员上几乎都教过学费，只不过有的少些，有的多些。学费不仅仅包括时间和精力上损失，更主要的是经济上的损失。据估计，在最近几年中，我国甲级职业足球俱乐部在引进外员中损失近5000万人民币。
　　这绝非夸大其辞。当你听到有的俱乐部在引进外员时引来了"洋球迷"；有的俱乐部引进的外员中看不中用，只能当观众；有的引进外员，使用一段不理想，只能让其打道回府时，也许你只是淡淡一笑，而不会想到在这些可笑的现象后面有着巨大经济损失。但这实实在在都花了俱乐部的钱。
　　外员引进不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包括俱乐部工作人员出国的差旅费；外员由国外到中国差旅费；已经预支的转会费，预支的工资等等。有些外籍球员在中途就被打发回家，这些熟知转会规则的运动员"什么也不说"，在这种静悄悄的背后，足球俱乐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996年，一个甲A俱乐部一行三人出国买球员，历尽波折，走了两个国家带回来两名外籍球员。回来以后，试踢了半个月，俱乐部觉得不理想，于是就让外员打道回府。回头一算帐，5个人的差旅费加上已经付给中间人的"好处费"，损失达4O万元。
　　无奈外员名额有限，留着更是有害无益，只好吃了亏不吭声。
　　这样的事情在引进外员时比比皆是，令俱乐部有苦难言。
　　'96赛季深圳俱乐部一口气买下了7名外员，一下子组成了国内最大的雇佣军队伍，但是真正能够派上用场的只有马洛维奇，剩下的人成了"洋替补"。广东宏远和广州太阳神引进的外员也难如人意，其中有几个人只能偶然上上常经济损失之大可想而知。
　　可以说这几年过去，在引进外员上走了不少弯路，损失了不少金钱，当然也总结了不少经验。
　　学费是要交的，但是要交得明白。
　　交学费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的一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国足球产业这块绿茵场上，存在着"空档"，缺少一种不应该缺少的人--足球经纪人。
　　从小的方面说，引进外员、国内球员转会离不开经纪人；从大的方面说，足球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少不了他们。没有他们，足球产业的巨大机器无法顺畅运转，他们是足球产业不可缺少的润滑剂。
　　转会制度是职业化的首要条件。转会可以通过球员在各个足球俱乐部之间的"调剂"，使球员资源能够得到最佳配置并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因此这一制度必须是有序和符合市场规律的。
　　从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来看，要使球员转会能够有序、健康发展并且符合市场规律，经纪人是绝对不可缺少。
　　足球经纪人是指那些专门从事有关足球各种交易的职业中介人或者公司。从其经营范围和专业性质来说，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经营范围较广，营业额较大，具有跨国公司性质的专门体育经营机构。另一种是专门从事球员交易的公司或个人。
　　在国际足坛上，足球明星一般都有固定的经纪人。他们自己委托的经纪人签约，用法律形式约束经纪人和自己的关系，自己则一心一意地训练比赛。有关转会、广告、商业经营等项事宜全权委托经纪人负责代理。经纪人只有签约后才有权利用球星名字进行商业活动，而经纪人有责任为明星最大限度地创造商业利润。一般说来，经纪人不参与球星比赛所得的工资、奖金的分配，只参与广告、经营等商业收入的分成。一般经纪人可从中获取10％～2O％佣金。
　　体育经纪人在体育产业中所起的作用越发重要。从根本上说，体育经纪人的产生符合社会分工精细化、协作有机化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符合互惠互利的现代社会商业原则，因此它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渗入体育经营的各个角落。从球员转会、赛事安排到球星包装、足球无形资产的销售，到处都有经纪人的身影。可以说，足球经纪人是现代足球产业绿茵场上不可缺少的"自由人"。
　　美国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甜心先生》，讲的是一个重新崛起的体育经纪人的故事。故事中的情节向我们间接介绍了体育经纪人的经营状况。在美国，一家有一定规模的体育经纪人公司，可以从客户（运动员）的收入中提取高达25％左右的代理费。按照这样的代理费提成比例，挂接到任何一个美国体育明星的总收入上，我们就可以测算出一个经纪人公司的收入状况，也就会明白美国一些大牌经纪人可以称雄一方的原因。
　　竞技体育和商业体育比较发达的欧洲和北美有成熟的经纪人制度，从一些统计数据来看，经纪人是一种投资少、风险孝最受人们欢迎和尊重的职业。如果一个经纪人与1O个球员签约，从每个球员身上获得2O％的佣金，那么他的收入就与球星的收入相当。
　　据说克林斯曼每次转会都要听取律师兼经纪人格罗斯的意见。队员转会市场往往是足球经纪人最忙碌的地方。足球市场的许多交易、转会活动都是由经纪人在幕后操作的。巴西球星罗纳尔多的经纪人布兰基尼靠罗纳尔多成名，而罗纳尔多也靠布兰基尼少年得志，球员和经纪人形成了相互依存和促进的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对他们之间唇齿相依关系的真实写照。
　　而世界体坛的另一些知名体育经纪人，相信读者们都听过他们的赫赫大名。
　　乔丹的经纪人大卫·法尔克是NBA的二号人物，他几乎可以左右NBA，因为除了乔丹之外，他还是尤因、莫宁等大牌球星的经纪人。他锋芒毕露地与世界上最著名的体育大公司如欧宝、阿迪达斯、耐克等谈判，使锐步公司花了400O万美元才和艾弗逊签订了广告和约。
　　泰森的经纪人唐·金的手下聚集了大批著名的拳击运动员。在最鼎盛的时期，他的旗下有1OO多位拳击手。
　　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只有球员的直接关系者或代理人才能参与球员与俱乐部的谈判。另外，只有在球员转人国生活五年以上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球员经纪人。有过犯罪经历和在国家足协、俱乐部任职的人都不能成为球员的经纪人。各国足协负责经纪人的资格认定，进行足球常识和法律知识的考试，然后将合格者名单上报国际足联，获得国际足联批准后，经纪人还需要向国际足联交纳1O万英镑的保证金。未经过这两道程序的经纪人不得直接参与球员转会谈判，否则就将受到严厉处罚。
　　国际足联1998年刚刚制定了一些法案，准备建立正规的足球经纪人体系，改变目前杂乱无章的状况。目前全世界有286人在国际足联注册，持有国际足联颁发的营业执照。他们分布在35个国家，其中欧洲最多，按人数依次是：英国47人，德国32人，西班牙29人，法国32人，意大利2O，荷兰11人，巴西5人，美国4人，亚洲韩国有3人，日本1人，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
　　国际足联在向经纪人颁发证书时，赋予以下的权利：可以和那些没有与俱乐部签约的球员签订委托合同；可以代表任何球员与俱乐部签约或按照球员的意愿与俱乐部商谈终止合同。
　　如果经纪人违反有关规定将受到国际足联的警告、罚款直至取消经纪人资格。任何球员如果通过非法的经纪人进行转会将受到国际足联25000英镑的罚款或禁赛12个月。任何俱乐部只能和球员本人或经纪人进行谈判，如违反规定将受到巨额罚款和禁赛的处罚。
　　作为足球运动员，一般可以常年聘用经纪人或临时聘请经纪人，代理自己处理一切经济事务，包括转会事宜，而不需亲自出马。因为运动员要踢球，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处理转会等问题上；而且，运动员本人不熟悉转会业务，更不了解行情，容易吃亏上当。
　　西方各国基本上都采取了经纪人制度，无论运动员还是俱乐部都通过经纪人作足球生意，一些大牌球星常年聘用固定的绿纪人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这是一种比较成功的做法。＿经纪人的职责不仅仅是球员转会。在球员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足球经纪人是足球发展中的桥梁和纽带。
　　足球经纪人为职业足球运动员建立档案，谋求发展机会；协助球员入会、转会；代理球员谈判、广告、拟订经济合同和保护其权益。
　　从足球经纪人代理时间来分，足球经纪人有两种：一种是固定的，长期的；另一种是临时的，一次性的。普通足球运动员都没有固定的足球经纪人或请不起专职的经纪人。大多数情况下，当他们需要转会时，都现找经纪人。每年4月，各级咨询机构都在报刊杂志刊登球员转会的名单和足球经纪人的名单，帮助他们达成协议。根据意大利足球法规定，足球经纪人不得帮助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业余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和非职业球员转会，上述运动员必须在加入职业队后方能办理转会手续。
　　关于足球经纪人的酬金，意大利足球法规定：足球的专业合同的酬金是从O．5％-5％；足球运动员的有关形象、名字、图片的转让合同的酬金从5％-15％不等。
　　足球经纪人一旦与足球俱乐部和足球运动员签订了代理合同，必须定期向他们提供本国和世界各国足球市场的行情和动态，供他们参考研究。足球经纪人往往是往来奔波，为客房收集相关资料。
　　足球经纪人的信誉是非常重要的。
　　在转会中，经纪人要如实向接收方报告转会运动员的技术特长和身体健康状况，特别是伤病情况。如有隐瞒，情节严重的，除了赔偿经济损失外，还可能被俱乐部送上法庭严惩。1996年，荷兰阿贾克斯俱乐部的经纪人在尼日利亚球星卡努转会国际米兰的过程中，未说出卡努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严重情节--好在国际米兰俱乐部大度，才没有追究。但是该足球经纪人的信誉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体育经纪人有自己的职业守则和道德：要终生为客户保密，即使解除了合同，也不得向外界透露当时谈判的内容和细节。
　　由于足球经纪人这一职业收入甚丰、利润惊人，许多国家像意大利等，职业足联和审计部门、税务部门都对足球经纪人进行严格的审计和检查，一旦查处有违法行为，就会对其严惩，决不姑息迁就。
　　随着外员大量涌入中国，给中国足球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是，俱乐部在引进外员中表现出来的盲目性和手段落后性都使人忧虑。每当联赛间隙，俱乐部的老板和主教练往往都不辞辛苦，满世界奔波，足迹遍布几大洲，寻找合适的外员。这样凭借并不怎么可靠的信息就四处出击，效果往往是难如人意。待回国以后，常常会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出了问题以后再寻觅其他外员，时间往往就来不及了。
　　显然，中国教练们出国门去挑选外员没并没有达到"天南海北任我行"的境界，而是都只认识那么几个地方，大家往往都奔一处去了。卖方一见我们自相残杀，往往哄抬特价，价格飞涨。有一次，国内几家足球俱乐部同时在巴西的一个州通过一个中间人寻找外员，有两个俱乐部还为一个外员争得不可开交。
　　1997年，天津立飞集团全面收购了天津足球俱乐部，董事长亲赴西班牙购买哈维尔和何赛两名外员。花了1OO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近千万元），事实证明这笔钱是花得实在冤枉，哈维尔在天津队客场迎战四川队的保级战时突然溜之大吉，开了小差。
　　如果有正式的足球经纪人在，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即使发生了，也能通过可靠的渠道、有效的手段设法挽回损失。通过职业经纪人运作不仅能够提高效率而且可以降低费用，这也是国际惯例。持有国际足联执照的经纪人，熟知各俱乐部球员的情况和各种档次球员的市场价格，通过他们引进球员不仅质量比较可靠，而且可以免除自己满世界找球员的许多麻烦。
　　虽然要将一部分费用打给足球经纪人，但是从其寻找外员的效果和节省其它方面的损失来看，还是非常合算的。
　　由于中国已逐渐成为亚洲最大的外员市场，一些外国经纪人闻风而动。1998年初海埂春训，一位叫崔好奎的韩国足球经纪人得知甲A球队都在海埂练兵，马上意识到做生意的好时机来了。他联络了一名比利时足球经纪人和一名土耳其足球经纪人，分别在法国、巴西、阿根廷、韩国、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喀麦隆挑选了16名外员，从守门员、后卫、到前锋各个位置一应俱全，集体飞赴海埂，供甲A各队挑眩崔好奎为了便于推销，便用"多国部队"与其它球队开赛，吸引各队教练观看，看中以后便签约。一时间海埂如同在开一次"球员商品展销会"，不仅甲A各俱乐部而且甲B各俱乐部也派人来挑选外员。最后还真的有几名外籍球员加盟中国甲级联赛。
　　中国足球改革的成功离不开这些外国体育经纪人的推波助澜，这一点在足球改革进程中表现得非常清晰。
　　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时赢得满堂喝彩的沈阳队外员沙莎也不过是欧洲二三流水平，而现在的大连万达队却能够拥有巴拉圭国家队队员，北京国家也拥有巴拉圭国脚，这其中体育经纪人功不可没。
　　而另一位足球经纪人也是中国足球俱乐部所熟悉，他就是巴拉圭人奥冈波。1996年，奥冈波开始涉足中国足坛，为各俱乐部推荐外员。提起奥冈波也许球迷不知其然，但如果提起他提供给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天津三星等这些队伍的外员，那恐怕就无人不知了。冈玻斯、卡西亚诺、何赛、鲍比、丹尼斯、法德恰都是经过他一手引进的。
　　但是，直到现在中国还只有没有牌照的中间人，没有真正的足球经纪人。
　　没有中国体育经纪人参与的外员引进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培养中国自己的体育经纪人，尤其是足球经纪人是当务之急。如果我们的体育经纪人能够参与其中，就可以减少许多中间环节，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浪费。
　　在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神通广大的教练员往往充当了多重角色，他们不光负责具体的教练工作，还要处理一大堆行政工作和他们不太擅长的社会工作。
　　在市场体制下，教练员们就显得有些分身乏术了。在商海中游泳显然不是踢球出身的教练们所擅长的。体育市场，尤其是足球市场显然需要中介机构来炒作，来包装，来推销。如果体育市场缺乏中介机构的积极支持和火爆的炒作，那么体育业化进程就会漫长而艰难。
　　实际上在中国没有自己的经纪人的时候，是国外体育经纪人启动的中国市场中国职业化足球的进程。而国际管理集团则以其独特的眼光抢占了中国职业联赛的市场，涉足体育经纪人的行业，并且大赚其钱。
　　国际管理集团成立于1963年，与国际体育娱乐公司并称世界两大著名体育管理与经营机构。
　　他的创建者麦科马克在3O年前是美国克利夫兰的一个对高尔夫球有强烈爱好的年轻律师。196O年，他与高尔夫球星帕尔默签约，为其充当经纪人。这一份不起眼的合同，对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性的影响。从那以后，体育运动逐渐发展为一项由成百上千亿美元快速流动的巨大产业。
　　事实上，今天的体育运动运转和发展的模式--赞助商、电视商和运动员的完美结合，正是麦科马克的智慧结晶。他创建了国际管理集团后，先是与大牌体育明星签约，成为他们的经纪人，然后又使企业界人士相信了体育在全球范围内深入人心的影响将成为商品推销的最佳媒体。于是，合同越签越多，而隶属于国际管理集团的体育明星的收入，也一日千里的上涨。
　　麦科马克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他目光的敏锐，其中的经典之作是他首先意识到电视对体育产业的巨大影响。而随着电视将体育明星们的精彩表演送入千家万户，使得体育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更多的企业人士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购买"体育赞助商"的名头。今天，许多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跨国公司，都是体育赞助者。
　　麦科马克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在创建国际管理集团之初，他就抱有征服世界的抱负。他的每一步，都是站在全球的范围来考虑的。国际管理集团全球战略的实施计划是相当原始的，他先与各国运动员签约，然后利用这些国际管理集团的雇员打开自己祖国的大门……。
　　国际管理集团传奇一般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中介，体育市场的蛋糕是做不大的。
　　在现代体育市场中，一项较大的合作一般是由四方构成--企业、体育部门、媒体和中介。如同一辆汽车的四个轮子，缺一不可。只有当事各方齐鼓相当，密切合作时，才能相得益彰，取得最佳效果。
　　中介刚刚兴起时，国外的体育部门也因为佣金的缘故，不愿意依靠中介，而只想依靠自身的努力。但由于体育产品迅猛发展，竞争呈白热化，技术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体育部门还是企业都无法胜任，始终打不开局面，效果不如专业中介公司。
　　因此体育部门和企业醒悟到：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合作比不合作好，利用中介公司会令自己更有效益。
　　在6O年代的西方，经纪人制度已相当完善；80年代，随着体育商品化的加剧和体育市场的开放，体育经纪人有了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诸多的中介公司仿佛一团"酵母"，在体育市场这个面团中让它越发越大，最后烤成令人垂涎的美味蛋糕。
　　中介公司的主要职责是：
　　一、为赞助双方提供咨询服务，策划具体的赞助计划和活动；二、为赞助双方物色合适的合作对象，为他们牵线搭桥，或直接充当双方的赞助代理；三、为赞助活动进行炒作，提高其知名度和魅力。参与或具体组织和操作与赞助有关的各项活动，其中特别是赞助者最为关心的各项广告、促销和公关活动。
　　四、检查、监督合同的执行情况，特别是各项投入和回报的落实情况。
　　这些职责为中介公司提出了严格要求，除了同其它公司一样，要拥有必要的资金实力、专业队伍、硬件设备和实践经验外，还要掌握市场动向．熟悉体育情况一有稠密的业务网络和体育管理部门、企业及媒体保持密切的联系。
　　其实，引进外国球员只是足球经纪人的工作的一个方面。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的地位和商业价值日益显著，体育与企业的合作越来越多，但由于双方对体育项目的地位和体育市场的认识不够，致使在运作实施时无法达到各自的预期目的。中国迫切需要自己的足球经纪人出现。
　　可喜的是，在中国足球职业改革即将五周年的时候，中国足协终于感觉到足球经纪人产生的时机已经成熟，在两个月以前，开始同意为中国职业足球经纪人发放"出生证"。看起来中国足球俱乐部的学费并没有白交，毕竟最终呼唤出了自己的"正牌"经纪人。不管将来中国自己的经纪人操作的水平如何，他们毕竟是补上了中国的足球职业化缺少的一个"零件"。
　　体育经纪人的出现，能够有效地解决很多难题，找到体育与商业的最佳结合点。我国的足球经纪人虽然来得晚，但毕竟即将产生。相应的管理制度的建立，既可以提高体育经纪人的整体素质，又可以规范其经营行为，防止欺诈、恶性竞争等情况的发生。许可证制度是促使体育经纪人依法办事的一个重要手段。
　　随着我国足球经纪人制度的建立和相关法规的逐步出台，足球经纪人这一行业也将逐步走向成熟。
　　建立体育经纪人信誉考评制度，制定权力与义务、责任与利益相制衡的约束机制，并定期进行检查、考评，一方面可以防范化解各种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体育经纪人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除此而外，还要加强体育经纪人制度的理论研究。围绕体育经纪人制度的内涵和特点、实务操作、法制环境营造、市场监督，队伍培育、风险管理及圈内外比较等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加深和增进对体育经纪人的认识和理解。我们相信用不了多久，中国正式体育经纪人将会出现在球员的买卖市场上。
　　中国足协开始同意为中国职业足球经纪人发放"出生证"，但我们还是有些遗憾，为什么中国足球的商业化进程总是突飞猛进，而有关的政策、法规却总是姗姗来迟。

 

16·球迷，俱乐部的社会父母 

　　球迷就是球迷，主要的任务就是看球、侃球、助威和起哄，许多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者都持有这种大错特错的想法。 
　　在足球进入市场以后，球迷的身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球迷通过购买球票和俱乐部开发的产品成为"足球产品"的直接消费者，通过购买赞助足球和为足球提供广告的企业的产品成为足球事业的间接消费者。球迷为足球产品提供了双重市常进入市场经济，企业和企业家们上的最重要一课就是认识到消费者是他们的"上帝"，或真或假他们必须尊重"上帝"、善待"上帝"。足球俱乐部就是足球产品的企业，球迷就是足球俱乐部的"上帝"。"上帝"的喜怒哀乐会直接影响到俱乐部的生存发展。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足球俱乐部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分析中国足球的参与者，从人员成分上来说，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
　　搞足球的人：包括各级体委、足协的管理者，足球俱乐部、足球学校经营管理者；教练；足球宣传工作者；裁判。
　　踢足球的人：球员。
　　看足球的人：球迷和其他观众。
　　在上述三种人中，前两者都是以足球为职业的人，后者是以足球为消遣的人。他们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不可分割的，看足球的人是足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是搞足球的人、踢足球的人的"上帝"和衣食父母。
　　要想使中国足球迅速发展，就必须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足球为球迷服务的方向，兼顾三者的利益。
　　搞足球的人和踢足球的人千万不能忘了球迷是中国足球的真正主人，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他们作为市场主体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深度地参与足球事业，他们除了在场地上喝彩、骂人以外，还应该有其它权利。
　　消费权
　　球票的价格涨了又涨，加是票贩子的推波助澜，球迷们只得忍痛节衣缩食地买下一张球票。
　　花钱买了票，就存在着买卖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种交易，既然是交易那便要有商品，这商品就是球迷所期望看到的精彩比赛。
　　有了买主与卖主，又有了商品，那么足球市场便形成。在这个市场中，各球队所属俱乐部是球市的经营者，广大球迷则是这个市场中的消费者。如同所有的消费者一样，球迷也要争取自己的消费权益。
　　球迷的权益包括：经营者应保证足球比赛的含金量，其比赛要具有精彩性、真实性、客观性。对于假球、黑哨、球员出工不出力，球迷有"打假"的权利。而且，在足球市场中的消费，不仅是纯粹的9O分钟的足球比赛，观看比赛的足球环境和条件也是消费的一个项目。所以，球场的比赛设施以及看台设施，也都是球迷可以挑剔的范围。像许多体育场的座位都是"U"形座椅，风吹日晒常常积满灰尘，很少听说体育场在球赛开始前，雇工人用抹布将椅子擦于净，倒是球场的管理者常常抱怨球迷看完球赛后乱扔报纸--试想如果椅子是干净的，那么又有谁会拿报纸来垫椅子？可惜，我们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对此都习以为常。
　　还有，15分钟的中场休息，理所应当属于球迷的消费权限。
　　即使球迷宁愿在这段时间去喝水上厕所，经营者也要为球迷提供精彩的串场节目。象美国的NBA男篮比赛的中场休息，就有一丰富多彩、品味甚高的节目表演。芝加哥公牛队的啦啦队中领舞的亚裔少女，长发飘飘，青春四射，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相比之下，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则要寂寞的多，没事可做的球迷只能倾听球迷们自己发布的零打碎敲的消息。
　　中国球为还没有学会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我是花了钱的！"
　　知情权
　　球迷应该有了解中国足球事业发展情况的权利。如球队的训练、比赛，足球主管部门关于足球事业发展的规划，对球队和裁判的管理，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
　　中国球迷们几乎没有想过这是自己的权利。
　　普通的球迷们的知情权是靠新闻媒体来完成的。但只要看一看中国足球界对新闻界的态度，就可以了解球迷们的知情权行使得怎么样。＿1994年甲A联赛第四轮太原赛区的比赛，由于裁判的失误引起了观众的不满。一位中国足协委派的比赛监督，竟然用手捂住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拔掉话筒，不让记者采访。
　　有一位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问一位报社记者："足协又不是你们的上级单位，即使得罪了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也不是他们给你发工资。"
　　记者苦笑着回答："比如你到伊拉克采访，你能不坐足协的专车，而去找公共汽车吗？"
　　记者们知道足球界的人是惹不得的。
　　近年来，足球新闻空前火爆，球迷和读者对这一题材的信息需求空前增长。但是，有关中国足球的假新闻却层出不穷，这里面不能排除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问题，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新闻来源渠道不畅造成的。
　　在欧美足球界，俱乐部和球队接受媒体采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拒绝采访者要受严厉的处罚。而且每个圈内的人都很清楚，职业化足球离开了市场寸步难行，球迷是球市中的上帝，球迷对足球的情况拥有不可侵犯的知情权，而行使知情权最重要的途径则要依赖于新闻媒体。
　　随着职业化的深入，中国足协显然认识球迷知情权的重要。
　　1998年联赛前明确规定，各俱乐部都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但是，这个规定的精神并未得到认真贯彻。有些俱乐部至今没有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已经建立的不少也只是解决形式问题。仍然有人把足球新闻线索当成私有财产，把自己摆在施舍者的位置上，而把媒体对它们的关注当作乞讨。俱乐部发言人什么时候发言，发言人发不发言都要看他们是否高兴。
　　真正意义上的发言人制度应该是买方市场，球迷要知道什么，发言人就应该提供什么，而不应该让媒体通过非正常渠道去搞正常渠道搞不出来的东西，道听途说后拿到大众媒体上发表。
　　近年来，随着Internet的爆炸性增长，并且对人类文明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传统观念上的国界和种族、文化所造成的差异越来越校国外，尤其是欧洲的各大足球俱乐部又有了新招--上网。
　　他们通过Internet向球迷们提供大量及时、迅捷的图片和文字信息。各足球俱乐部还充分利用网上优势，用户只要在他们的网上登记注册，就可以看到最新的赛事报告，球市预测以及球星的近况等--大家想知道的情况都有。
　　Internet网上还开设专门的足球咖啡厅，只要登记就可以免费人网，与世界各地的网上球迷们就意甲、英超和欧洲三大杯赛等各项内容，通过键盘和话筒进行"网上交谈"。
　　一些著名的足球俱乐部，象尤文图斯、曼联等，为了吸引球迷，专门为教练和球星制作了网址，网上球迷们可以随时访问，并可以同这些知名球星进行"网上交谈"。
　　为了鼓励球迷，很多足球俱乐部都希望球迷有好的建议就通过电子邮件提供给自己，合理化建议一经采纳，就给球迷以丰厚的奖励。
　　除了为球迷提供有关欧洲足球的信息之外，许多足球俱乐部还开设了网上商店，为球迷介绍各自俱乐部的纪念品，如队服、围巾、队歌CD盘、经典球赛录像带、球星写真集等。网上球迷们还可以利用音响交融的多媒体电脑的优势，有选择地到神往已久的俱乐部去作一番游览。
　　欧洲足球俱乐部这种想球迷所想，急球迷所急，视球迷为衣食父母的做法，使我们的球迷羡慕和激动不已。
　　在这方面，国内许多足球俱乐部已经进行了许多努力，像万达、国安、申花等十几家足球俱乐部已经开辟了自己的网址。
　　经常将足球俱乐部的情况以及足球队的情况向外公布。但有些足球俱乐部似乎尚未顾及到这个方面。有几家足球俱乐部的网址是借用在某个海外的免服务器上开辟的。
　　一掷千金的足球俱乐部，难道连这点钱和时间都不肯给球迷们吗？
　　建议权
　　建议权就是对足球事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
　　对于国外球迷来说，这可能是他们最重要的权利。绿茵场上事无巨细，他们有提出建议的权利。
　　1958年的世界杯赛上，17岁的贝利身手不凡，世界杯刚一洁束，意大利好几个俱乐部纷纷向贝利所在的俱乐部摇动橄榄技，希望贝利转会出国踢球。巴西球迷听到了这一消息，坚决表示反对。反对的人数竟然达到了巴西总人口的7O％。迫于球迷们的压力，巴西国会只好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此事，并以决议的形式通告全国："贝利是国家决不输出的国宝。"巴西球迷赢得了胜利。
　　在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支持下，巴西球迷的行动更加活跃。
　　1979年，当他们听说意大利的俱乐部要买走他们心中的另一个国宝济科时，立刻表示抗议。巴西足协和济科所在俱乐部一下子收到球迷无数个电话、电报和恐吓信，有个信封甚至附上了子弹。声言："如果卖了济科我们就把你干掉！"结果，济科所在俱乐部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济科在自己足球生涯的鼎盛时期一直在巴西国内效力。
　　这一切可能会使中国球迷羡慕不已。
　　监督权
　　监督权指对足球事业中投资受益者监督的权利。如对球队、球员、教练、裁判的行为、足球主管部门的领导和管理等进行监督。
　　国外球迷对于足球的监督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无论大事还是小事。
　　在197O年的时候，正处于自己事业巅峰的德国足球皇帝贝肯鲍尔一时心血来潮，蓄起时髦的小胡子。球迷们一见立刻就不买帐了，他们不想自己崇拜的足球皇帝是这样一副神气活现的滑稽相。一位气愤的慕尼黑球迷说："作为运动员，弗朗茨皇帝不该打扮得像附庸风雅的俗不可耐的小人。身为国宝，他不仅属于自己的妻子，而且首先属于所有的慕尼黑人。"有球迷打电话质问他："胡子是你个人的特征还是出于恐吓对手的考虑？"
　　大部分球迷认为贝肯鲍尔是个正派人，因此不该赶时髦。
　　这一事件最后波及整个德国，大多数球迷是无法接受贝肯鲍尔的这一新形象的，因此来看慕尼黑比赛的观众大大减少，一些老会员也声称要退出俱乐部。慕尼黑俱乐部的主席一见"胡子风波"有朝一日要影响俱乐部的前途命运，一再对贝肯鲍尔进行动员，贝肯鲍尔权衡再三，终于作出了让步，在狂欢节前夕剃掉了心爱的胡子。
　　与贝肯鲍尔被迫剃掉胡子不同，古力特是在球迷们的要求下蓄起长发的。古力特在业余生活酷爱摇滚，因此偶尔留起一头长发。球迷一见，非常欣赏，觉得这样既"酷"，又在球场上易于辨认，因此要求古力特不要剪掉。古力特在妻子的帮助下，梳了满头的小辫，迎来了"辫帅"的称号。
　　为什么国外球迷拥有如此之多的权利，具有如此之高的地位？
　　那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足球俱乐部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球迷的支出。如果做出不符合球迷的心意的事，轻者会在球场闹事，使比赛不能继续进行；重者他们会对比赛失去兴趣，俱乐部首先失去门票收入；球迷一旦减少，赞助商就会对队伍失去热情，广告收入也大大减少，电视台也不愿意转播该队的比赛。这样下去，球队只好餐风饮露了。
　　素有足球王国之称的巴西，创造了几度捧得世界杯的纪录。
　　巴西球员更是天下闻名，豪杰纵横。
　　然而在巴西，足球"辉煌之下却掩盖的黑暗与混乱"。有人称：巴西足球是貌似天堂的地狱。
　　巴西的职业球队收入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日子却都不太好过。
　　1991年，巴西全国联赛的总收入是1亿美元（其中门票收入3100万，电视转播、广告收入6900万）。然而，在足球赛事规模和球迷人数远不及巴西的英国，1997年的足球总收入就是巴西的8倍，达到8．3亿美元之多。
　　是什么导致了巴西足球捧着金饭碗要饭的惨状的？
　　近年来，巴西有关部门在制定比赛的日程表时十分随意，联赛的日程飘忽不定，致使国内联赛的观众人数不断减少，各俱乐部开始把眼光转向国外商业比赛。国内联赛受到冷落，联赛水平下降，观赏性大打折扣，广大球迷深受其害。赛程不固定，比赛激烈程度下降，球迷们产生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一位弗拉门戈的球迷甚至起诉里约热内卢州足协，说："观众希望在公正的联赛中看到优秀球队的比赛，但我们不得不吞下足球经纪人操纵和弄虚作假所导致的恶果。"
　　对球迷的藐视最终遭到了惩罚。
　　相比之下，中国球迷虽然伴随着中国足球几雨几十年了，中国足球还没有给他们以应有的位置。时至今日为球星捧场，有时甚至要挨打。足球职业化了，球迷在付出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投入之后，也要进一步增长自己的主体意识，明确自己的权利，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球迷。
　　回道一望，中国球迷走过的是一条风雨兼程的道路。
　　原本中国是没有球迷的，中国只有"官办啦啦队"。在一篇大概叫做《凄婉的小号》的文章写了作者的见闻："我在球场外看见一位带着小号的中年人和他的一群伙伴，他们自称是球迷，但他们进不去球场，因为他们没有球票。他们想尽办法，就是没有票卖给他们。
　　大家都入场了，那位痴情的带队人就开始吹起凄婉的小号。
　　进场以后，我发现场内没有几个人是真正来看球的。两个女大学生抱怨道：'烦死了，这球有什么好看！'另一个说：'反正有一件运动服发给我们！'因为她们是某单位组织的'官办啦啦队'。
　　那凄婉的小号，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在那个时候，球迷是不被社会承认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是要遭到鄙视的。
　　"官办啦啦队"是那个时代的特有产物，是社会组织者导演的反自然的行为。它虽然似乎带来了秩序，但它的副作用又却是无形的和无限的。它扼杀了人们的个性，使社会注定要失去创造力。
　　80年代是中国球迷复苏的时代。中国全面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重新被接纳为国际体育大家庭的成员。国际体育交往增多了，国外的一些文化意识形态、技术物资逐步向国内渗透。中国人的眼界大开，思想也逐步活跃起来。中国足球勇于走向世界，数度冲击世界杯。足球热浪在中国大地上几度翻滚。在这种气氛下，球迷这一特殊的群体也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1985年5月19日，中国队意外地输给了从来未有过胜绩的香港队，在小组赛中惨败而归。从而引发中国球迷被中国舆论界称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体育场所恶性事件"的"5．19"球迷骚乱。
　　据新华社1985年5月20日宣布：公安部门当场拘留了127名肇事者。
　　"5．19"球迷骚乱事件给人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这几乎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球迷还是散兵游勇；而在此之后，中国球迷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
　　这个时候，在中国的大中型国营企业集中的重工业基地沈阳，球迷脱颖而出。
　　当年，辽沈地区是中国足球的一方热土，它不仅以其拥有的一支成绩骄人的队伍而威震华夏，而且它的球迷队伍也使它声名远播。
　　沈阳和平区邮局报刊门市部前，曾是沈阳球迷的"球迷角"。每逢辽宁队有重大比赛，这里便聚齐黑压压的一片球迷们。
　　那时候是没有电视转播的，以中青年人工人为主的焦急的球迷们，将一顶阳帽子在人群中传来传去。大家你五分他一角，等到帽子传到了长途电话营业柜台上时，就对营业员说："同志给打个长途？看咱辽宁队赢了没有？"今天听来，这一切仿佛是传奇一般。
　　1984年4月3日，沈阳足球协会成立。会长是沈阳军区的作战参谋黄祖钢，一位年轻的军官，他在辽沈球迷中享有极高的声誉。球迷盛赞："人是铁、饭是钢，沈阳球迷靠祖钢"。
　　沈阳球迷从此从自发、零散的原始状态走向有组织的状态。
　　当然，这件事做起来是很艰难的，制作会徽、会旗、会员证等，都是黄祖钢掏钱做的。但是，这并不能影响黄祖钢及沈阳球迷的热情。他们甚至自己凑钱，买摩托车奖励辽宁队队员，其痴情和投入可见一斑。球迷协会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没有一块草皮球场的沈阳市铺了块草皮球场，令民心大快。
　　他们更得意的事还是坐在球场边，吹号击鼓，高举旗帜和标语牌，升起气球，挥舞彩带……，尤其动人的是他们即兴编排的口号，幽默诙谐地改编的歌曲。正因为这样，1989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对亚洲劲旅伊朗队一役，才会将主场选在沈阳。相信沈阳球迷会伴随着中国足球队的胜利，给全国球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留下了这样的赞誉：高度的精神文明，高度的组织纪律，高度的热情，高度的爱国主义。
　　沈阳球迷协会建立以后，全国开始了建立球迷协会的风潮。
　　中国球迷现象完成了它的演化过程。球迷价值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可，球迷的事迹可以走上电视、报纸、广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球迷的行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一方面造就了中华民族深沉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另一方面又过分控制了人的个性、才智。
　　特别是儒家文化日益从自然的、相对的伦理道德观念发展为绝对的、片面的个人义务的时候，这种控制就变成了压抑、束缚民族发展的僵死模式。这就是人们常说"吃人礼教"。球迷现象在中国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文化现象，其意义在于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与个性意识，启迪人们找回混灭在群体中的自我。
　　我们应该感激和赞赏足球运动本身。正是这种充满生命原始特征与集体协作意识的运动使得新一代中国公民振奋昂扬，被诱唤启发出祖先遗传基因中的极其微弱的品格。
　　这种品格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使中国人的精神形态第一次属于世界和未来。年轻的中国球迷在他们与足球的精神交流中感到了自己与他人率直的人格，以及还喜怒哀乐本色后的快感。
　　但是中国球迷毕竟生活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之中，其心态、行为无不留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这是血脉中不变的烙印，是很难改变的。
　　中国球迷，常常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并且不计较自己应用的权利，而是常常盲目无私地说："胜也爱你败也爱你。"
　　甚至亚足联主席也给中国球迷戴高帽子：最热情的球迷，最火爆的球市，欣赏水平很高。
　　个中苦涩，却只有球迷自己知道。
　　如同梁实秋所说，父母往往是最溺爱家中那个最无赖顽劣的孩子。足球就是那个最无赖顽劣的。
　　对于球迷来说，对足球是"想说爱你也不容易"，常常遭到板起脸的老太爷似的斥责。对中国队屡战屡败表示不满，那是没有耐心；对中国足球不要"定位过高"；在场边有过激行为，那是修养实在欠佳。而中国教练们'98世界杯到法国潇洒走一回，得出的结论就是"外国草皮真好，球迷水平真高。"
　　而可怜的中国球迷，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在他们作为消费者支付了门票并且吸收了广告商的赞助之后，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利。
　　他们本来是有权利要求赏心说目的足球艺术，并在己队的胜利中寻找自尊与满足的，他们有权利对任何拙劣的表演喝倒彩，而不是花了钱在一旁生闷气。
　　现在，他们至少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向教练喊"下课"的权利。
　　足球改革以来，中国球迷的观念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他们从过去勇敢、单纯的看客演变为带有强烈参与意识的庞大球迷群体。他们成为一支不相低估的力量。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单纯欣赏，他们看球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主客场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为家乡的球队摇旗呐喊、擂鼓助威。他们也不仅仅满足于买球票看一场比赛，看完比赛就走人的过程。他们也不再满足于仅仅停留评论一下比赛，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影响自己拥戴的队伍--通常是强硬的手段，比如说临阵倒戈、高呼"下课"、进行"兵谏"。在甲级联赛中，还确实有不少教练是在球迷们的暴风雨般的"下课"声中下课的。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球迷诞生了"新生代"。
　　在《足球》与上海申花集团联手举办足球迷调查中显示：绝大多数人在学生时代就爱上了足球。当被问及成为球迷的年龄时，978份有效问卷中回答"13至18岁"、"18至23"这两个年龄段的球迷最多，分别有50．7％（496人）和22％（215人）。有一半的球迷是在中学时就迷上足球的。而12岁以前就成为球迷的也不少，占19．7％（193人）；仅有不到一成人是在23岁以后才成为球迷的。
　　"新生代"球迷有自己的特点。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更肆无忌弹，更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他们中间可能缺少资深球迷，他们许多人有"追星族"一样的热情，但是他们是足球经营的巨大潜在市常足球无论如何经营，其主要的消费对象都是他们这些球迷。
　　因此，他们的经济状况制约的球市的发展。
　　有17．1％（167人）的球迷仍然是无固定收入的学生。每月收入在4O0元以下的近三成（26．8％，262人）；400元至800元的近一半（43．4％，424人）；只有不到一成（占9．1％，89人）的球迷月收入在80O元至1200元之间。而每月超过1200元的球迷仅有3．7％（36人）。调查表明：中国球迷状况呈"两头少、中间多"的态势，大部分处于社会中等水平。足球市场的"消费主体"主要是这些于迷。
　　对"今年甲A联赛每场平均票价应该是多少才能使俱乐部和观众都接受？"这个问题，多数球迷将票价范围固定在10至2O元之间。定10元的占3O．6％（229人）；定15元的占35．5％（347人）；定20元的占27％（264）；仅有3％的球迷定5元；也仅有不到4％的球迷定25元以上。
　　调查还表明，足球市场仍是个有待开拓的大市常到现场观看全国甲A及甲B联赛的球迷并不多，有近6成（58．8％，575人）的球迷一年中竟一次也没能到现场去观看甲级联赛。看过三场以下的有18．9％（185人）；看过四至七场的有1O．8％（106人）；看过七场以上的铁杆球迷只有11．5％（112人）。尽管由于居住地关系，非甲级联赛主场的城市的球迷难以到现场观看比赛，但这个数字反映出甲级联赛仍有很多潜在的观众。如果有更多的措施吸引他们，中国联赛观众人数仍可能上升。
　　因为上一年球市看好，俱乐部就立刻调整票价，真正的球迷想看却看不起球，伤害了球迷的热情。这只能说明一点，即中国足球只注意搞足球的人、踢足球的人的利益，而忽视看球的人的利益，很少能够做到三者利益兼顾。这是足球俱乐部经营者的一个不足。
　　1997年的美洲杯赛在玻利维亚举行时，门票从6美元到3O美元不等。玻利维亚平均月工资是67美元，国家副总统便向本次大赛组委会主席呼吁降低票价。反观中国甲组联赛，双部分赛场每张球票票价从3O元到6O元不等，搞足球的人都承认票价高，并且承认这是"炒作"的结果。中国足球真的没钱吗？与沙特那样的国家比较起来确实差一些，因此不可能让球迷不花钱便进场看球。但是，令球迷不满的是：高额票价加上企业赞助所得并没有用在加大足球产品广度、市场开发力度上，而是透支给球员了。因此有甲A球员年收入100万元左右的说法。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足球市场对投资主体--球迷的轻视。
　　对球迷的轻视表现很多。
　　比如某赛场球市好，许多企业就包下整个看台来搞宣传用，一买就是一个看台，一买就是一年。企业达到了广告效果，俱乐部则是为了省力，而真正的球迷对买票难则是叫苦连天。
　　国内的许多俱乐部无视球迷对俱乐部纪念品的需要，因为纪念品的利润太小而不去努力满足球迷的需要。有一位俱乐部搞经营的人说："我在某个大老板身上多做一些工作，大老板一高兴，几十万就来了，我哪里有时间去卖队服和纪念章？"该俱乐部的球迷看其他俱乐部的球迷穿着队服，带着球迷帽，尽管是花了钱，自己喜欢的俱乐部没有，球迷在场边就有矮人一头的感觉。有资深球迷比较想得开，说现在起码知道主队会穿什么颜色的队服了。以前颜色都不固定，每场球赛开赛前大家第一件事就是猜主队的队服颜色，到主场一看，又猜错了。
　　'95赛季四川全兴队在全川父老的呐喊声中九死一生保级成功，"成都保卫战"的受益者四川全兴队足球俱乐部却开始了新的行动--'96甲A联赛票价全面上涨，幅超过100％。上一年15元的甲票卖到30元一张，乙票、丙票则上涨更多。不少球迷对举表示愤慨，认为俱乐部方面无情无意。
　　成都球迷协会的一位人士说：如醉如痴的球迷多为囊中羞涩的工薪阶层和除了书本以外几乎一无所有的学生，而决非一掷千金的款爷和富婆等少数人。
　　'95超霸杯赛在上海举行时，票价是150元，12O元，100元。球迷认为这是'96赛季调价全面上扬的先兆，于是精于计算的上海人在新闻媒介上就此展开了讨论。
　　一位球迷说，十几年前在江湾体育场的球赛我从不落下。现在，一张甲A联赛票20多元，要是一个月看4场球，我工资的10％都交给球场了。一个靠工薪生活的球迷，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球票太贵了！
　　我已多年没有踏进球场看球了。平心而论，我是被门票价吓得退出球场的。我觉得，职业足球俱乐部要生存发展，不应靠提高球票价格的方法，门票涨价，是正常的，但要适度。
　　另一位学生球迷说，两年来申花队的主场比赛，我一场不落地去看到现场为子弟兵助威。这回我收住了迈向体育场的脚步。原因很简单，我是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那票价对于大部分都是青工、学生的球迷来说，的确不是一个小数目。已相当于下岗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我两个月的零花钱、一件漂亮衣服。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操办比赛的人认为，上海的足球票在全国是最低的，而且一直上不去。许多球迷抱怨国际知名球队多次与上海擦肩而过，但没有问为什么擦肩而过。德国劲旅凯撒斯劳藤队访沪时，2OO元的门票无人问津，主办单亏了本。相比之下，北京国安与桑普多利亚一役最高票价是688元，一般的票也在2OO元上下，但仍然爆满。这位负责人分析说，上海足球票过低的主要原因，恐怕不是承受不起，而是讲究实惠的消费观念在起作用。
　　上海有家电视台在球迷中作了的"民意测验"，人们普遍反映，一场甲A球赛，最高不要超过30元，最低为10元，对学生还要半价。
　　1998年济南主场甲、乙、丙级套票分别为35O元、230元、120元，比上年分别下降了100元、12O元、130元；除极少数每张4O元的特价票外，甲、乙、丙级单场票票价分别为25元、15元和1O元。此外，还为学生和残疾人专设每张5元的优惠票。各队球迷到济南市看球，门票统一单价为15元。
　　石家庄赛区的价格比1997年有所下降。套票中的贵宾票1100元、88O元；普通套票44O元、33O元；单场票中贵宾票100元、80元，普通门票为50元、40元、30元、2O元和10元。
　　万达'98赛季的套票价格比'97赛季平均低40％。其中。
　　全年14场主场比赛（包括一场足协杯主场），特假票单价为680元，甲票为58O元、乙票为38O元。在零票销售方面，万达足球俱乐部一向采取随行就市的原则，其中万达对申花、国安等强队的比赛门票价格比就比平时的票价高出一倍以上，而万达对海狮的价格相对便宜一些。
　　一句话说来：球票还是有点贵。
　　某些"搞足球的人"足球市场意识极其淡薄，不仅不能善待球迷，而且对自身的职业也视为儿戏。
　　十强赛失利以后，有一位资深的足球界人士告诉球迷：足球是游戏。这充分暴露他自身的职业意识不强，从骨子里不敬重足球事业的心态。球迷认为足球是游戏没有关系，球迷不是靠足球吃饭的。相反，对于球员、教练、足球官员们来说，足球就是职业。没有球市就要失业，就要丢饭碗。
　　在球迷对于比赛结果有不满和过激行为时，中国足球的行政管理者一般喜欢用家长的口气提出批评意见（而他们聪明的外国同行往往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一声不吭），由此可见球迷在他们的心中的真实地位。不把球迷消费者当作上帝是足球俱乐部和中国足球行政管理者市场意识淡薄的典型注解。他们可能很少考虑到如果没有了球迷，门票卖给谁。烟草商和其他商人还会不会投资做广告。崔殷泽的市场意识值得中国足球界学习，他说，每场球都要兢兢业业，对得起观众，打好了感谢球迷，打不好要真诚致歉。
　　中国球员，尤其是中国球星们对球迷的态度实在是欠一些火候。
　　某足球大将军打球迷只是其中最恶劣的一幕，还有一些是不被人知的。
　　1994年，中德足球邀请赛在上海举行，在申花队与德国凯撒斯劳藤队比赛后，球迷团团围住世界级巨星布雷默，请他签名、合影，布雷默非常谦虚地边向休息室"撤退"，一边尽量地满足球迷的要求。在布雷默退进休息室时候，刚好球迷们又见到我们自己的球星。球迷们一下子围上了，提出同样的要求。可是球迷的热情却惹翻了这位球星，他非常有失风度地与爱戴他的球迷发生争吵并推搡球迷。
　　一前一后，是如此鲜明的对比。
　　可能有的球员会认为，如此小心翼翼地善待球迷也太累了。
　　不光要踢好球，而且在平时也不能放纵自己，因为球迷对偶像有要求。不能肆意狂饮，不能当众跷二郎腿、叼烟卷，更不能对球迷骂骂咧咧、推推搡搡。
　　套用一句话就是：做女人难，做男人也难，做名男人更难，而做一名星级名男人难上加难。
　　然而须知，球星今日的声望、地位乃至高薪是从何而来，没有球迷，没有球市，就没有球星们的一切。球迷们在付出了之后，要一些回报，是正当的，也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人称"中国21世纪希望"的万达新星孙继海是许多青少年的青春偶像。因此他自己、他手家人、他所在的俱乐部也非常注意对他的良好形象的塑造。1997年夏天，一位年仅15岁的少年在大连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情十分严重，几经手术已卧床一个月了，每天靠药物止痛。当他听说万达队的金州训练和比赛时，十分兴奋，渴望能去看一看比赛，看看自己喜欢的万达队员。可他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当万达队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孙继海和韩文海便拿着鲜花和礼物，到医院看望这位素不相识的小球迷，满足了孩子的心愿。
　　当中国足球事业的主体不可逆转的发生变化以后，中国足球的观念就需要及时地进行转变。球队、球员、教练、裁判如何从业、做人，以加原子自己的衣食父母；足球媒体作为广大球迷与足球圈内人信息传递者如何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以便更好地满足球迷的要求。尤其重要的是足球主管部门如何转变传统的"官、民"观念，在指导思想上、工作方法上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特别是足球行业格局的改变，在如何对待球迷问题上很好地定位。除了对上级领导负责以外，认真地对广大球迷负责，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处理好，是关系到中国足球改革的大事。
　　善待球迷，不要让中国的足球事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三部分：光明曲折的未来之路

引子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足球，本不应该这么沉重，可是中国足球自始至终，都笼罩在无与伦比的悲壮之中。
　　如今，在中国足球职业化整整五年的时候，悲哀与失望却伴随的媒体对俱乐部状况的曝光滚滚而来。中国足球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假球纵横交错，黑哨此起彼伏；俱乐部苦于支撑，纷纷溃退；有些球员些不思进拳…中国足球，难道真的失去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吗？
　　困难的出现并不可怕，危机的出现也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面对困难和危机的态度。
　　中国足球体制改革至今，哪怕是遇上天大的困难，恐怕也不会再有幼稚者或陈腐者认为我们应该退回去走老路，因为职业化改革的成绩和优势显而易见，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不可逆转的。
　　然而，正如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的一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所有在前面章节中暴露出来的那些情况，都令人痛心疾首。须知，中国足球大厦是中国足球人一砖一瓦搭起来的，所有付出心血的人--管足球的人、踢足球的人、写足球的人、看足球的人，都不能容忍它有哪根梁不正，不能容忍大厦中有蛀虫，更不能容忍谁去一块一块地拆掉它。
　　正是因为这样，对于这些丑陋和痼疾的揭示才有意义。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治病救人。
　　为了中国足球的未来，我们有很多事情多是可以去做--我们要为足球俱乐部呼唤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在一个肮脏的环境中想让俱乐部一尘不染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呼唤真正的法制，中国足坛必然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我们同时呼唤进一步为俱乐部放权，使足球俱乐部成为市场的真正主体，拥有更多的经营权和自主权。
　　当然，对于足球俱乐部的来说，转机不是等来的，外因只有通过内因的作用才能给变化。
　　当前，突足球俱乐部要做的是加强自身建设，多从自身找问题。急功近利，盲止投入，缺少专门人才、缺少对市场的关注和理解、忽视的后备人才的培养……如果时间允许，这样的话题可以找出很多很多。
　　能够找出一大堆问题对于中国足球俱乐部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
　　只要坚信这一点，中国足球俱乐部就有希望，中国足球就有希望。

 

17、拯救中国足球，信任中国足球 

　　如果说不堪重负的雅琪宣布出让股份还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话，"巨无霸"大连万达意欲全线退出使人们不得不深刻地思考：中国足球是否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足坛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是否即将席卷中国大地？ 
　　我们必须拯救中国足球，因为足球不仅仅是足球，在它"下海"之初，就担负了为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寻找突破口的重任。
　　在它之后走向市场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的基本模式都与足球一般无二。拯救足球，就意味拯救整个体育制改革。
　　1993年，当中国国家队兵败伊尔比德，世界杯出线无望的时候，疾心的成都球迷，向全国发出了"中国足球SOS"的呼叫。转过年来，首届职业联赛打破了旧有僵化的足球体制，将濒临死亡的中国足球带出了死谷，引领到一片海阔天空之处。
　　然而，当足球改革在1995、1996年启动了潜力无限的中国足球市场之后，足球改革的决策者和参与者们并没有抓住时机，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来探索中国足球产业化发展道路，百是被表面繁荣晃花了眼睛，全力于眼前利益的追逐。
　　如今，面对着中国足球俱乐部经济上陷入困境，假球、黑哨纵横，从业人员素质低下，球迷们是否又要呼喊"SOS"，恳请有关方面早出良策，治病救人？
　　治病救人，首先要望、闻、问、切，找出病因。
　　中国足球病在何处呢？到底下是什么使中国足球俱乐部陷入今天的困顿？
　　先看看外因。
　　一、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导致了球市的疲软。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日韩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国内大批企业不景气，大批工人下岗，在岗工人工资减少，中国经济正为实现8％的年增长率而努力奋斗。所有这些都影响了我们的球市。
　　北京国安队与韩国LG队的比赛，现场观众有1万人之多，表面上看起来花团锦簇，但实际上只卖出了300张球票，其余的全都是赠票。
　　而大连万达俱乐部1998年首次推出了十元钱一张的学生票，这才使球市有了一点儿起色，在4．5万球迷中有1／3是学生。万达俱乐部不得不振臂一呼：保卫球市，从大连开始。
　　毕竟，足球不是生存的第一需要，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被球迷最先削减的恐怕就是足球消费款项。
　　二、甲A匆忙扩军，加剧了足球的恶性膨胀。
　　球员的天文数字的薪水令俱乐部疲于应付，而中国球员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价格，与其价值发生如此之大的背离，完全是由于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中国足球后备人才不足，适龄员很难满足增加的俱乐部的需求，因此在供求关系上就出现了卖方市场，球员们可以任意抬高身价，俱乐部则无可奈何。
　　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球决策者被虚假繁荣所迷惑，匆忙扩军，虽然取得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是对长期发展十分不利。俱乐部们对有限的足球资源展开了更强烈的争夺，球员身价进一步飘升。
　　其实，J联赛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供鉴：J联赛队伍匆忙从1O支扩大到16支，球员身价暴涨。前圆真圣以400万美元的转会转到了川崎贝尔迪，这是相当于谢林汉姆的身价，他根本不值。
　　很快，J联赛组就遭到报应。
　　三、在利益分配中，俱乐部应得的利益被剥夺。
　　在改革初期，足协与俱乐部的职责分工不明确，足协管什么、不管什么不明确。
　　改革，从实质上讲，就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而俱乐部直至今日，还有一些重要的权力没有拿到，甲级联赛无论总冠名权合同还是电视转播合同，都是足协一手操办，并出面签署的。职业联赛已经进行了五年，却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到底谁是市场主体？应该由谁来经营？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足协都应该是事业法人，它应该还经营权于俱乐部。
　　场地广告应该是俱乐部的一笔主要收入，可是，甲A各俱乐部场地广告中有16块属于中国足协，其余8块属于俱乐部。
　　而俱乐部的广告除位置不佳，在内容上也受到很多限制，不得与另16块广告相冲突。足协拿走的16块广告板中，除了有12块根据赞助合同属于国际管理集团外，还有4块被足协下属福特宝公司无偿经营着。现在许多人都有疑问：福特宝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场地广告是属于俱乐部的可开发资源，足协作为行业管理机构，本不该介入俱乐部的具体经营，在无授权的情况下也不能代理俱乐部行使经营权，更不能无偿使用俱乐部的资源。
　　四、俱乐部经营需要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在现行体制下，俱乐部经营力不从心。但是，中国足球界是讳言体制的。
　　中国的足球俱乐部不能够获得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减免税等优惠条件。因此，它们是不可能与在资本市场中融资的欧洲大球会相提并论的。
　　不仅如此，彩票不能发售，电视转播拿不到钱，专利产品徒有虚名，广告弄不到，中国足球市场虽然具有巨大的价值潜力，但在目前的格局下，却没有办法挖掘到巨大的利润。概而言之，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大环境，使企业首先能够挣到可以养活自己的钱。
　　仅仅找到外因是不够的，让我们再从内因上找找，问题到底藏在哪儿。
　　一、俱乐部轻视对市场的开发，或虽然重视但是开发不力。
　　很多俱乐部老板因为市场开发不力而苦闷。他们认为，国内经济势不理想，体育产业开发受到很大冲击。有的其它产业开发一点，有的干脆无法顾及开发。很多俱乐部对于门票、广告等起码的经营都力不从心，不少俱乐部的球队冠名权、球衣广告的出手价都低得惊人。老板们都提心被外界得知笑掉大牙。
　　当然，这里面有足球俱乐部所处环境不够健康的问题，但是，俱乐部完全没有责任了吗？有多少俱乐部从主观上就不重视对市场的开发，一边寄希望于向当地政府"等靠要"，一边看大老板的脸色。他们指缝中滚出的钱都比辛辛苦苦开发市场赚来的多得多。对市场的轻视，对球迷的轻视导致了俱乐部今天的窘迫。
　　二、俱乐部在经营操作上，有重大失误，投放效益不高。
　　由于俱乐部在中国只有几年的历史，属于新生事物，该行业缺乏成熟理论及优秀执业人员，因此在投次上频频出现失误。
　　最显而易见的失误就是在内外员引进上浪费了大量的资金。
　　很多俱乐部都由于缺乏操作经验，引进的外员有的不适合本队打法，有的干脆就是水货，搁在队里白占了外员名额，打发回家又得按合同赔偿。加上俱乐部人员往返费用，试训费等，是一笔颇为庞大的开支，劳民伤财，却没有任何效益。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进行到第五年的时候，中国足球俱乐部出现了"大厦将倾"的势头，难道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已经走上了绝路吗？
　　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确两点：
　　一、由于足球本身规律的制约，再高的投入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足够的回报，俱乐部要准备长时间负债经营。
　　二、欧洲的老牌俱乐部在8O年代以前也都处于非赢利状态，一直到9O年代吸收了美国职业俱乐部的先进经验，并且其中一些成为上市公司以后，情况才纷纷好转。
　　面对"'98俱乐部危机"，许多足球圈内人士都保持了相当的冷静。
　　而这个时候，申花俱乐部则满怀信心地给人们算了一笔帐。
　　申花俱乐部1998年全年联赛主场票务工作是以1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通过招标方式由上海体育场承包的：申花队球衣胸前、背后包括肩头和短裤上的广告加起来收入近2OO万美元；4O块联赛场地广告牌中，24块归中国足协，申花俱乐部负责经营16块广告牌带来了800万左右的利润。（由于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商业都市，蕴含着无限商机，因此，申花在国内联赛中首创了"三翻"立体广告牌）。再加上其它一些项目的开发，申花俱乐部称，他们1998年通过开发足球产业所获的收入就近4000万人民币。
　　足球，我们总还要踢下去的。
　　那么，面对今天俱乐部的窘迫，我们应该怎样发起一场"救亡运动"，来抢救中国足球呢？
　　为了拯救中国足球，就要在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方面做文章。
　　为了达到"节支"的目的，可采取的有效措施不外乎两个：缩编和建立行规。"节支"主要是要抑制球员过度膨胀的工资、奖金。
　　同中国大多数行业一样，中国足球界也在呼唤自己的"行规"。在职业联赛之初，俱乐部之间的行规尚未建立起来，因此才会出现在海埂有乐部老板提着密码箱做其它俱乐部球员的"策反"工作，或者以房子、户口等作为代价互挖墙角。虽然看起来一些俱乐部一时得到实惠，但最终球员身价暴涨使所有俱乐部都身受其害。
　　中国足协作为一个行业组织，有为中国足球界制定行规的责任，中国足协当然也为此作努力。1996年广州足球工作会议上，足协颁布了"限薪法令"，规定甲A俱乐部球员月薪水不超过5400元，甲B俱乐部球员月薪水不超过3600元，并且球员收入与俱乐部收入挂钩。然而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审计监督手段，这一法规形同虚设。
　　各俱乐部除了呼唤足协的"强有力手段"外，自身也要加强约束，齐心协力，共建行规。
　　而缩编则需要足协对现有联赛俱乐部进行削减，职消甲B这一级别，只设甲、乙两级，将职业俱乐部规范在20个以内。
　　甲级B组原本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俱乐部制度，与国际惯例不符。而过于膨胀的数量，使俱乐部为争夺资源而苦斗。在韩国，参加K联赛的队伍只有10支，而中国有26支多，也许有人说，韩国人口不过4000多万，中国则有12亿人口，基数不同。
　　然而，这种普及--提高的评判是不能以人口的绝对数量作为依据的，而应该以足球人口的数量作为标准，须知，韩国注册球员350500人，而中国注册球员1996年仅为7675人。而只有1．2亿人口的日本，注册球员有358989人，参加J联赛的甲级队伍却只有16支，计划到1999年扩编到19支，遭到来自国内的大力反对。而足球传统极佳的意大利，甲级队才18支，我们却有26支之多，与意大利相比，我们既没有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又没有雄厚的资金购买世界一流球员，只能争夺国内的有限几个球员，不仅使他们身价暴涨，而且降低了比赛的观赏性。
　　如果缩编的话，势必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遭受一定阻力。
　　当初中国职业联赛是在一片众说纷纭中扩编的，中国足协虽然不是行政机构，但它部分地代行了行政机关的职能，因此相信它有办法将部分人的不满"摆平"。
　　"节支"毕竟只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增收"。"增收"是每个俱乐部面临的首要课题。解决了不这一问题，不学会商海中游泳，俱乐部难逃经济上的困境。
　　一、要"增收"，首先要加大市场开发力度。
　　俱乐部首先要表现出对市场的关怀和重视以及对广大消费者的尊重。
　　有的俱乐部委屈地说，我不是不重视市场，也不是不搞开发，我什么产品都开发得出来，但就是卖不出去，球迷太穷，没有市场，又有什么办法？
　　的确，中国，球迷产品不好卖。俱乐部要是卖小喇叭，生意未见得比球场门口的小商败好。不少俱乐部都开发了T恤、帽子、背包、纪念章、球员卡、挂历等标志产品，但大多销量廖廖无几。
　　一时间，似乎俱乐部的标志产品开发走了绝路。
　　果真如此码？
　　克林斯曼所穿的"18"号球衣，一个赛季就卖了50万件，俱乐部和球衣赞助商笑眯了眼睛。而中国真的就缺乏市场，老百姓穷得拿有出钱来进行体育消费吗？
　　非也。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在中国培育了大量的"乔丹迷"，NIKE体育服装、NBA队服、球星卡及其它相关产品在中国销量相当可观，给NBA及其赞助商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
　　而引进了范志毅、孙继海的水晶宫队已经在根据收视率计算球迷人数，并进而在中国推销纪念品和T恤衫。
　　许多外国俱乐部都发现了中国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纷纷有所计划，有所行动。
　　而我们的俱乐部却一味地哀叹：没有市场不是没有市场，市场是要培育，要挖掘的。
　　而为了挖掘市场，我们就要谈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加强对市场的调查研究，并且加强对专门人才的培养。
　　职业联赛已经进行五年了，大多数的俱乐部都还在只为竞赛成绩而奔忙；买球员、炒教练、上海耿打联赛……而足球产业的开发则被视为细枝末节。到今天为止，有哪一个俱乐部对市场做过一个周密细致的调研？恐怕没有。
　　开发市场，首先要了解市场
　　比如说，开发标志产品之前就应该调查得知：球迷是哪几个年龄段组成的；兴趣、爱好有什么不同；购买力如何；会对什么样的产品有兴趣；产品在何时何地发售最能引起球迷兴趣……而在进行商务广告开发前，则应该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什么样的商家对足球广告感兴趣；足球广告将对这样的商家提高知名度和产品促销起到什么样的具体效果；商家能够接受的广告价位是多少……只有对市场情况了然于胸，才能有针对性地"出击"，在商务开发中大获全胜。
　　现有俱乐部为什么不能够在市场运作中得心应手呢？因为缺乏专门性的经营人才。
　　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谁来领导俱乐部？
　　出身足球界的人不懂经营，出身商界的人不懂足球，能够兼有两者之长的人才如同凤毛麟角。
　　现在俱乐部不仅不能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就是比起原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也要逊色几分。
　　因此，培养既懂足球又懂经营的专门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俱乐部要争取得到其应有的经营权。
　　时值今日，俱乐部仍然没有独立的广告经营权，联赛广告经营权仍然掌握在足协的手中。
　　职业联赛启动之初，国际管理集团购买甲A联赛冠名权，其注入的1000万资金为俱乐部解了燃眉之急。但非常时显，这笔买卖国际管理集团大有赚头。国际管理集团向佳能、富士、福特等公司出售每块广告牌绝不是国人售价所能够想象的，国际管理集团仅卖广告牌一项，就可以收回近十倍的收入。
　　如果说，五年以前我们的足协和俱乐部还没见过什么世面，没有能力独立对海外进行广告经营的话，那么，现在随着联赛的进展，中国甲级联赛已有赶超日、韩两国联赛的势头，而且，在中国甲级联赛的背后，又有一个12亿的巨大市常各国公司面对这样诱人的市场，不可能不闻风而动。而国际管理集团将赞助额由原来的每年1000万提高到1个亿，正表明了中国联赛含金量的提高。
　　在中国足协与国际管理集团的五年合同到期后，足协与各俱乐部的合同也相应到期，像国安、申花这样的俱乐部显然已经具备独立操作广告经营的能力，届时足协是否可以放心大胆地还政于民呢？
　　申花俱乐部的场地采用三翻广告牌，24块属于足协，16块属于俱乐部，这16块广告片的年收入为800万，而如果40块广告牌属于俱乐部，则收入为2000万，数目相当可观。而现在，申花俱乐部每年只从足协拿到100万。
　　还有一些权益是俱乐部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的，如电视转播费；有一些权益则是俱乐部和足协要去争取的，如足球彩票的发行。
　　三、希望更多的"航空母舰型"的大企业入主中国足坛。
　　在职业联赛初期，每年只要有几百万元的投入就可以运作一个俱乐部，因此，许多民营企业也能够支撑。时值今日，足球俱乐部的高投入已令那些中小企业纷纷败退。
　　武汉雅琪是一个生产服装的企业，每年产值只有1个亿。
　　广州太阳神在前几年保健品热的时候，产值能达十几亿，而随着保健品降温，产值有时只有几亿，因此对广州太阳俱乐部的支持便每况日下。
　　松日集团的主打产品是彩电，但它的品牌的确不够响亮。
　　足球俱乐部显然需要更为有力的支撑。
　　四、加大对青少年球员的培养力度，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万达俱乐部之所以能够五年联赛四次夺冠，得益于大连市良好的后备人才基础，而辽宁队能够沉浮三个赛季之后重新冲上甲A，得益于辽军一干小将的崛起。这些人才的成长，也都不是在一日两日内完成的，大连队早在80年代要90年代初戚务生作教练的时候，就开始了对今天这批队员的栽培；而辽宁少年队一直在国内比赛中保持着优秀的成绩，一直没有放松过对后备人才的培养。
　　许多俱乐部对于辽宁俱乐部的鼎盛人才眼红心跳。在'96赛季，辽宁俱乐部就出售了大批队员，换来大笔收入，而1998年初，辽宁俱乐部更是卖了6名队员，依靠这笔钱度过经济难关；而赛季中途向法国南锡队出售李金羽，售价为50万美元，辽宁俱乐部显然是赚了一笔。
　　满怀羡慕的其它俱乐部是否有所感悟，能够静下心来培养自己的后备人才呢？
　　对于一些小俱乐部来说，更应该"高筑墙，广集粮，缓称王"。脚踏实地地搞好青少年培养工作，不仅可以培养球员为己所用，节约大笔转会费开支，而且还可以将球员出售，作为俱乐部的一项收入来源。
　　目前，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们在判断：
　　体育产业能否在下个世纪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能够构成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产业，如新兴的信息产业、居民住宅建筑业，都有如下的特点：一、不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或在传统产业结构中但突然加快增长速度；二、对整个产业结构变化会有影响，作为产业长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可以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三、增长幅度很大，超过其它行业的增幅，有一个高速发展的空间。
　　如果逐条对照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体育产业已经具备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条件：一、体育产业是新兴产业，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彩票开发、赛事经营等等都不在传统的产业结构中；二、体育产业作为第三产业，它的发展带动了第二产业的体育用品、饮料业，第三产业中的运输、餐饮、服务、媒体以及相关的第一产业的发展。
　　三、如今体育部门自身创收与国家投入为1：1，收入数量虽小，但增长速度很快。据专家预测，本世纪末居民家用电器消费已近乎饱和，而购车又过于遥远，这中间必然有一个新的消费热点来充填。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质量，体育消费将脱颖而出。
　　1996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明确提出了我国体育产业化发展的方针。
　　1997年全国体委主任工作会议上，伍绍祖主任提出，要抓住体育成为消费热点的契机，使其成为下一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
　　市场经济是一种把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自己股掌之中的经济，不论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企业，还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只要这个领域有经济活，它就必然要受市场经济的调控。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体制，必须把体育产业化作为最重要的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要求，体育要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第三产业的自我发展机制。而且，实现体育产业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事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现代社会中，体育运动高度的竞技性和观赏性以及发达的专门技术已使其具备了很强的市场性和很高的市场价值。体育运动的职业化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我国的体育产业开发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无形到有形，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
　　对于足球项目来说，由于其比赛场面大，参赛人数多，对抗激烈，可观赏性强，具有成千上万人的支持者，因此足球市场化在体育产业化改革中责无旁贷地走在了最前面。
　　足球作为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排头兵，因其自身巨大的吸引力，已经逐渐能够在商海里游泳，虽然泳姿不甚优美，但起码没有一下子就被淹死。
　　因此，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被一两个波折吓破了胆，甚至走回头路。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现代体育反映了人类和平、向上、进步的体育精神和追求，日益普及和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人类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备受世界的关注，有着崇高声誉和宣传效应，因此成为商家的黄金广告介质，或在其产品上展示体育活动、体育组织的标志，或成为重大赛事的资助者，从而建立企业的社会美誉度，培养消费者对企业对产品的信赖和好感，达到促销获利以及扩大企业影响和知名度的目的。在1995年5月～8月，短短的1OO天时间内，由中国足协主办、企业承办的商业比赛共有12场，吸纳了4000多万元的社会资金。在中意中国一汽杯足球对抗赛中，共设立了10项商品标牌命名的奖项，由10多个企业投身其中，更有其它厂商在场地广告、球票上大做文章。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体育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自7O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体育规模的逐渐扩大，体育资金需求的日益膨胀，体育的经济功能的不断开发，体育产业呈现出快速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有些国家的体育产业成为本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如世界上体育产业最发达的美国，自8O年代末，其体育产值就已超过600亿美元，比石化工业（533亿美元）、汽车业（531亿美元）等重要工业部门的产值还要多，体育产业的年产值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在民经济各行各业中居第22位。英国体育产业年产值达68．5亿英镑，超过汽车制造业和烟草业的产值，政府从体育产业中得到的税收就有24亿英镑，相当于政府用于体育投资的5倍，这一收入甚至比对英国经济起重要作用劳埃德保险市场的收入要多5．5亿英镑。意大利以"足球工业"为主力的体育产业，年产值在8O年代末已达24亿里拉，跻身于意大利国民经济十大部门的行列。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体育产业化发展的过程，加强对体育无形资产的经营开发，是非常重要的。
　　1998年1月5日，国际足协秘书长布拉特在新加坡召开的首届国际足球博览会说，目前，足球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年产值达2000亿美元的产业，而且这个产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12亿人口。
　　而在中国，体育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以足球职业化改革为突破口，体育改革也大大地推进了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进，1996年与十年前相比，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近6倍，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4．4倍，城镇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了近6倍，在此期间，用于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消费也增长了近6倍。加之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终于也过上了既有钱又有闲的日子，人们既有了文化娱乐消费的经济基础，又有了追求和获得这种享受的闲暇时间。正因为这样，老百姓在花钱充分体现了足球的魅力和足球市场的潜力。在我国，体育产业的黄金时代已经曙光初露。只有再坚持一步，擦去敷在足球上面的泡沫，足球的辉煌日子就会到来。
　　职业联赛进行到第五年的时候，俱乐部爆发经济危机也许并不是件坏事，它能令我们头脑更加清醒地审视我们的职业化改革和我们的俱乐部制度，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更深刻地去探究问题的本质，让我们找个并不盛产哲学家的民族对我们走过的路时行一番思考。
　　我们不拒绝历史，因为历史使我们聪明。
　　我们同样不拒绝未来，因为未来使我们乐观。
　　我们有理由对中国足球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同样有理由对中国足球俱乐部的命运充满信心。

 

18．中国足球后继乏人之忧 

　　后备人才是一国足球运动发展的基础，世界各足球强国都以战略的眼光，投入巨大的力量并采取不同的方式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因此，一时间足球界人才辈出，'98世界杯赛上，当人们看到英格兰不满20岁的小国脚欧文机敏地将球送入网窝时，不禁感叹："江山代有才人出"。 
　　这时候让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拉回中国。
　　这个时候，承载了中国人太多希望的健力宝青年人已经回国解散，他最终的命运是分散到母队打联赛。
　　这支队伍从组建之初，肩负的任务就明确无比；为2000年奥运会和2OO2年世界杯做准备。
　　可是，这棵培育于异国足球土壤的华夏植株却没有开出我们预想的那么艳丽的奇葩。
　　从折戟世青赛到磋跎大运会，国人已经逐渐接受了他所带来的失望。
　　其实，我们本不该有那么高的期望值。指望他们像5O年代年维泅他们那样，派一支队伍到国外留学，回来后成为"常备军"代表国家包打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职业足球发展到今天，没有一个少年才俊不是在激烈的联赛中成才的。如同朱广沪所说，这支队伍有6名队员（近三分之一）入选国家队，已经很不容易了。
　　足协的苦心也是很容易体会的。为官一任，谁不想在自己的任期内让中国足球来点脱胎换骨的变化？比如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那该是多么至高无上的荣耀！基于中国足球现状，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
　　既然以整支健力宝队包打奥运会和世界杯的希望落空了，那么，国内的同龄足球人状态又如何呢？
　　当1997年中国队冲击世界杯失利后，人们把眼光投向了2O岁左右的青年球员。该年度和这一年龄有联系的大赛有三个：中国青年队参加的第九届世青赛、国内奥林匹克青年联赛、以青年队员为主的奥运会比赛。
　　在世青赛上，健力宝队以2平1负1场未胜的成绩在小组赛中垫了底，不能不令国人大失所望。体能较差和对抗能力不足是健力宝队的最大弱点，在联赛风雨中磨练这些队员是当务之急。
　　奥林匹克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缺少个人意识、技术都比较突出的队员和具有明星资质的队员。而造成青年队员缺少先进人物的原因是教练员素质不够高。
　　在八运会上，由于各地可以有5名老队员参赛，致使各队老队员的水平和临战状态成了主宰比赛成败的关键，而众多青年队员并没有呈现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喜人势头。
　　当年戚务生选拔国奥队队员时，抱怨73～74年龄组球偏少，平均每三个适龄球员就要选出一个国奥队队员。而如今，77～78年龄组队员在数量上占据很大优势。转眼2OOO年奥运会预选赛已在眼前，这是本世纪中国足球的最后一个机会。如果不能抓住，那么本世纪中国足球在冲向世界方面几乎颗粒无收如果足协不能高度重视，拿出新的举措的话，面对2000年，我们仍然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所有这一切，都暴露了这样一个问题：时至今日，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现状仍然勘忧。
　　在原有计划经济模式下，青少年足球训练体制为：一般开展学校--传统布局学交--区少体校--市少体校--青年队--专业队，为线型培养和选拔体系。由国家拨款，确定编制，经过教练员首选，采用纯计划的组织形式进行。这个体制渠道单一，常常不能适应变化着的实际，自我调整能力差，缺少灵活性，当教育强调智育或共它变化时就无所适从。出现了体校学员不足的现象，选中的学生不想来，想来的素质不高，文化学习成绩差，出路没有着落。这影响了计划范围外学校开展足球活动的积极性。因为计划内传统学校、少体校的学生来源。
　　经费、技术力量均优于普通学校，形成不公平竞争状态，导致整体上训练积极性不高。
　　希望杯、幼苗杯、萌牙杯三大赛对于青少年足球工作的普及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在旧体制下，由于行政力量的介入，不少地方为了垄断三大杯的冠军，不惜将尖子队员集中起来进行早期专业化训练，从而使其它地方失去了参赛的积极性。
　　而大多数地区都为夺杯而战，从而不惜半原本应系统化的青少年训练拆得七零八落：当一个地方发现另外一地方某一年龄组的选手成绩占优势时，就会另辟一个年龄组进行选材和组队，从而避其锋芒，迂回作战。因此，试验从表面上看比赛结果花团锦簇，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
　　在全国各地，早期的足球业余训练形式大多发生了变化，甚至从7、8岁的"尖子队员"开始，就都集中到一所学校，进行学习，食宿、训练三集中。市体校招生年龄越来越小，孩子们由于过早地端上铁饭碗，导致缺乏竞争对手，比赛少，训练缺乏针对性，训练周期长，淘汰率高的结果，并有可能过早地结束运动生涯。
　　另外一些对于足球有着浓厚兴趣、并且有一定天赋的孩子，在没有入选体校后，几乎就与足球无缘了。体育教师搞课余训练在制度上没有明确规定，搞不搞都一样，不搞没有矛盾，搞了反而与其它学科有矛盾。而且不计或只计一半工作量。训练补贴低，加之体育经费紧缺，群众性足球活动日趋萎缩。小学队少，中学不搞，体校人少，中小学比赛极难组织，孩子们只能望球兴叹。
　　进入8O年代末90年代初，情况更加恶化：一、学校教育主导思想偏重抓智育，限制了体育的发展；二、早期公共场所减少，缺少进一步开展足球运动的物质基础；三、青少年足球教练员待遇低，各体校经费不足导致办学困难。
　　中小学足球在萎缩，业余体校在萎缩。
　　兴旺时北京的少体校足球教练为47人，1994年只剩21人。其中一半以上教练员年龄在52岁以上。3O岁以下的教练员只有2名。
　　组织中小学比赛，最有名的海淀区只有三个队报名。
　　中国足协的一份关于部分地区青少年足球运动现状的调查表明：大连、延边、沈阳、北京、天津、江苏、广西、佛山、广州、武汉、青岛等11个地区经常参加足球训练的8～18岁青少年约86O9人，占25．5％。
　　根据同一份调查，甲A队伍中的大连、吉林、沈阳、北京、江苏、广东等7个俱乐部，自己能控制的后备力量，平均每个年龄段8～16岁为58人，17～21周岁为28人。这意味着从2～3名青少年运动员中就要选拔出一名职业运动员。
　　可想而知，在这样小的基数中选取球员，效果会是怎么样。
　　根据国际足联提供的资料，巴西的足球俱乐部有300631个；德国（不合原东德）122345个，青少年队7支；意大利有300618个俱乐部，青少年队28000支；阿根廷有17474俱乐部，青少年队1200支……多数获得巨界杯决赛权的国家，其俱乐部队的数量在5000-15000之间，青少年队在2000-3之间。
　　在我国，根据中国足协统计，参加全国比赛的俱乐部和代表队不足100个，青少年队50支。而韩国已有足球俱乐部476个，运动员2947O人，日本也已有1984个俱乐部。
　　因为足球要同世界强国看齐，因此在后备人才培养上，也让我们一次比个痛快：中国足协数据库表明，中国每1000名注册球员中就有120名职业球员。而在英格兰，每千名注册球员才拥有一个半职业球员，剩下全是青少年足球爱好者。大凡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人才金字塔。中国足球人才分布几乎是自上直下的木棍状：职业、半职业球员1O37人，青少年球员2733人，体校学生39O5人。没有一个坚实而宽大的基座，怎么会有高度呢？
　　德国是国际足联最大的会员国，注册球员已达551．58万人。曾经一度引起足协不安的青少年足球问题已稳中转好。14～18岁的青少年球队明显增加，已达到369支，运动员人数为15900人。14岁以下的球队有2196支。每个甲级俱乐部拥有15～3O支青少年队。在阿根廷，这个数字为1O支。
　　在意大利，足球运动从城市普及到乡村，在平均2000人的村子里，除成年队以外，有8～9个少年学生队，8O％的少年会踢球。
　　著名的足球俱乐部在全国驻有上百名观察员，为俱乐部选拔从8岁开始的各级年龄的运动员。在意大利，球赛制度已经法制化，全国举行的从6岁开始一直到20岁的8个年龄组的青少年比赛。
　　英格兰足协要求各个职业俱乐部必须建立青少年发展中心，并定期向足协注册和交费。现在英国一个郡就有1400个俱乐部，除了100多个成年俱乐部外，其余都是青少年俱乐部。英国俱乐部每年的比赛很多，1个郡1年就有15种赛事。由于青少年比赛太多，足协不得不限制各青少年俱乐部1年的比赛场次能超过60常荷兰向国际足联注册登记的运动员为96万名，占人口的6．86％；西德居第二位，42O万名运动员，占人口达6．83％。
　　我国注册运动员只有2．5万人，只占人口的万分之一强。
　　即使从足球普及相当高的大连市来看，青少年足球人口亦日趋萎缩，加之城区38．5％的中、小学无操场，对发展体育特别是足球构成极大的威胁。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的一句话！
　　杨一民说，没有青少年足球规模的一国足球，其足球的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程度是不可能提高的。没有青少年足球质量的一国中球，其足球水平绝不可能走向更高、更强的境地，也就不可能稳定地立足于世界。而中国足球改革五年，水平有长进，却只是一个层次原有基础的突破。巨大的潜力尚未挖掘，当前最关键就是要迅速改变青少年足球现状，使这批队员的发展与当前职业化的步伐相协调……职业化几年我们在培养后备力量方面都做了些什么呢？
　　急功近利使人们习惯于将繁荣在表面铺开，习惯于迅速组建俱乐部，迅速打入甲A、夺冠。一时间，甲A、甲B大热，请教练、买球员、给高薪--足球"包沫"泛起。
　　有普及才会有提高，而且，小队员时时面临激烈的竞争和残酷的淘汰，必将造成良好的职业素质和敬业精神，使中国足球发生质的飞跃。
　　可是没有人愿意来做这样的工作。在转轨时期，大家也都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义务。一个优秀足球运动员的成长平均需要1O年的系统训练，至少也要5--8年，望着金钱滚滚的足球市场，这毕竟时间太长、速度太慢了。
　　谁都知道，国内足球运动员价值与价格的背离是由于人才极其匮乏造成的。但几乎所有的甲A俱乐部老板都不情愿拿出这笔钱来投资后备人员的培养。现在一支青少年足球队每年费用不超过2O万，以1O年为一个培养周期，培养成一支成年队伍不过才2OO万左右，不过是一位大牌球星的身价。中国足协不得不作出硬性规定，各甲A俱乐部必须建立自己的一、二、三线配套体系，否则罚款。可是各个甲A俱乐部都声称自己有三线队，实际上相当一部分都是假的。许多俱乐部采用花钱租青年队代表他们打全国比赛的等各种方法蒙混过关。足协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
　　足协对二、三线队伍的规定井很明确，一些青少年队可以以挂靠、借调等形式参加比赛。
　　前卫寰岛队曾花钱从武汉买来一支青年他，自己用了几天，一看有利可图，转手以15O万元的价格卖到了重庆，净赚8O万之后，又在梧州冬训以前买进一支，避免中国足协的重罚。青少年足球投入不足，是中国足坛的老问题。虽然中国足协早已明令"甲A队伍必须有三线队伍，否则该俱乐部将受到重罚"，但1996年参加甲A三线队伍比赛的许多俱乐部仍然没有自己的队伍，是临时花钱买来充数的，连甲A冠军万达队也不例外。
　　1997年"小甲A"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善。甲A俱乐部大多有了自己的三线队伍。万达队还请来著名教练李应发出任主教练。唯一例外的是前卫寰岛队俱乐部，他们的三线队是由海南省一支体校队客串的，5场比赛输球达3O多个，和其他队相比明显不在一个档次。
　　以大充孝弄虚作假是三线队比赛中的顽症，而监督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目前监督手段是骨龄检查，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赛前拍X光后不立即公布结果，而是先让球员参加比赛，然后才公布结果。虽然这样做使万达队3名队员受罚，但受到处理仅是将其成绩降到第11位。更滑稽的是，超龄队的主教练李应发却成了最佳教练。因为处罚较轻，超龄情况并不止万达一家。一些带队参赛的教练就戏称：许多球员的肌肉发达程度远超过了其年龄，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站在世纪门槛的这一代年轻的足球人，是跨世纪的一代，他们身上肩负着的是中国足球的21世纪。我们将怎样塑造我们跨世纪人才呢？
　　当我们轰轰烈烈地将足球改革推开的时候，偶尔回首一望却发现青少年培养成了"三不管"地带。
　　旧有体制虽然不好，但至少保证了后备人才的紧密衔接，至少有人管。好在"三不管"状况没有持续太久时间。
　　一大批民办足球学校、足球俱乐部应运而生了。其中北京市最活跃，在足球运动发展较好的大连、上海、沈阳、成都等，足球学样为数也不少。
　　以北京市足校、足球俱乐部发展状况为例就可以对此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995年，在北京市足协注册的各类俱乐部共有七、八个。
　　到1996年上升为12个，其中业余俱乐部是以传统的业余体校与运动学校的形式存在的。
　　到了1997年，各类俱乐部一下子增加到45个，其中大部分都是社会力量兴办的。打破了传统的只是国家兴办体校和运动学校的格局。
　　1998年年略有下降，业余俱乐部为36个。运动学校有中国足校北京分校、龙力足球学校、第三体校等三个。另外有8个区业余体校。
　　这么多的体校、足球俱乐部出现的原动力是职业联赛激发了人们从事足球运动的兴趣和愿望，其中很多人将自己的择业方向定位在足球上，原有的训练体制已无法满足孩子们日益增长的踢球需要。
　　从办学者的身份上来看，大体上由三部分组成：企业的老板、原职业队的教练或退役队员、企业和体委联办。这三类人办的足球学校和俱乐部又不相同，企业老板有较雄厚的资金，大多规模较大，有的还建起三集中足球学校，不但管教踢球，而且可发中学文凭；原职业队教练和退役球员办的业余俱乐部，规模小一些，但也有例外，如高丰文足球学校；企业和体委联办的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大多借助企业的资金优势和体校队员优势，以原来业余体校现有队伍为基础筹建新的俱乐部。
　　不可否认，社会办学确实有许多进步作用：改变了仅靠国家拨款培养青少年后备力量的单一渠道；充分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场地资源；吸引了更多的孩子投身足球运动，既可以普及足球运动，又可以为选拔专业人才开辟渠道。
　　但是，社会办俱乐部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甚至被送上了法庭。
　　收费过高是学生和家长的普遍反映的问题。
　　巴西球王贝利说，有钱的孩子是踢不好球的。
　　足球学校的看法和贝利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职业足球运动之所以取得高收入，与其初期的高投入有必然的关系。
　　在实现职业化之前，培养球员的高投入完全由国家负担了，而如今，这笔钱绝大部分不可避免地要由家长负担。
　　办足校的商人亦有难言之隐：在商言商，足校是民办性质，开销很大，仅场地租用一项的支出就够大的，加上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学校只能出现"贵族化"倾向了。
　　招收无章法、教学无保证是足校存在的第二个问题。
　　仍然是在商言商，面对越来越多的足球学校和足球俱乐部，市场越来越校为了能够尽量抢占市场多招学员，足校和俱乐部往往不能严格把关，从而产生一系列问题。
　　既然足球学校是"学校"，那么就应该有一套比较完善、比较系统的招生规则，确立本校的录取分数线。然而，除了个别学校实行考试、体测外，绝大多数学校只是走过场而已，基本上是很简单地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有的则在招生广告中开诚布公、直言不讳："身体健康者均可"。有的手续简单，连学生面都不用见，来个电话，就可获得入学通知单。
　　须知，足球是一项对抗性强、综合素质要求较高、淘汰率较高的运动。这要求运动员除了后天环境、营养、训练以外，还具备一定的先天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有的孩子即使再努力，也无法走上职业运动员道路。缺乏专业知识的家长和学生在职业足球滚滚而来的名与利的驱使下，往往很难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即使有所意识，他们的足球知识也无法帮助他们作出判断。
　　而作为专业的足球学校，为了确保自己学生的质量，也为了不误人子弟，应该使招生正规化、系统化、严格化。这是一种对孩子负责同时也对自己办学质量负责的态度。
　　而且足球俱乐部的生命力并不都是那么旺盛，时常会有停办的情况发生。如果一般性普及俱乐部解体后，球员可以转到其他俱乐部，这影响并不大。比较麻烦的是三集中的足球学校和俱乐部。这类足球学校一般收费较高，有的还要求学员将学籍自普通学较转入。而参加这类足球训练的学员，大多数今后是以从事职业足球为目的。因此，这类学校解体会给学员带来巨大损失，耽误的不仅是学员前程，有的孩子的学籍都没有了。
　　这类学校的审批，主管部门应该采取审慎态度，教育部和体育总局都应当加强领导和监督。
　　足球学校的办学水平令人不无忧虑。中国教练水平不高是众所周知的，教练中佼佼者都在甲A甲B中大显身手，来办学的要么是只有实践而无理论的退役运动员，要么是有理论而无优秀球员体验的体育教师。如果没有优秀的指导教员、那么教学的质量是无法保障的。
　　而大多足球学校除了在专业课上有欠缺外，文化课的欠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鉴于民办足校存在的一些问题，各级政府已经介入，有的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审批、注册和管理制度。这就是为什么足校、足校俱乐部的数量有所下降的原因。
　　而且，很明显，单靠来自民间办学渠道来推动中国足球跨入21世纪无异于用小手工业作坊与大机器生产相对抗。在青少年后备力量培养问题上，每一国足协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欧洲足坛，青少年球员的训练差不多都是由各家俱乐部组织实施，英国也不例外。在8O年代以前，英国各足球俱乐部都各自拥有一套特别的训练方法，去培养他们认为有前途的球员。今天欧洲各国差不多还沿袭这种青训模式，但素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人却早已另辟蹊径了。
　　1983年英国三大足球机构（英国足球总会、英国球员联合会和英国联赛委员会），在本国政府资助下推出一项新的青训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统一各俱乐部标准不一的训练计划，促使各俱乐部对青训工作的重视。
　　英国足球圈的有识之士敏锐地指出：沿袭数十年的青训体制，由于各俱乐部对青年球员采取不同的训练方法，导致青年球员的素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青训工作成效甚微。历经10年的研究与探索，他们推出一套适合各俱乐部实际操作的新青训计划，对青年球员进行统一的系统化训练。
　　为了保证青少年训练能够成功，不至于半途而废，英国足协设计了一整套系统的青少年训练大纲。这对于以胜取人的职业足球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无论俱乐部领导还是教练都常常处于不断更迭之中，有了这套大纲，即使俱乐部管理层有所变动，也不会使整个计划搁浅。
　　英国三大足球机构联合会联合资助了一个独立的教育团体--球员教育及训练中心。政府的劳工部每年给与球员教育训练中心一定的经费，然后再由该中心按实际需要分配给各俱乐部。一般每年该中心都对青训工作投资375万英镑的经费。各俱乐部本身也必须负担41％的费用。
　　该工程实施以来，已经为英国足坛培养了以舒亚纳、福勒、萨顿等人为代表的1000名优秀青年球员。它尤其受到了那些经济实力不太强的俱乐部的欢迎，他们可以得到优秀的青年选手来补充自己的力量。至少，把这些新秀卖掉，可以赚一笔钱。
　　英国足总学校是英国青训计划的一个成功之处。它是一个两年"全职"的训练计划，16～18岁的优秀球员可以对它提出申请。
　　足总学校是球星的摇篮。他的负责人索克斯说："足总学校的教练绝对是一流的，他们都有一种特殊的献身精神和敬业精神。这些教练明白他们是为英国足球的永恒利益工作，没有人会去计较个人得失。"如今活跃在英超联赛的天才少年差不多个个都是英国足总学校的出品。科学化的系训练，一流的师资和完善的教育系统使英国青训工作这一人才流水线成效显著。
　　对小球员要求严格是英国足球的一项传统，足总学校自然也不例外。它的宗旨是：不栽培不学无术的孩子，要保证每一个球员退役后仍可拥有一张学位证书赖以为生。因此它规定：首先，学员一定要完成某一程度的学业才能提出入校申请。这是为保证青少年进行专业训练前不致影响他的学业。其次，入校后的学生不集中住宿，离家较近的孩子回家，离家远的孩子被安排到一些愿意接纳他们的家庭中。这种做法是阿贾克斯俱乐部的翻版。他们认为，年轻孩子们不应生活在封闭环境里，足球也不就应该是他们人生的唯一内容。他们应该从家庭和社会中学到更多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终生受益。正因为这样，足总学校培养出来的球员具有相当的文化素质和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在成长的道路上，来自足总学校的学员饱尝竞争的辛酸和苦涩。因此他们往往能够变压力为动力，舒亚纳是他们中的最好代表。他曾经摆脱来自费迪南和阿特金森的阴影走到阳光下，一跃成为英国队的第一前锋。欧文也是足总学校的学生，他14岁入校，经过近4年的专业学习和训练，足球水平大有长进，身体素质和心量承受能力都得到了极好的锻炼，17岁便入选利物浦青年队，又从青年队中脱颖而出进入成年队。
　　系统化训练和内部激烈竞争使脱颖而出的青年球员素质过人，也使意气风发的英雄少年层出不穷，这也是英国足球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原因。
　　在分布英格兰全国的足球俱乐部里，约有140个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1余名8～16岁的青少年参加足球训练。
　　中国职业联赛以来，大连万达队可以说是最风光无限的队伍。
　　大连匡正了几年来的一个偏颇：何必搞普及，何必搞少儿足球，只要有钱，好球员全买过来就是了。因为此路不通。
　　前卫寰岛队的队员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以金钱为纽带联系在一起，队员虽然是好队员，但球队始终不是好球队。
　　队员们从四面八方来淘金，虽然最具有职业足球气息，但缺乏集体荣誉感以及"乡土观念"。这样的队伍容易散。前卫俱乐部的人都说，前卫队是很奇怪的，比赛打顺了就势如破竹：但稍挫折，就会一盘散沙，溃不成军。
　　在一个缺乏足球基础的地方，仅靠金钱是不可能创造奇迹的。
　　国际足联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对足球事业发展、足球水平的提高产生决定影响的因素的是足球传统。欧洲职业足球的辉煌，正是建立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之上。
　　仅仅在几年前，广东还在为广东有四支甲A球队而沾沾自喜。而如今，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探讨"南粤兵团溃败的原因"。
　　足球俱乐部的竞争在一定程度就是后备力量的竞争。足球俱乐部的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广东球队早在1995年就面临着问题，广东拥有四支甲A球队，可这四支甲A球队二、三线青年少年球队能否占到全国甲A球队的三分之一？
　　近几年来，广东足球一直都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新人出现，这不能不说是广东足球的悲哀。
　　后备力量不足当然有俱乐部的责任，但职业联赛也只开展了几年，把责任完全推给俱乐部也是不公平的。俱乐部需要优良的外部环境，行政机关的力量在青少年培养方面是不可缺少的。
　　在新的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建立之前，广东的俱乐部仍然只能依赖于旧有体校培养输送人才。但是当体校的教练们发现，他们的职业队同行都已腰缠万贯，而自己却仅仅靠可怜的工资维持生活时，他们的不平衡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在广州，体校教练在外兼职是很平常的事情，受损失的当然是他们的体校学生。
　　以盛产国脚而闻名全国的梅县近年来无声无息，经济发展的滞后阻碍了足球的发展，当年广东足球最大的人才供应基地几乎无人才可供。
　　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另一个国脚基地--大连还有一线生机。
　　大连人有其它地方难以比拟的足球空气，男孩子能踢球是英雄的象征。
　　而青少年的成长是需要一个好的环境的。
　　大连之所以建国几十年人才辈，除了足球传统悠久、球员先天素质良好以外，大连市政府、体委、各单位为此作出的努力也同样是不容抹煞的。大连踢球的孩子很多，而引导他们、组织他们、培养他们仅仅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
　　最负盛名的东北路小学多年来为国家队、辽宁队、大连队输送了150多名人才，盖增圣、盖增君、贾秀全、王涛等都是该校的学生。因此东北路小学被誉为"足球健将的沃土"、"足球明星的摇篮"。
　　大连足球一花独秀绝不是偶然现象。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下大力气实施。
　　首先，要着重于提高足球普及水平，会员协会、职业俱乐部和学校部门必须同步工作。足球运动员不可能单兵作战，独自成才。一支成长中的球队，每年需要进行不少于40--50场的正式经比赛。这样球队就应该存在于一个不少于十几支球队的大环境中。足球运动员的成才模式是星团式的，培养优秀足球运动员，需要规模经营。
　　我们也看到，足球人才培养是一个大有潜力可挖的市场，国外很多的半职业、业余俱乐部都以培养和出售年轻运动员来"维持生计"，这在客观上培养了大批年轻球员。而职业俱乐部进行梯队建设既可以充实自己的一线球队，又可以以出售球员壮大自己财力，因此干劲十足。虽然受博斯曼法的冲击，球员转会不再受高额转会费的限制，但鉴于中国足球现状，仍可在青少年球员转会时支付给培养俱乐部以培养费，使之有利可图。
　　在利益的驱动下，使更多的人投身到青少年足球事业中去。
　　其次要大力提高教练员水平。教练员历来是说也说不完的话题。中国教练水平低下中国足球久居低谷，徘徊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青少年时期正是成长的最关键阶段，而青少年足球教练却是中国足球的薄弱环节。很多运动员都是退役以后直接去教小孩儿，能传授给学生们的只是当年自己从教练那儿学来的东西，导致了中国足球的"近亲繁殖"。中国青少年足球教练都应接受专门的培训，时间或长或短，但至少要掌握基本的足球教学训练与比赛组织的方法。
　　有人将中国青少年足球称为中国足球的"希望工程"，听起来令人一震。
　　1995年，足协对女足和青少年足球投入42O万元。1996年，上升为64O万元。
　　这个数字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也不是没有钱，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有那么多有实力的商家竞价购买中央电视台黄金段位的广告播放权，却只有一个健力宝公司资助中国青少年队留学巴西。后者花费不比前者多，广告效应决不经前者差。更何况，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这是功在千秋的义举。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足球的百年大计应以青少年为本。

 

19．转会，需求、愿望与体制的抗争 

　　转会制度是中国足坛引进的先进机制之一。 
　　更新球员对于一个职业俱乐部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环节，通过买进卖出球员可以组合球队的最佳阵容，从而使足球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富有趣味性。
　　一些富有的足球俱乐部凭借自己强大的财力把一些最优秀的国内外球星购进自己的俱乐部。
　　据不完全统计，在意大利，足球运动员的转会每3年（一般合同期为3年）为70～75％，常年固定在一个俱乐部效力的球员是极少数的，一般只有2～3名运动员的流动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俱乐部都是有好处的，足球俱乐部因为转会而不再是一潭死水，而是一个集中和疏散足球人才的中转站。
　　在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口号下，足球运动员的转会也是自由流动，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和干预。
　　当然这种自由是一定条件限制下的自由，而不是随心所欲。
　　俱乐部要和离开或加盟的球员签订合同，一旦签约，双方都要遵守协议。同时，受聘球员成了俱乐部的财产和商品，只有合同到期后，球员才有权转会和续签合同。
　　如果签约双方在合同尚未期满时就提前转会达成协议，那么球员提前转会将非常顺利。如果俱乐部一方不同意，而球员一方坚持要提前转会，那么必须赔偿俱乐部一方的损失，否则，球员就无法转会。一般凡是要求提前转会的球员，在提出要求转会前已找到新的俱乐部，由新的俱乐部支付一切的必要费用。
　　西班牙巴塞罗那俱乐部原本已经与罗纳尔多签订了到2000年的合同，而且俱乐部还准备与他续约，但国际米兰从一旁杀出，向罗纳尔多抛出了"乡球"。结果，国际足联裁决罗纳尔多要以258O万美元从巴塞罗那队买下合同成为自由人，才可以转会。
　　这笔巨款当然要国际米兰替罗尔多支付了。
　　一般说来，球员转会要有如下几个动机：一是为改变踢球的环境；二是选择实力强、声望大的俱乐部；三是为了挂靴以后的前途。
　　球员在转会时，一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俱乐部，最大的不一定是最好。否则加盟以后，长期坐冷板凳，可不是好玩儿的。
　　像迪卡尼奥在那不勒斯队时是绝对主力，而转到人才济济的AC米兰队以后，却没有自己的位置。
　　除了名利以外，转会队员还要考虑：自己能否适应新俱乐部的打法，能否协调好和教练员及众多队友的关系。维亚利成名于桑普多利亚，在桑普多利亚游刃有余，为该俱乐部夺得了第一个冠军。可是他转会到尤文图斯队以后，却因为处理不好与大球星巴乔的关系，吃了不少苦头。
　　中国足球开始职业化以后，运动员的转会也就从此开始了。
　　而俱乐部作为球员的生存载体，也就成为球员转会的所有者。
　　运动员转会制度是足球改革中关系内部运行机制转的重要举措，其目的在于通过人才交流，促进俱乐部建设，提高运动员从事足球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我国足球的竞争水平，这也是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具体步骤。
　　在未实行职业化以前，国人各省市都是自己培养球员自己使用，没有或很少相互交换。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式足球模式"中，滋生出许多不良现象：练的上不了场，不练的总上场；反正我是主力队员，你得用我，于是毛病越来越多；一些老队员在国内训练时出工不出力，到了出国踢球后却非常自觉，这显然是机制的问题。
　　如果将球员放在市场上，彻底打破属地关系，打破人才壁垒，那就会是另一番情形。今天你是主力队员，可是明天你状态不佳马上就会被其他人所代替。潜在的危机使每个球员督促自己刻苦训练，并努力在市场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同时，人才流动对于教练寻找适合自己战术的球员，贯彻自己的执教方针提供了基础，更避免了人才的浪费。
　　随着形势的发展，足球人才流动己成为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辽宁队敢为天下先，最先从吉林引进姜峰，从山东引进李强，在全国引起极大的争论。当时，由于七运会的存在，姜峰的问题变得很麻烦。
　　姜峰1992年加盟辽宁足球，在七运会时回吉林参加比赛。
　　吉林教练李虎恩说，姜峰从辽宁队归来后，训练和比赛都不错，特别是在预赛时发挥出色。但是与辽宁队对阵时却表现不太好，尤其是辽宁队攻入我们的那个球，就与姜峰的站位防守有关--言外之意姜峰对辽军有"脚软"之嫌。
　　当时国内足坛的人才流动因为无法可依而处于自我调节甚至放任自流的状态，人才流动渠道不畅通，地区性人才壁垒难以打开，因此引发了一桩桩具有轰动效应的绿茵官司。
　　1993年人才流动的焦点仍是在辽宁。但因涉及的都是省内人士，双方都没有撕破脸皮把事情闹僵。
　　当事人之一是31岁的大连队员赵世刚，他去辽宁队踢球，采取了迂回战术。向大连队声称要去一家日本公司做事，大连队批准他离队。不久以后，他出现在辽宁队的训练场上。
　　而辽宁队的大连籍队员高旭因为辽宁队人才济济，马林、孙贤禄等与高旭打同一位置，高旭的机会比较少。七运会决赛的18人名单，高旭竟然榜上无名，在辽宁队夺冠后的假期，高旭已经回到了大连。
　　高旭说，1988年我和吕东一起人选辽宁队。当时我俩年龄最小，并且原先辽宁队中那批人中只有我和吕东升入一队。刚去时，正赶上全国甲级联赛，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在与上海队的比赛中，我一人独进2个球，最后辽宁队以3：0获胜。赛后，有人说：再过2、3年，高旭会成为辽宁队锋线上一把尖刀。我知道这是夸奖我，但也正是我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所以在以后的训练中我更自觉，更刻苦。可现在5年过去了，连个主力都打不上，我心里能没有想法吗？……假如当初我到了另外的队，尽管这个队水平、成绩不如辽宁队好，但我可以打上主力，对个人成长极有利。在辽宁打不上主力，成为国脚就更别提了。坐冷板凳的滋味最不好受。
　　高旭表达了许多球员盼望足球人才流动的心理状态。
　　转会的坚冰终于被冰面下的暗潮打破。
　　1993年七运会之后，转会已成为一股大潮，来势汹汹、无法阻挡。
　　1993年大连棒槌岛足球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有关人才交流的若干规定，适应了中国足球形势发展的需要。
　　中国足协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国足球协会俱乐部章程》、《中国足球协会关于人才交流的若干规定》、《中国足球协会运动员转会细则》规定，决定自1994年12月15日起，在中国足协管理范围内，全面实行运动员转会制度。
　　中国足协称，由于我国足球市场刚刚建立，转会工作主要侧重于人才合理流动，转会费也只适应当前的实际；转会工作进一步发展，将涉及资产转移，也就是涉及俱乐部的经营发憎爱分明。人才是俱乐部的资产，转人既是俱乐部人和的需要，又是一种投资行为：转出是投资的效益。有鉴于此，俱乐部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经营能力。
　　这意味着买卖球员既可以流动人才，促进竞争，又可以成为一种投资。
　　中国球员1995年的转会期为1月1日至3月10日和7月1日至8月31日两段时间，在这两个时间之外不办理转会手续。
　　早在1994年初，中国足协就要求各俱乐部实行合同制与注册制度，运动员在中国足协注册时应上交工作合同副本，表明该运动员已与俱乐部签订合同。
　　只有在中国足协注册的球员才可以转会，而转会的重要依据是工作合同。球员与俱乐部合约未满，则俱乐部有权不同意该球员转会。
　　下列几种情况不允许转会：
　　一、经中国足协同意，原俱乐部除名后未恢复参赛资格的运动员；二、在中国足协处罚期内的运动员；三、合同期未满，原俱乐部不同意转会的运动员；四、未在中国足协和地方足协注册的运动员。
　　另外，在原培养单位一线球队服役未满四年的运动员原培养单位不同意者不得转会。
　　关于涉外转会，运动员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还可以转会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协会所属俱乐部踢球：一、男年满28周岁，女年满25周岁的现役运动员；二、符合上述年龄，已办理正常退队手续的；三、由中国足球协会推荐到国外培养的；四、经中国足球协会认可，按双方体育交流协议由地方足协推荐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俱乐部踢球的。
　　中国足协规定球员转会费由买卖俱乐部双方协议确定，中国足协尊重双方协议超过或低于参照数的转会费。但原属单位不得以超过参照数的转会费限制球员转会。
　　凡已正常解除合同，并有2年以上时间为与其他俱乐部签订新合同的球员加入新俱乐部，不需再支付转会费。
　　为了有据可依，中国足协规定了转会费的标准公式：球员转会费＝当年收入×转会系数这个公式为每个球员转会费提供了一个参照数。当两个俱乐部之间分歧时，中国足协将按其上限不超过参照数3O％裁决转会费数目。
　　转会费的1O％归中国足协；85％归运动员所在俱乐部；5％归运动员所有。
　　《转会细则》的提出，引起了各方的不同反应。有人认为，球员身价按照转会系数计算，当时国内国家队主力队员的身价一般不低于5O万元，俱乐部对主力队员在3O万元左右，俱乐部替补球员一般不低于1O万元。
　　当时甲A各俱乐部每年投放的经营资金，多则300～400万元，少则几十万元，多数在200万元左右。面对如此高价，多数俱乐部声称"买不起"。
　　为了限制俱乐部垄断球员，中国足协规定：每个俱乐部每年"购买"国内球员不能超过5人，聘请外籍球员不能超过5人，每场比赛每队只能3名外籍球员上常而当时有高瞻远瞩者认为，中国足坛一流人才只有那么几十个，球市放开以后，必将引起供不应求的局面，造成球员身价上涨。如同中国股票市场刚开始形成时一样。并预计人才的竞争和人才交流会使各俱乐部着力于培养更多人才，形成了足球人才培养上的良性循环，达到提高总体水平的目的。
　　另外，中国足协作为仲裁机构，对于各俱乐部及球员发生纠纷时，应该依据章程秉公处理，顾全大局，舍弃小利，不能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或者为了兼顾各方利益，毫无原则地"和稀泥"，作出裁决缺少法律依据而难以服众。
　　《转会细则》规定：
　　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章程，有关争议不得在中国足球协会之外寻找申诉和裁决。
　　当事人申请裁决应将申请裁决书一式二份和调查费2000元递交中国足球协会。中国足球协会在接到申请裁决书后30天内作出裁决。
　　对第一次裁决不服，可在接到裁决书后七日内，以书面形式要求中国足球协会复议，并交纳手续费5OO元。中国足协会在接到申请复议书后3O天内进行复议，并作出决定。此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一次裁决由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作出；复议的决定由中国足球协会常务委员会作出。
　　不出所料，规则是规则，实际执行是实际执行。中国足协官员有时置规则于不顾，在中间和起了稀泥。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认为不可能完全按《转会细则》办的足协官员居然是当年《转会细则》的起草人。
　　中国足协在处理蔡晟、张军、冯志刚转会深圳队时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气焰。
　　当然，中国足协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一支二流球队来说，转出几名主力，不亚于釜底抽薪。可是，已经有制度摆在上面，断然不是金碧辉煌用作招牌的，不遵守无以维护制度的尊严。而且，转会的目的应于人才的交流，好不容易才割除了地方禁锢的樊笼，却要人为地再插上几根板条，的确与实施转会制度的初衷相违背。
　　而在此以前，博斯曼案如同飓风一样席卷了欧洲足坛。
　　1994年，效力于比利时标准列日队的国球员杰·马·博斯曼在同列日队的合同期满后要求转会法国敦克尔刻。列日队要求敦克尔拿转会费来，敦克尔刻付不起，博斯曼转会不成，又无法上场比赛，于是将欧洲足联和比利时足协告上法庭，要求给以1OO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费。
　　在漫长的5年诉讼中，小人物博斯曼凭着对自由的信仰和追求，在贫困的情况下，一直坚持不懈，终于撬动了实行了近百年的转会制度。
　　博斯曼认为：现行球员转会制度和种种限制影响了球员在欧洲流动，这是违反欧盟法律保障的。他要求欧盟国家的职业球员同欧盟国家其他劳工一样，拥有在欧盟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权利。
　　由于该审判结果将形成普遍原则和直接影响到现行转会制度，影响到大小俱乐部和大小球员的切身利益，因此万众瞩目。
　　博斯曼法案的影响在审判尚未成定局时就已可以预知。
　　一是对较小俱乐部的影响。小俱乐部基本上是培养球员并将有天赋的新秀卖给大俱乐部来维持生存。如果自己培养的优秀球员在合同期满后就成了自由人，从他加盟的俱乐部处得不到转会费补偿，小俱乐部只有破产。
　　二是土生土长的欧洲传统足球国内球员的就业机会将会大大剥夺。俱乐部都会去寻找廉价劳动力。有人担心未来AC米兰队同巴塞罗那比赛时，会是11巴西球员对11阿根廷球员的比赛。
　　然而，即使这样，博斯曼还是胜诉了，这体现了法律对"人"的尊重，公民的自由权是至高无上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转会细则》。
　　对比过去转会被视为"挖墙脚"，无法可依的那些岁月《转会细则》的出台确实是令人拍手称快，是当时中国足坛的一场及时雨。在这里，我们不再重复它的合理性，我们只说一说它哪里还不够完美。
　　首先，该细则的计划味仍然太重。
　　《转会细则》是在参照世界是各国有关转会的法规之后制定的。但细读之后，就会发现，和现行许多中国法律一样，《转会规则》也被加入"中国特色"。
　　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是指不敢完全放开转会市场，计划的痕迹非常明显。
　　比如说转会价格的确定。
　　先不论转会价格的计算公式是否经得住推敲，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球员的价格是由其价值决定的，并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转会细则》抛出的一套固定不变定价将能起到什么作用？
　　纵观几年转会市场，又有几个球员转会费是按照公式计算出来的呢？
　　《转会细则》规定，运动员转会后与俱乐部签订工作合同，所有待遇与俱乐部其他运动员相当。在此之前，接受运动员的俱乐部不得在转会费外，以工资、户口、住房引诱运动员转会，此属不正当行为。违反者将受到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的处分。
　　的确，由于球员供不应求，一些俱乐部为在争购某一球员过程中击败其他俱乐部，或击败其所属俱乐部，常常使用一些手段，如高薪待遇、住房、户口等。如一支甲A球队的一名后卫被另一个俱乐部看中，这个俱乐部开出该球员所在城市为他购置一套两居室的住房，月薪13000元的条件，争取他转会。
　　而有的球员，先从某甲A队转到深圳金鹏队，又到深圳飞亚达队，再转到一支乙级队，并非是在寻找最合适的发展机会，而是通过这种"降幂"式运动，获取经济利益。
　　但是，仅仅限制俱乐部用房子、户口、工资等条件"挖人"就足够了吗？那些为了不让球员转会，用同样条件"扣人"的俱乐部难道值得同情，就应该逍遥法外吗？国际惯例是这样的：签字费是球员身价的标志，是可以正大光明收取的，因为在市场中，只有你值这么多钱，俱乐部才会给，俱乐部也不是傻瓜。
　　再如关于"服务期"和"降组球队"的规定。
　　1995年9月1日《运动员转会细则》进行了修订，在修订后的细则中明确规定："在原培养单位职业和半职业队服役未满四年，而俱乐部不同意转会的运动员"和"在甲级队联赛中当年降级（组），而俱乐部不同意转会的运动员"不得列入转会名单。
　　这两条有违国际惯例的"中国特色"和政策严重侵害了一些球员利益，并为一些地方保护主义者提供了法依据。
　　'95赛季结束，降入甲B的辽宁队的姜峰、庄毅、于明等人根据《转会细则》的规定是不能够转会的。《转会细则》这样规定，为了保证降级队伍不致于大伤元气，一溃千里，从而保持降级球队的稳定。但是可怜的是这些球员，因为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不能到甲A踢球，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经济收入，入选国家队的机会减少和技战术水平不能很好的发挥。
　　保护了俱乐部的利益就保护不了球员的利益，想兼顾两方面利益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由于对转会市场制认识肤浅甚至存在不少谬误，现行转会政策和管理办法缺陷很大。
　　中国足协的实权人物、转会法的起草人认为，如果不对自由转会进行限制，那么人才将会象出了闸的黄河水一样，涌向少数几个实力强大的俱乐部，从而形成一种垄断，不利于全国足球动动的整体发展。
　　从人才流动的市场规律来讲，如果实行真正的球员自由转会，优秀球员并不会集中到少数几支球队中。这是因为，强队虽强，但也好手云集。进入强队，未必个个能打上主力，而打不上主力，不仅收人、知名度受影响，技战术水平也要受影响。
　　因此很多大牌球星偏要去一些中小型球队。这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如球王马拉多纳是在经济落后的意大利那不勒斯俱乐部开始其最辉煌的事业的。
　　因此，对市场机制完全不必恐慌。恰恰相反，只有市场机制才能打破少数巨头对球星的垄断，从而开始"群雄并起"的时代。在5O年代以后，西班牙足坛长期被几支超级强队所垄断，如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而近十年，由于放开了转会市场，西班牙足坛呈现无比繁荣的景象。尽管两队仍是强中强，但随着新军不断涌现，两强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害怕市场会产生垄断，这是对市场规律不理解。
　　其次，转会过程中足协干涉过多，且缺少必要的监督。
　　如果说1996年的转会市场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话，1997年则真正走向了风平浪静般的有序。风平浪静不等于纹丝不动，众多国脚的名字高悬转会榜上。而且，最后成交的也不在少数。
　　俱乐部和球员在转会制度实行的第三个年头，已经对转会规则有了一些了解。像郝海东在连续三年提出转会之后就焦灼地说："我各个方面都符合中国足快的规定，我理应享受转会的权利。"可见他对中国足协的规定十分明了，并严格地照章办事，使企图阻止他转会的人无话可说。
　　然而，1998年的转会细则却比上一年转会细则后退了一大步。
　　1998年度的运动员转会工作即将开始的时候，中国足协将原有的《运动员转会细则》作了一些修改。作为1998年的转会工作细则，主要在转会程序、转会的委托办理，转会费标准等几个方面有更改：其中，最重大的修改是对转会程序的修改：一、运动员和俱乐部上报转会名单；二、需要转人的俱乐部，根据中国足协公布的转会名单，上报要人名单；三、足协根据要人俱乐部报来的名单，确定运动员转入的俱乐部。如运动员不愿转入该俱乐部，则失去当年转会资格；四、如果同一运动员有两个以上俱乐部需要，则按当年运动员转出的俱乐部的联赛名次，名次列前的俱乐部优先……这样一来，转会工作将由足协统一操作。球员只有提出转会要求的权利，而无选择俱乐部的权利。转会球员的去向由中国足协根据要人俱乐部的联赛名次及转出队员情况予以指定。
　　根据中国足协有关官员的介绍，这样做主要是为避免球员与俱乐部直接接触，出现往年的球员自己做自己的经纪人，收取高额签字费的现象。是一个规范转会运作的实验性举措。
　　俱乐部和球员们为此叫苦不迭。上了转会名单的球员好象待嫁的姑娘坐在那里等着婆家的人来挑选，自己却不知道未来的夫君相貌是否英俊，家世是否殷实。而如果有了意中人的姑娘，心情就更加焦急，唯恐有人来横刀夺爱，嫁了自己不想嫁的人。
　　这样的情况果然发生了，黄洪涛想去深圳平安，却被足协的操作程序裁判到四川全兴队；邓乐军也想去深圳平安，却被财大气粗的山东鲁能以2O1万的身价强抢回家；孙博伟想去重庆红岩，却被深圳平安接走……如果不愿意，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今年就失去转会资格。哪一个青春韶华的姑娘愿意白白浪费一年的青春？只好听了父母之言上花轿，大有"上错花轿嫁错郎"之感！
　　这完全是一出"拉郎配"，90年代的"盲婚"。可能有人会讲，包办婚姻不一定过得不幸福，邓乐军在鲁能不是过得挺好吗？但仅仅几个幸福的例子就能肯定包办婚姻的丑陋吗？显然不能。
　　而且，球员更喜欢哪一支球队，球队更青睐哪一位球员，这完全是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事，是应该由价值规律去调节的。在整个中国都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转会这一个小小环节也完全可以放心由它去，没有什么放不开的。
　　在中国足协所有的政策法规中，《转会细则》是一部重头戏，因为它往往要涉及多方利益，影响面较大。
　　1998年的《转会细则》显示了足协这样的决心：不令大权旁落。队员能够去哪一支队伍踢球构成了转会的核心，而中国足协规定这一过程要由它来完成，即由它控制整个转会。理由是：防止幕后交易。
　　但是，权力没有监督就会被滥用。因此，要有权力的制约和平衡。细读《转会细则》之后已很难发现有什么地方可以监督足协。足协将如此之大的权力完全抓在手中，谁又敢保证不被滥用？又有谁能保证官员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能够抗腐蚀永不沾，一尘不染呢？在《转会细则》出台以后，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幕后交易可能免除，但又怎样避免俱乐部与足协之间、球员与足协之间的幕后交易呢？
　　也许这是杞人忧天。但是法律就是建立在对人性不信任的基础上，因为人性的关系，所以才要用法律来加以规范。既然要立法，既然要体现法治而不是人治，那么就应该对所有人加以规范，任何人也不能例外。
　　第三，条文变更频繁，法无定法。
　　说到条文的修改，不由得想起《转会细则》修改速度之快令人应接不暇。自《转会细则》出台以后，真是一年一变样。居然有权威报纸说："由于新的转会细则尚未出台，中国足协在原《运动员转会细则》的基础的作一些改动，作为1998年的转会工作准则。"似乎转会规则就应该一年一变样。
　　那就错了。
　　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律贵在具有恒平性、长期性、可预见性，让人们能够预见自己在该项法律下行事能产生的后果，这样人们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更好地守法。法律最忌讳的就是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当年大王涛转会引发的国安，万达争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1995年《转会细则》与1996年转会细则在关键条款上有了重大转变。这一改变完全能够产生相反的仲裁结果。诉讼双方，一方面坚持使用1995年的转会细则，因为事情发生在'95赛季。而另一方要求使用1996年的转会细则，因为新法是因为旧法规不健全而加以修改的。双方都有道理。
　　最后足协还是硬判了，但不知到底用的是哪一年的细则。
　　鉴于此，很希望中国足协能够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制定出一部分有预见性的、令人很难钻空子的转会细则。
　　第四，漏洞太多，使投机者有机可乘，并且不能很好地保护球员权力。
　　'98版的转会细则造就了不少失业者，但也有不少赢家。
　　前卫寰岛完全有理由洋洋得意，因为他们以235万元的创纪录价格买下了彭伟国，又以2OO万元买下符宾。
　　深圳平安队也充分用了足协规定的最多用3个外员和5个内援的名额限制，包括国脚谢峰及新秀赵斌在内的内援花了他们近300万人民币。
　　这些俱乐部为什么能够心想事成吗？因为他们完全研究清楚了转会细则新增加的有关优先权、指定交易等内容。
　　俱乐部熟练掌握转会规则则会与目标球员谈妥条件并商量好行动方案，由俱乐部出面做那些有可能出面拦截的俱乐部的工作，达成协议。如果做不到，则需要合理地利用规则，在优先权顺序轮到本俱乐部时球员突然挂牌。当然，这些做法有的严重违背转会细则，有的则是钻了转会细则不够完善的漏洞。
　　反正，'98转会给人的感觉是做老实巴交的守法者是会吃亏的。
　　在转会的后几轮，俱乐部之间开始暗中交易。用利益平衡达到互相之间的默契。球员们也不通过足协转会上榜，而是通过与别的俱乐部签订临时租借合同或其他方式的工作合同以达到转会的目的。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协在2月2日发布了《关于严格履行转会程序的通告》，通告使得一些签订了临时租借合同或用几名年轻球员互相交换已达到转会目的的一些俱乐部之间的交易落空，这就是第五批上榜球员有181人之众的原因。而仓促间18人同时上傍，又是造成'98赛季大量球员"失业"的原因。
　　1998年2月28日，中国足协规定的'98年度国内球员确定转会俱乐部的截止日期。前4批名单中仅有41人在转会名间中被俱乐部有意向协商转会，整个国内球员的转会市场有些冷清。在2月16日足协公布了最后一批转会球员共181人的大名单后，各俱乐部由于受2月28日截止转会日期所限，不得不在最后一批转会球员中实行"大抢购"，共有84人最后成交，出现了一股交易热潮。然而，滞留在大名单上的球员仍有97名之多，他们没有俱乐部"摘牌"，出路何在？
　　按照中国足协的有关规定，如果转会未成球员应回到转会前所属俱乐部。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有5种可能：一、原俱乐部认为该球员对于球队仍然适用，有可能与之签约一年；二、暂时下岗，等待有新的乙级俱乐部成立后，可以再次提出申请去乙级俱乐部；三、被俱乐部明确拒绝续约，而成为退役或调整处理后的下岗球员；四、下岗一年，到明年再次提出申请转会，有可能转会成功重新上岗。
　　五、要求转会的乙级球员，如果转会未成，该俱乐部又已经解体，这部分球员自动下岗，其归属权暂时属于中国足协。
　　除了希望尚存的第一种可能让球员获得就业上岗机会之外，多数球员等待的结果是：下岗。
　　竞争淘汰是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通过职业化改革4年的发展，球员不再是奇货可居。足球改革前的1993年，全国男子专业足球队共有20支，共700多名运动员。到1997年国内已经注册的各级别足球俱乐部有2OO个，登记的足球运动员有7675人，规模增长超过了10倍。供大于求的矛盾必然导致近百名球员失业。
　　下岗的球员怎么办？职业球员毕竟不同于其它行业，如果球员想继续从事足球事业的话，他就必须保持自己的身体水平。
　　竞技水平，以备明年上岗。但在中国目前状况下，保舰医疗。
　　训练水平有限，下岗球员能够做到吗？有没有什么人或什么制度保障他们的权利？
　　第五，转会应尽快与国际接轨。
　　1995年8月，乌拉圭佩纳罗尔队来华进行商业比赛。在与中国队的比赛结束后，佩纳罗尔队向郝海东抛出了"绣球"。
　　中央电视台披露了这件事后，世界上三大新闻社：法新社、美联社和路透社都有报道。法新社说：中国球星郝海东可能与佩纳罗尔签约，其中提到佩纳罗尔队是世界一流的一支俱乐部强队。中国的郝海东是因为两场友谊比赛中表现非常出色而引起了佩纳罗尔队的重视。佩纳罗尔俱乐部的老板认为发现郝海东是他们远东之行的巨大收获。
　　无论对郝海东、八一队还是中国足协来讲，这件事都发生得这么突然。当时毕竟是职业联赛刚刚开展的第二个年头，他仅仅想到了世界杯的成绩、奥运动会的成绩，没有想到另外一支花朵提前开放。中国球员终于被世界所承认，并且受到世界一流俱乐部的邀请。
　　由于当时不是中国转会期，加之八一队排名靠后，大家都对佩纳罗尔俱乐部要求试训6个月的条件表示难以接受。因为如果万一转会不成，八一队不能用郝海东转会费来买进队员，而且时间也耽误了。因此，八一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人。当然八一队有这样的权利。
　　最终郝海东未能成行，但是因为转会与世界接轨一下子来到了面前。所以对于国际转会有关知识，中国足球界有了一定的认识。
　　佩纳罗尔队8月27日离开中国时将意向书交给了中国足协，希望9月11日报名，也仅仅有十来天的时间。中国人觉得手足无措。而在欧洲，由经纪人出面十几天是完全可以完成一项转会的。
　　国际足联规定，在外国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在本国国家队被召回期间踢球时，一般比赛提前三天回国报到，世界比赛、洲际以上的比赛提前半个月报到。如果比赛前五天还没有得到这个俱乐部的答复，就可以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请，由国际足联出面斡旋。如果还是不放人的话，国际足联将对该俱乐进行制裁。
　　这其中有一套严密的制度，保证所有转会到其它国家的运动员必须随时听候国家队的调遣。
　　欧洲国家俱乐部极少采用试训的方式，因为欧洲幅员较小，彼此都非常了解。对于其它国家的球员，大部分是在17岁以下世界锦标赛、20岁以下世界锦标赛由球探来发掘。非洲球员转会欧洲俱乐部的价格大约在15万至3O万美元之间。而在欧洲一旦成名，转会费就以百万美元来计算了。非洲有几百名球员在欧洲各种类型的俱乐部踢球。非洲的许多足协和俱乐部靠买卖球员兴旺起来。因此，尝到甜头以后他们就大力抓紧对青少年的培养。所以他的青少年队伍在17岁以下世界锦标赛连续三届获得冠军。2O岁以下每次都由非洲队伍进人决赛。
　　欧洲的球探满世界寻找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17岁还没有进入职业队的时候几千美元就可以买走，非常便宜。因为那时还不是职业球员。18岁以后以职业球员的身份买卖，因为不太有名气，价格也很低。这样俱乐部就等待他们的价格买卖上涨。李金羽就是这样的例子。
　　而中国的《转会细则》还限制不满28岁的球员出国踢球。
　　后来，许放代表中国足协委托职业部副主任郎效农表态，说：这对中国足球改革的鼓舞是很大的，对我们球员在场上通过自身的劳动体现自身价值也是一个鼓舞。相信这类的转会只是开始，以后还会不断出现。随着我们改革的进程，足球水平的提高、球员素质的提高，将更加频繁。现在中国足协有一个28岁以上的球员才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会的规定。但是这个规定是较长时间以前制定的，也就是说在改革之前制定的。现在中国足球的改革已经步入正轨，随着改革的进行各项规章制度会进一步完善。
　　所有这一切都为后来者作了铺垫。
　　当郝海东看到他的后继者们终于能够成行，到国外俱乐部踢球时，他的心中是怎样的感受呢？
　　如果郝海东去了佩纳罗尔队，代表该队参加洲际杯赛的话，他将会在赛场上与一些名队和那些大牌明星在一起踢球。
　　在佩纳罗尔俱乐部力邀郝海东加盟3年以后，中国球员的向外输出成为现实。中国放飞了杨晨、范志毅、孙继海和李金羽。
　　28岁的限制虽然并没有完全取消，但是年龄限制已经放宽了。为了鼓励现役运动员到先进国家高水平俱乐部踢球，提高自身的足球技术水平，只要符合三个先决条件，即球员所在俱乐部同意、中国足协认可、到先进足球国家踢球，运动员转会年龄则不受限制。
　　此外，在境外转会的条例中，增加了一条，即运动员转会至某一境外俱乐部，如俱乐部二次转出运动员，其二次转会费部分要适当给原俱乐部，即第一次转出的俱乐部。
　　现在中国足球改革已经步入正轨，而越来越成熟的中国球员制度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2O．俱乐部，你要大胆向前走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伴随着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商业化，已经走过近五年艰苦的历程。足球俱乐部在给中国足球带来"经济支撑"的同时，也带来了"假球"、"黑哨"和其它种种不足。 
　　但是它毕竟支撑起了中国足球的大厦。而且从更高的意义上讲，它将是中国足球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不可缺少的"洲际火箭"。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历史，从中也许我们会产生对足球俱乐部的倍加珍视。
　　翻开中国足球史，你会发现简直如同中国近现代史一样，也是一部血泪斑斑的屈辱史。
　　从1957年新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冲击世界杯开始，到1997年中国国家队本世纪末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为止，已经整整4O年过去了。4O年的光阴，已经足可以使一个英俊少年变成白发老翁，但中国足球却始终没有完成"走向世界"这一目标。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不能不令人气馁。
　　一代伟人毛泽东生前曾出现在足球场边，曾满怀希望地问身边的足球界人士：我们的足球能不能在5至1O年中达到世界强国水平？
　　这是我们足球界人士至今想起来仍然会觉得汗颜的一件事。
　　毛泽东过问了原子弹，没几年罗布泊便冉冉升起了蘑菇云；毛主席过问了石油没几年，大庆油井就"哗哗"流出了原油；连他诗中的美好理想"高峡出平湖"，也即将在他身后成为现实。
　　只有足球……
　　中国在1931年加入国际足联。但随后，日本在1931年入侵中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场战争一打就是8年，1945年日本侵略者被赶出中国。随后又是解放战争，一打3年，到1949年结束。在饱受战乱的年月，中国人是无暇顾及足球的。
　　当时构成中国人的大多数都是赤贫的农民，他们显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踢足球和欣赏足球，因此足球主要是职员和学生的活动，足球队也为一些富商所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的优秀球员有的离开大陆，有的则留了下来。
　　1951年中国国家队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足球队成立。当年9月16日，该队在捷克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国际足球比赛，1：9负于保加利来队。后来，又与捷克人民军队交手，以1：7败北。
　　1957年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在雅加达比赛中，被印尼队凭借拉曼的两粒入球以2：0击败。在主场比赛的第二回合中，中国队以4：3力克对手，但对手却以总分5：4将中国队淘汰出局。
　　1963年，中国足球队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结果以1：2不敌乌拉圭大学生队，在场华侨失声痛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国家机器开始不正常运转，中国足球也陷入停滞。
　　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里程，足球也重新开始出现生机。
　　1981年，中国国家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亚太预选赛决赛阶段比赛中一胜一负于科威特，一平一负于新西兰，二战全胜沙特。
　　如无意外，将进军西班牙。但沙特队戏剧性地以0：5负于新西兰，将已经放假修整的中国队逼上与新西兰决战的境地。中国队最后一搏，最终于以1：2负于新西兰，痛失出线权。主教练苏永舜远走他乡，队中一些老队员解甲归田。
　　1985年，曾雪麟执教国家队，再次出征世界杯。当时中国队在小组最后一场比赛是对公认弱旅香港队，打平即可出线。然而强大的中国队在占尽全场优势的情况下以1：2输给了香港队。球迷愤怒了，开始围攻双方队员，砸公共设施，袭击外国人，要求与足协领导对话，酿成了轰动一时的"5．19事件"。事后，曾雪麟引咎辞职。
　　1989年，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六强决赛中，以4战积4分的成绩迎来与卡塔尔一战。中国队被对手在最后三分钟连下两城，又一次与世界杯擦肩而过。
　　199O年，高丰文率领中国队在北京亚运会上O：1负于泰国，无缘晋升四强。赛后，高丰文下野。
　　1992年，国奥队主帅徐根宝立下"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的军令状，出征巴塞罗那奥运会预选赛。在吉隆坡，中国4战取得6分，但西亚球队联手将中国队挤上与韩国队火并的境地。结果中国以1：3败北。
　　1993年外籍教练施拉普纳率领中国队在与伊拉克、约旦和也门3队的客场较量中，赛程刚刚过半，就被挤出美国世界杯征程。
　　1996年，戚务生率领国奥队在亚特兰大奥运会预选赛决赛中，4：0胜哈萨克斯坦，1：1战平沙特阿拉伯，O：3惨败于朝国，失去争夺出线权的资格。
　　1997年，中国本世纪末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戚务生及中国队再一次令中国球迷倍受煎熬。中国队2：4负于伊朗队，1：1战平卡塔尔队，1：0击败沙特阿拉伯队，1：4败给伊朗队2：3负于卡塔尔队。冲击世界杯再告失败。
　　中国足球总是这样令人失望！
　　中国足球，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球迷间盛传这样一个小笑话，说日本球迷和中国球迷同时去找上帝。日本球迷问："请问日本什么时候能成为足球强国？"
　　上帝说："你这辈子是看不见了。"于是日本球迷们哭了，伤心而去。中国球迷问："中国什么时候能成为足球强国？"这次轮到上帝大哭："我这辈子是看不见了！"
　　中国足球，真的会永远这样令人尴尬？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我们不由得对我们走过的足球之路进行一下反思。我们必须从中找出点什么，否则我们将如何面对下一个世纪，面对我们的后人。
　　中国足球的落后，症结到底在哪里？
　　沿着中国足球失败的历史线索，我们试着去触及一下体育传统体制的脉搏。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是由国家集中人、财、物抓竞技的体育模式。在5O年代末，中国足球已经可以与东欧同等级别的球队相对抗，而不像第一次出国比赛时那样惨遭1：17的失败命运。
　　5O年代至6O年代中国足球飞速发展。
　　以后的2O年则是中国足球徘徊不前的阶段。
　　是中国的足球人不努力么？
　　老一代的中国足球人毫不愧疚。他们的敬业精神、文化素质，决不比当时的任何体育项目差。无论是大名鼎鼎的一代球星，还是默默无闻的基层教练，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在苦苦的思索中，人们对足球的复杂性和规律性有了更刻的认识。
　　我们的足球基础过于薄弱，我们的比赛过少，设施太差，报酬太低……。然而，这一切单靠国家投入是很难解决的，因为足球只是国家要发展的体育项目之一。
　　足球发展有别于其它运动项目，与其它项目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是一项普遍职业化的运动。
　　竞技体育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三个层次：职业、专业和业余体育。职业的竞技体育处于发展的最高层次，同时还拥有雄厚的基础。我国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专业体制。在建国之初，我国急于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又基于我国和世界竞技体育的状况，有选择地发展了一些项目。因此，当我们进入国际竞争行列时，我们是带有极大优势。因为我们是专业体育，而其他国家是业余体育--这样，在乒乓球等项目上中国取得压倒性优势。
　　而像足球、网球这样在世界上职业化较普遍的项目，以我们专业队的水平去与之较量，是不可能取胜的，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同一体制下，我们的不同项目在与世界的较量中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为什么中国足球始终不能高昂头颅的原因。
　　职业化是竞技体育发展的高级形式。
　　而足球职业化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一个项目要职业化，必须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足球职业化的必要性是它作为一项高难度的运动，在它向高级阶段发展时，需要有人全身心投入。同时，它也要保证这些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足球的高难度使一个球员成才需要近1O年的时间。从小练球，要到23岁左右，才能成为成熟的球员。其后还有10年左右的运动生命。这就意味着在专业体制下，球员在退役以后从事一项新工作存在困难，大多数人只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充当一个蹩脚的角色。所以足球职业化是这一项目发展的唯一出路。
　　足球职业化的可能性在于它是一项对抗激烈，引人入胜，观赏性强的竞技体育运动，它具有广大的爱好者群体和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足球走向市场的基础，也是构成足球自我发展的基础。建国以来，虽然政府倾其全力，向体育事业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体育事业费和基建费拨款总额已达224．6亿元。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体育基础十分薄弱，经费总量仍然不足。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体育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国家对体育的投入已远远不能满足体育事业发展的需求，体育事业的发展与体育经费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从国内来说，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部门相比，国家对体育的投入较少。以1992年为例，当年体育事业经费仅占国家财政支出的O．43％，体育事业经费占文教卫生事业费的比重为2．4％。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对体育投入低于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印度。
　　我国的体育经费大多只能用于人员工资和差旅费、水电费等开支，用于扩大再生产方面的开支比例很小8O年代末9O年代初，我国人均收入不足300美元，排在世界9O名以后。人均体育经费只有4角人民币。
　　贫穷并不可怕，问题在于要穷则思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地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不出几年，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形势基本好转，从此中国体育也向社会打开大门。
　　但是，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中国足球在宏观决策上错失良机，误以为造成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本性原因是"主观"、"精神"所致，公开明确规定"中国搞足球与其它体育事业是公益事业，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进一步把中国足球与经济的联系割断。
　　仅仅靠向国家伸手要来的2OO万元（仅相当于日本和韩国等邻国足球经费的六分之一），中国足球，到底能有怎样的素质？
　　怎样的战斗力？
　　中国搞足球运动是亏本的。国家每年节衣缩食，从国库中拿出相当一笔经费，才足以支撑中国足球艰难度日。"经费不足"是中国足球界上上下下大为苦恼的事情。刘国江在80年代后半期曾率队先后两次获得全国足球冠军，按规定，第二年便可取得资格代表中国参加"亚洲俱乐部杯"以及"优胜者杯"比赛。后来仅仅因为"经费严重不足"，干脆忍痛割爱，主动放弃。
　　其实，解决经费不足的办法很多。足球运动这项事业本身就是"金饭碗"，具有点石成金的特殊功能。只是由于"君子不言利"这一封建文化桎梏的羁绊，使相当层次的决策者们也面对理论禁区，谁也不愿冒风险，谁出不敢越雷池一步。
　　经济困难终于使大家前进了一步，中国足坛开始接收来自企业、厂家尤其是港澳爱国人士的赞助。但毕竟这不是"主动"出击，而是"被动"的接受施舍。
　　经济上的窘迫又对搞足球的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有人搞了一个令人心酸也是有趣的计算，同样身为国家队队长，戚务生要从三国一直踢到现代，才能挣到贝肯鲍尔那样多的工资。
　　不可否认，从建国初期我们的足球界有无数不计报酬、默默奋斗的英雄人物。但是作为一项竞技体育运动的足球，又有它极其特殊的一面，它需要从事足球运动的人在一段时间内毫无保留地全身心投入。这是足球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当时的中国足球运动员，往往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人心思动。这是因为足球毕竟不是终身职业，未来到底怎么样，前途难卜。不论进厂学一门手艺，还是去上学，必须趁早，否则就来不及了。在风华正茂的时候，中国球员往往就离开了足球。
　　下面是极有代表性的例子。
　　1986年，我国某著名甲级队又获得了全国联赛冠军。照例上级领导宴请全队吃一顿饺子，这是多年来传统的"犒赏"。
　　没过多久，队里陆续有了三、四名队员提出要离队。其中有一名队员的说法最有代表性："我从小就酷爱踢足球，踢球都忘了吃饭。现在都是成年人啦，踢球毕竟不是职业，以后踢不动怎么办？
　　教练这种活谁愿意干谁干，反正我不干。再说，那也是个别人的事，大多数人还得改行，另谋职业。我现在回家去，学点什么还来得及，改行也方便。
　　我家在南方小城市，每年放一次假，队里按规定报销往返车费。如果因父亲的病我请假再回去一次，仅往返车费一项，我就得掏出几年间全部积蓄。所以，只好借款……。我连生活上的'低谷'都冲不出去，还冲什么亚洲……。"
　　这位队员多年来一直是该队很有希望的中场组织者，青少年时期曾多次入选国少队、国青队。因训练刻苦、头脑聪明，18岁就人一线队，第二年就打主力。可是正在挑大梁之时，却干劲锐减，最后从主力阵容中消失。
　　8O年代末，该队获得全国足球冠军。照例上上下下用皆大欢喜。但是，同样没过多久，队里数名队员又像过去的老大哥那样，他们借故停练，或谎言称病一位队员说："谁说没有奉献精神。我现在都28岁了，还坚持不谈恋爱，不找女朋友，坚持天天出全勤。"
　　在职业联赛开始以前，四川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在国内甲级队中经济属于第三世界，队伍的训练积极性大受影响。当时四川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每年只有5万元的赞助费。
　　在全运会上，其它队伍的赢球奖金成千上万。四川队队员每月只有几百元的收入。
　　1993年牟其中的南德集团要与四川省体委共建足球俱乐部。南德集团声称斥资两亿元兴建"足球城"，并将俱乐部建成中国一流的。但轰轰烈烈的媒体宣传过后，南德集团就没有声响，四川队在资金上困难依然如故。
　　1994年，全兴酒厂与四川省体委联姻，投资1OO万，顿时使队伍士气大振。全兴俱乐部成立时立下目标保证，名次每前进一名嘉奖1O万元。进入前8名，球队将有40万奖金，不由得球员们不干劲十足，精神焕发。
　　当球员真正体会到他的职业在社会、在市场上的价值时，所焕发出来的能量是惊人的。
　　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足球来说更是如此。
　　金钱是足球的"血液"，有了"血液"足球才能够充满活力，才能焕发出青春。但是足球需要"输血"，更需要用自身的特点和影响力去"造血"。这就要赋予足球以"生命密码"，给他一个"造血器官"。"生命密码"就是足球的商业化、职业化，"造血器官"就是足球俱乐部。
　　幸运的国外足球，很早就获得了"生命密码"和"造血器官"。
　　二战以前的意大利已经是足球强国了，曾在1934年和1938年两度获得世界冠军。1945年，意大利成为战败国，国内政局动荡，经济危机四起，缺少血液的足球运动也日益衰退。意大利奥委会为了重振足球雄风，把足球运动彻底地推向了市常在本世纪初，意大利足球联合会曾分裂成多数派（业余队）和少数派（职业队）。双方争执不下，便各自举行自己的锦标赛。不久之后，两派组织言归于好，并于1920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锦标赛。1929年，意大利足球联合会经过全面分析和研究，制定并通过了新的比赛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间足球运动交流频繁，比赛增多。意大利各甲级俱乐部为争取国内冠军和欧洲三大杯而马不停蹄地比赛。仅国内的足球甲级联赛就有3O轮。连年忙于比赛的各队，不断招来外籍球星。而这一切，又营造了一个火爆的足球市场，使球迷欣赏到高超的足球艺术，从而满足了球迷的观赏要求，也招待了更多的国内外球迷，增加了商业广告、经济赞助和电视转播费，从而发展了意大利足球经济。
　　在意大利，甲级足球联赛，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随着经济的发展，足球俱乐部早已超出足球运动的范畴，而成为一个经济实体，一个"造血器官"。围绕足球比赛的所有活动都进入了商业领域，甲级足球联赛成为足球运动的支柱，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
　　意大利是世界上球迷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意大利人对足球有着特殊的感情，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性，经常收看足球电视节目和到现场观看球赛的多达218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O％，甚至神甫和修女也不例外。在'94世界杯期间，意大利教皇就向罗伯特·巴乔的母亲讨要过门票。
　　一位意大利社会学家说，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欣赏的变化和娱乐的多样化，足球和球场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和需要，起着某种平衡的作用。社会各界蕴含大量能量，很难释放出来，足球场则是释放这种能量的最好场所。他又称，足球是我们时代的娱乐和欣赏项目，而且起到场内表演场外受益的效果。
　　在意大利的足球协会注册的俱乐部达2个，会员有2OO多万人。许多家庭的祖孙三代都是俱乐部的会员。像AC米兰、尤文图斯和国际米兰这三大俱乐部，会员都有1O万之众。
　　在周末，涌向球场的球迷人山人海，警方不得不大量出动，以维持秩序。狂热的意大利球迷每年要把自己收入的2O％投向足球消费。
　　意大利的足球俱乐部是一个经济上自负盈亏的实体。有人估计，运转一个意大利甲级俱乐部，每年至少要5000万美元的经费。如此巨大的开支，来源于财团赞助、门票、商业广告和电视转播费。为了能够维护俱乐部的生存，各俱乐部想尽一切办法，招聘国内外大牌球星，提高球队竞技水平。
　　意大利足球不仅仅养活足球俱乐部，也不仅仅养活了靠足球为生的球员，足球还成为意大利的"无烟工业"，直接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做贡献。
　　例如，意大利规定按门票销售的不同价格政府要征收15～5O％的税。它大大高于13％电影门票税率。199o年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在意大利举行的时候，门票收人1．42美元，政府从中提取5000万美元的税款。现在足球门票年收入接近2000亿里拉。
　　按保守的估计，包括发行足球彩票、足球比赛门票收入以及职业球员买卖在内的足球产业年产值达3．5～4万亿里拉，完全可以纳人意大利国民经济十大部门的行列。靠足球收入，意大利体育部门养活了其他体育项目。
　　除此而外，在意大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借助足球大发其财。
　　意大利的足球联赛从每年7月至次年的5月，除了圣诞节至元旦停赛外，每周都有比赛。包括欧洲在内的球迷年年增多，达到1．6～2亿人次。国内外这样多的观众观看比赛，首先为交通运输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城乡客流量增加，促进了铁路、飞机和汽车运输，以及煤炭、电力、石油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为饮食、住宿、酿酒等服务行业带来了大量生意。
　　1987年在罗马签订《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后，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等11个国家的球迷，可以自由地出入意大利。
　　意大利旅游业更加兴旺，邮政电信、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医药卫生、市政建设等也随之发展起来。
　　意大利职业足球高水平的经营管理和良好的赛制安排为足球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意大利，足球比赛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运行网络和服务网络。它们包括四大体系：新闻媒介：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和书籍出版；旅游体系：交通运输、旅馆、饮食、服装和手工艺品；宣传体系：电视广告、街头广告和场地广告；金融系统：银行、信贷、保险、股票、彩票等。
　　职业足球不但为足球事业筹集了无数的资金，促进了意大利足球运动的蓬勃发展，而巴还繁荣了市场，扩大的就业，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意大利可以说是足球和经济美好结合的典范。
　　离开意大利，再让我们看看国际足联。
　　1974年，巴西成功的商人阿维兰热当选为国际足联主席。
　　阿维兰热就职以后，在足球事物中显示了他过人的才华。
　　上任之初，他开宗明义："足球组成一个有2亿人参加的机构。假如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参与足球活动的人们，那我们将达到一个特别的数字。盖洛普研究所最新调查表明1O亿人正生活在足球之中。我自己也同样可以确认，足球在全世界的年度资金流动额为250亿美元，比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还多得多。"
　　正是依据足球与市场结合的这种思路，阿维兰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把经济观念引入国际足坛。使原来处于老朽状态，连最起码的活动经费都得不到保障的国际足联焕发了青春活力，发展成今天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单项体育组织，成员数量甚至超过国际奥委会。他也因此能够在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连坐24年。
　　这就是外面的世界，这就是足球！
　　与市场结合、与经济结合，这就是足球"永恒的生命"。
　　中国足球界人士极目四望，终于醒悟到：不能再捧着"金饭碗"讨饭吃了！
　　那么，中国的足球潜在市场究竟怎么样？
　　随着电视的普及，普通的中国球迷在1986年世界杯赛期间，通过神奇的马拉多纳认识了世界足球。1990年彩色电视机走入千千万万普通中国百姓家，尽管世界杯赛事的大多数比赛拖泥带水，毫无精彩而言，但许多中国球迷还是在凌晨两点钟从床上爬起，观看绿茵场上的厮杀。这届世界杯观众人数之多，也是有史以来单项竞技项目观众人数最多的一次，因为中国球迷介入了。
　　观战之余，中国球迷喊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们也要这样的比赛！我们也要这样的足球！"
　　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足球呢？
　　中国不是没有球迷，而是没有优秀的足球，没有良好的足球运行机制。
　　事物发展到相持不动的阶段，往往就预示着质的飞跃。就好像在中国革命的最困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导致中国革命重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中国的足球工作和广大球迷终于迎来了中国现代足球的"遵义会议"。
　　1992年2月，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他还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与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1992年夏，中国足球工作会议在红山口举行。国家体委把足球改革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以足球为试点进行体制改革，在中国建立足球俱乐部，实行职业化。这次会议被称作足球界的"遵义会议"。
　　中国足球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1993年底，中国第一个带有职业味道的俱乐部联赛在广东举行。共有8支队参赛。
　　1994年4月17日，中国真正的职业联赛--万宝路杯全国足球甲级队A组联赛开哨，标志中国职业联赛的正式启动。
　　中国足协将杯名收入平均拨给参加甲A联赛的俱乐部及其负责联赛组织工作的地方足球协会。全力培育足球比赛市场，增强甲A联赛市场的启动能力，扶植市场主体俱乐部的发展，增强俱乐部成立初期的生存能力，促进地方足球协会的实体化，增强对足球运动的宏观管理、调节、控制和监督能力，使1994年中国足球真正地走向了市常这一重大举措，终于明确俱乐部的比赛经营权力，使俱乐部力争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实体，逐步走上职业化道路。
　　各参赛俱乐部的教练员、运动员在足球比赛中创造的价值通过比赛的门票、商业广告、电视转播等形式转化为高额收入，不但运动员、教练员从中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俱乐部本身也获得了发展资金。
　　俱乐部为了取得更好的比赛成绩和经营效益，在不断提高训练水平的前提下，加强队伍管理，实行按劳分配，拉开分配档次，强化激励机制，引进外籍球员，聘请外籍教练，千方百计地以提高竞技水平。作为运动员，为了确保自己的位置和争取自身的发展，必然更加刻苦地训练和比赛，在比赛中创造和实现更高的自身价值。甲级联赛走向市场，通过市场充分调动俱乐部和球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解放足球生产力，标志着中国足球运动已经进入依托市场自我创造、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阶段。
　　最初相当多的人在观念上仍然存在对旧体制的怀念和对新的怀疑。一种意见认为，国家体委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抓足球都没有抓出什么名堂来，现在又将其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是否明智之举？另外一些人担忧：在原有的体制下，中国体育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这一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会不会导致一盘散沙的局面，影响中国体育水平及在世界体坛上的地位。
　　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解释道，足球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它在世界上的影响是别的项目很难与之相比的。
　　国家体委对足球的投人的确很多，包括事业、外事、竞赛各种经费在内，给中国足协每年约30万元人民币。但这笔钱还顶不上有的国家聘请一个好教练的费用。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从1979年1月到1993年6月，我们已经拿了667个世界冠军。今后若干年，我们可能再拿几百个世界冠军，但我认为，那仍是量变，只有把足球搞上去，比如进入世界杯16强，那才是一种质变，才是上了一个台阶。
　　足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恐怕没有第二个运动项目能像足球这样牵动亿万人心。我们的目光应该放得长远一点，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也不能用老办法来办新事。假如我们还用过去的办法对待足球，再多拨些款，再向国家去多要钱，向"大款"化缘，过那么几年，足球比现在好一点甚至创造某些奇迹也并非一点不可能。问题是，这种靠钱堆起来的水平成绩有什么意义？靠"输血"是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我们只有完成"造血"功能，才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
　　体育界过去的成就我不否认，但现在时过境迁，以不变应万变是行不通的。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选择足球作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都具有典型意义。国家体委（总局）和中国足协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确定大连、沈阳、广州、上海等8个城市为中国足球改革的试点城市，并将大连和广州定为"足球特区"，要求地方成立管理和经营足球的实体-一地方足协和足球俱乐部。中国足协则制定出有关足球协会、足球俱乐部的章程、实施细则及一系列相应的制度规章。
　　那么，中国足球改革到底给中国体育带来了什么？
　　1994年首届职业联赛风平浪静地度过。转过年来，1995年的中国足球陷入疯狂。
　　疯狂的原因首先来自于每年的几场商业比赛。屡败屡战的中国足球，居然能够在自己家门口，非常风光地赢了一支又一支来访外籍劲旅。那些队伍，在中国球迷听来都是充满奇妙梦幻、意大利AC米兰队、桑普多利亚队、英国的阿森纳队、乌拉圭国家队等等……。
　　冷落多年的中国足球场重新挤满了观众，无论是富有足球传统的大都市还是偏远的小镇，人们都热衷于把足球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有条件一定要买张球票亲临现场感受一下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的热闹气氛，做个"现场球迷"。退而求其次的，则在家中做"电视球迷"；更不计较的，也要通过各类体育报刊，了解赛事战况，做个"报刊球迷"。北京零点市场调查公司对全国球市的一份调查表明，全国城市人口中球迷比率竟达20％以上。这是何等惊人的比例！
　　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精明的商人闻风而动，要么申办商业比赛，要么就抢购球员、抢购俱乐部，足球一时间成了热点中的热点。
　　媒体也闻风而动，球员的行为动向、个人爱好、生活琐事、花边新闻和赛事预测、赛后分析一样，成为许多报纸不可忽视、无法缺少的内容。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足球之夜》经过了三个月的准备时间便被一群年轻人推了出来。并且，大部分球迷都会在星期四的晚上，坐在电视机旁，品味这台长达3个半小时的节目。原有的《足球》、《球报》、《球迷》等报纸的销量居高不下，《羊城体育》、《新民体育》、《体坛周末》等综合性体育报刊都开辟大量的栏目给足球。中国足协也耐不住寂寞，一张《中国足球报》加入了众多专业报纸的行列。许多与体育没有任何关系的杂志报纸，也抢占一块足球阵地。
　　改革以来，我国原有的专业体制，已从计划经济管理向着依托社会、置身市场的俱乐部制管理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一、以职业化、社会化为主要特征的足球俱乐部初步建立；二、俱乐部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框架，在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的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三、职业俱乐部已经进入市场，门票、广告、会员费、转会费等收入渠道已初步形成，俱乐部赖以生存的足球市场体系正在逐步构筑；四、足协初步实体化，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规章、条例，保证了俱乐部制的正常运行；五、联赛得以加强，技术水平和体能状况有了一定提高；六、各级政府非常关心和重视本地区的足球俱乐部的组成与建设，这在俱乐部转换机制，对俱乐部的发展与稳定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的足球职业化和足球俱乐部的产生为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在职业化进程中尤其是足球俱乐部的运作过程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比如足球俱乐部的足球泡沫化倾向、足球俱乐部的带病运行以及假球、黑哨和经济拮据等等问题，但这毕竟是在足球职业化前进中出现的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我们将看到中国的足球通过职业化得到迅速提高，我敢断言：只要再有两次机会，中国足球就一定会走向世界。
　　中国足球俱乐部的老板们、管理者们，尤其是那些民营企业的老板，他们为中国足球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品尝中国足球的螃蟹，吃了不少苦头。广大球迷应该感谢他们，中国的足球事业应该感谢他们。

 

21．理顺机制，轻装上阵 

　　标志着我国足球与世界足球接轨的足球俱乐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在全国遍地开花。各级体育管理人员、教练员、足球运动员以及广大的球迷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心理准备，中国足球就已经纳入了职业化的轨道。"足球产业"作为中国体育产业的先遣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我国近年来少数几个膨胀速度最快的产业。 
　　足球俱乐部从我国传统的体育管理体制下冲杀出来，来得是那么匆忙，因而还显得那样年轻，甚至多有幼稚之处。足球俱乐部的组合形式五花八门，运行的模式也各式各样。
　　目前我国甲级足球队共有26支，与之相对应的是26个足球俱乐部。除此而外还有二十几个乙级俱乐部和一些青少年俱乐部。我们把26个甲级足球俱乐部从运行模式的角度进行划分，大体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体企联办式：体企联办方式是我国足球俱乐部初期较多采取一种运行模式。
　　这种方式是由体委（或体育竞技学院、体工队）出足球队，企业出资，签订合作合同或协议，双方出人组建而成足球俱乐部。这是我国足球转换机制，走向市尝走向职业化和俱乐部制转变时期的特定产物。该类俱乐部所属足球队的名称大都在专业队原来的名称加上企业的名称合成而来。
　　一开始被人们称之为"翻牌足球俱乐部"的主要就是指这一类俱乐部。
　　广东的足球俱乐部大多采用该种模式。如广州太阳神俱乐部。俱乐部下设了足球发展公司，开展以球养球的经营活动。
　　经过几年的发展，这类俱乐部在组织机构上大都联合成立董事会。在主要负责人方面，由企业一方出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一把手），体委一方派人出任副董事长或副总经理。在董事会的构成上，企业出任的董事人数占大头，体委占小头。在分工方面，企业方主管经营，体委一方主管球队。
　　由于这种联办方式一般只是在"协议层次"上的合作，俱乐部往往有"两层皮"之嫌。虽然在法人制度方面，一般都办理或补办了注册手续，但有些还是不规范、不完整的。表现在目前很多俱乐部没有理顺产权关系，没有实行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无法用法律手续保证俱乐部的存在不受股东变动的影响。
　　这些俱乐部都有相应的组织机构，能够保证俱乐部日常工作的正常进行。门票、赞助、广告等收入渠道日渐畅通，俱乐部日益走成熟。
　　这类俱乐部相对于以前球队踢球，企业赞助的模式是一种进步，表现在一方面俱乐部可以进行独立经营，除了合作的企业以外还可以吸收其它赞助；另一方面企业也参加俱乐部的管理，提高了企业参与意识。在此之前，许多企业是只出钱，不参加球队的管理，只是眼看着球队花钱。它是企业不满足于只出钱不参与球队管理的现状，并经过合理斗争的结果。政企合办型俱乐部的出现，对于球队摆脱体委的行政干预，促成俱乐部的实体化，进行商业性运营，提高经济效益，无疑是有很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合办人员的素质不同，经历和知识结构不同，所代表的利益也不尽相同，因而在合作的过程中，先天不足和后天不调，都会扩大和加深彼此之间的矛盾。
　　二、脱钩吞并式。
　　脱钩合并式是指将球队基本上脱离体委的行政领导，球员被吸收合并到企业中，球队成了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足球俱乐部变成该企业（往往是集团企业）的一个部门或分支机构。
　　1994年初上海申花队竖起大旗时，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不仅仅因为除根宝执掌教鞭，大批队员离队，而且因为球队已经与体委脱钩，成为独立企业，开了中国足坛的先河。
　　紧接着，大连万达俱乐部，也步了上海申花的后尘。
　　大连足球队成立1983年，是大连市体委领导下的一支专业队。在走过大连星海队，大连华录队等几段岁月后，1994年3月成立了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
　　1994年底，大连队夺得全国首届职业联赛冠军，万达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
　　1995年初，大连万达集团在大连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从大连市体委的手中接过对球队的全部管理权，为国人展示了一个"万达模式"。
　　在万达集团坚持让球队把人、财、物全部归属万达集团从而脱离市体委的行政领导时，大连万达集团与大连市体委之间也产生了矛盾。一方面全力相争；一方面依依不舍，矛盾一时难以化解。但是最后矛盾还是渐渐化解了，并没有向外界公开--大连人在维持他们的城市面子方面很有办法。
　　这个矛盾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它不仅仅是一种在看法、认识上的分歧，而且还包含利益上的分割。
　　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的组建和成长，甚至闯进全国甲A三甲之内，都凝聚了大连市体委的心血。而当球队突然间要离开自己归属到别人名下，甚至自己再也无权过问时，这种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而且除了感情上的因素以外，本着对大连足球负责的态度，大连市体委也对球队的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担心。球队，毕竟是划给了一个企业，它的命运和一个企业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一个企业可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如转产、不景气、倒闭或者换了个不喜欢足球的老板，那么大连足球怎么办？怎么向大连市人民交代？
　　"万达模式"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在现阶段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应该怎么走，体委与企业联手办俱乐部怎样明确自己的责、权、利，怎样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目前体育管理体制与国外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人事档案、户口管理、行政级别、住房、医疗、养老等等，一切都由各级体委包下来。而俱乐部实际上只负责（或使用）运动员一生中的一个阶段，即运动员竞技的成熟期。那么体育管理部门是否还要负责运动员的学习、生活，还要负责运动员退出俱乐部及退役以后各项安排呢？现在的足球运动员，从进入体校，到进入一线球队，需花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期间各级体育部门承担着他们的绝大多数费用，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当运动员们成为足球市场的主角，能够带来经济及各方面效益时，单单让体委退出俱乐部未免有失公正。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足球职业化也无法跨越这个阶段。
　　上海市体委和大连市体委退出俱乐部都带有明显的政府行为的色彩。
　　当企业自己从娃娃抓起，或者自己出钱购买运动员，真正地拥有自己的队伍的时候，企业再独立拥有俱乐部说起来就更名正言顺一些。
　　广东宏远集团1998年买断广东队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97赛季，许多人都认为宏远队会降级，结果不出所料宏远队果然降入甲B。
　　广东的一家报纸1997年末发表了一篇名为《沉默是金》的文章，作为主管领导，沉默近一个月的广东省体委主任董良田终于站出来承担责任。他说："我应该对宏远队的降级承担责任，但我不能承担所有责任。"
　　言外之意，还有人或单位应该承担责任。于是由广东省体委、省足协组成的调查组在岁末年初开赴东莞，与宏远集团开始了面对面的谈判。'97赛季，宏远俱乐部全年投资尚不足1000万人民币，而其它甲A俱乐部投入则为3000万、4000万。整个'97赛季，负债累累的宏远俱乐部曾多次拖欠队员工次、奖金，许多承诺都成为一纸空文。难怪有些队员在得知队伍肯定降级时，竟笑嘻嘻地拍起巴掌。
　　承担着巨大压力的广东省体委领导下了一道死命令：要么宏远集团'98赛季增加投入，保证球队正常经费，以3000万人民币买断球队；要么终止长达4年的合作，引入其它经济实体接手队伍。
　　只有一种选择！
　　经过再三的讨价还价，省体委与宏远集团终于达成协议：宏远集团买断球队的费用为3000万人民币。1998年首期交付1500万，余款在1999年全部付清。这一协议的达成，对于俱乐部是一件好事。宏远俱乐部不仅摆脱了与体委之间或明或暗的纠葛，而且在经济、人事上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
　　广东宏远俱乐部的经营模式，至些也就从体企联办式变成脱钩吞并式。
　　三、股份制（或有限责任制）式。
　　股份制俱乐部是目前职业俱乐部的最新形式。在国际上只有少数足球发达国家近几开始施行。
　　股份制足球俱乐部就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把足球俱乐部直接注册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由各位股东出资入股，投资入股采取自愿原则。股东按照出资的比例承担亏损和分配盈利，按照股份的大小决定出任董事的人数。一般说来大股东承担亏损和分配盈利，按照股份的大小决定出任董事的人数。一般说来大股东承担主要责任并控制总体局面。而球队的主管部门则作为球队无形资产所有者，将球队经由有关部门评估后，折价入股。
　　股份制足球俱乐部一般采取董事会领导下总经理负责制，遇有大事要经董事会协商同意。股份制俱乐部实行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营原则。
　　辽宁足球俱乐部就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制足球俱乐部。
　　辽宁足球俱乐部由省工商局核发企业营业执照，在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一栏中写的是：辽宁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也就是说辽宁足球俱乐部是在工商局注册的股份制企业，"辽宁足球俱乐部"只是它的简称。
　　辽宁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95年底，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制性质的足球俱乐部。它是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代表辽宁省体委将辽宁队评估后以无形资产形式入股，由北京的华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梁艳体育广告艺术中心等公司投资，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一家公司以电视转播权入股成立的一家股份制足球俱乐部。
　　北京的华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实力雄厚，长期从事房地产、电讯以及社区医疗网络等业务的企业，该公司也对文化、体育产业多有投入。而梁艳体育广告艺术中心则是一家长期从事体育广告业务的公司，曾经独揽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时段。总经理张桐坡本人就是辽宁股份制足球俱乐部的策划者。
　　股份制俱乐部的优势在于：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体分开和管理科学。
　　在建立股份制足球俱乐部部的情况下，体育管理部门的责、权、利应该怎么体现，管理思想应该怎样表达，也是一个应该逐解决的问题。
　　因为股份制足球俱乐部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营，其运行规则应该按照国家有关的工商企业法规和足球俱乐部的企业章程来运行。体育管理部门按照入股时的比例，派出董事和管理层人员若干名，在不同的层面上代表自己的立场，行使自己的权利。当然，已经没有绝对说了算的情况。
　　股份制足球俱乐部还有一个更大的优点，就是体委方面和其他股东是紧密型合作，二者融为一体，因而结构稳定。球队在入股之后就变成了股份制俱乐部的财产，未经其他股东同意，无权抽回。各家股东的投入，只有经过董事成员同意后才可以退股转让。
　　1996年底，辽宁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团和俱乐部总经理闹矛盾，辞去主教练职务。接着他四处活动，想把球队带走另找经济靠山。他东奔西走，做了大量的工作，据说已经找好了一家大企业。最后省体委的一位领导告诉他，球队已经作为无形资产入股，根据公司法和企业章程规定，不经过其他股东同意，足球队单方面想撤是不可能的。主教练这才明白了"股份制足球"的实质，因此作罢。这个事件说明股份制足球俱乐部刚刚在我国实施，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许多足球工作者，对股份制足球俱乐部的概念还不甚明了。同时它也说明了股份制俱乐部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在辽宁股份制足球俱乐部建立之初，香港《亚洲周刊》评论说，中国搞股份制足球俱乐部是观念上的转变，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中国足球运动在受挫多年后的顿悟与升华，是中国足球改革大潮中的最大成果。
　　四、行业自办式。
　　我国的行业体协是政府行政领导关系中的"条块"分割体制的产物。在我国足球走上职业化道路之初，行业体协以其下属的足球队为基础建立了行业足球俱乐部。当时一共有3支这样的甲级足球队，分别是隶属于解放军体协的八一足球队，隶属于武警部队的前卫队和隶属于铁道部火车头体协的火车头队。
　　由于是由行业体协直接改头换面而成，它仍然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成分。是以上各种足球俱乐部模式中与市场经济距离最远的一种形式。
　　通过几年的运行，除了前卫寰岛队已经并入海南寰岛集团以外，其它两个俱乐部在经营上已经表现出与其它国内足球俱乐部的差距。如果这些俱乐部不在体制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俱乐部的经营将会影响到足球队的成绩。近两年八一队成绩下降、火车间队降组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前卫在1995年划给了同属公安部系统的海南寰岛集团。寰岛集团是一家实力强、规模大、经营范围广的上市企业，为前卫寰岛队每年注入数千万资金，在寰岛集团的支持下，前卫寰岛队已升至四A，成为甲A劲旅。
　　据说前卫寰岛俱乐部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并称自己为全中国第一家股份制足球俱乐部。而辽宁足球俱乐部也称自己是第一家股份制俱乐部，那么谁是真正的第一呢？
　　由此证明行业协会的出路也是要采取某种灵活方式，寻求社会和本行业的赞助，走联办或股份制道路。否则只能是路越走越窄，球越踢越差，走向自生自灭的的道路。
　　足球俱乐部的产生和发展，给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提供巨大的经济支持。5年来，随着俱乐部的巩固和发展，国内的绝大多数足球俱乐部能够正常运作并且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然则从员一方面看，不同类型的俱乐部仍有诸多自身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加以改进。
　　一、足球俱乐部要逐步把"两张皮"变为一个"有机整体"。
　　政企联办型俱乐部由于只是通过两家的协议或者合同约束双方合作，并没有在资金或者股权方面的真正融合，因此合作的双方并未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内部有意无意之间仍然分为两大块。即使组织机构健全，一巳发生矛盾，也往往会出现企业代表控制资金，体委方面控制球队，各自靠手中优势来实现各自控制一方的局面。这是政企联办型俱乐部基础不稳固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由足球职业化进程之前的体委出队，企业出资的合作方式下的病根。在政企联办型俱乐部中这种稳患潜伏，一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
　　而在过去，"两张皮"现象经常发作。在辽宁股份制足球俱乐部未成立之前辽宁队与新世界的合作中，双方就因为是否参加"亚俱杯"引发过激烈的争论，双方基于对自己利益的维护和对足球的不同理解各执一词。新世界一方认为，"亚俱杯"不但没有效益，而且还要花掉4O万，这样的比赛不能参加。球队一方认为，球队天生就要打比赛，像"亚俱杯"这样的球赛不参加怎么能算东北虎。
　　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塑造专业队体系转轨成以市场经济为依托的俱乐部体系，这是中国足球进入市场，增强活力，与国际接轨的一个尝试，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在实行俱乐部制之初，由于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俱乐部、球队和球员具有双重身份和接受双重领导。这存在许多弊端，出现了不少纷争。因此，怎样由双重领导、双重负责过渡到完全由企业和俱乐部直接领导，将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
　　中国体育产业是从足球界打开紧闭多年的大门，允许商界开始介入的。大门一开，就要有两种不同的空气相互交流。两种观念、两种管理体制、两种运作模式，必然要在一起互相适应和碰撞。
　　而在足球产业发达的国家，足球界和商界是二位一体，难分你我的。对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也就是从参股到控股的简单过程。实力不足的企业可以作为小股东参与俱乐部的决策，而实力雄厚时则可跃居大股东，出任俱乐部的董事长或主席，从而来确定俱乐部的大政方针。
　　由于西方法律规范、经济模式和社会契约默许并保护这种俱乐部的运行模式，谁违背这种模式谁将被毫不留情地淘汰出局，这样就保证了足球产业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和足球自身规律有序发展。
　　而中国足球界和商界还需有一个漫长同化过程。在现阶段，商界和足球界必须在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方面尊重对方的利益，尊重历史，尊重经济规律。
　　江苏迈特足球俱乐部的悲剧命运则成为这一问题的极好注释。
　　迈特足球俱乐部1994年2月28年成立，江苏省足协与南京迈特公司为了表明双方的合作诚意，将合约签订为十年。但是，随着工作向实质性进展，由双方派人所组成的董事会便产生了日益扩大的裂痕。围绕足球俱乐部的指挥权和管理权，俱乐部内部出现了两派：钱派与权派。这种对立导致了足球的尴尬：一方面，队伍训练、比赛和生活管理需要迈特出钱支撑；另一方，队员、教练人事档案又受足协派的掌管。两派的明争暗斗使球队尤所适从，造成军心浮动。1994年，迈特足球队是甲A队伍的升班马，但不到一年跌回甲B行列；1995年，迈特打完12轮联赛，排名第九。
　　双方都认为出于对江苏足球大局的考虑，应该精诚合作。但是，彼此又都对对方怀有深刻不满。足协派认为迈特派在处理"苏港足球对抗赛"一事上过于偏激，停发球员工资更不应该，要先把球队的工资和伙食费全部解决后再坐下来谈；"迈特派"则坚持认为"足协派"有越权行为，球队公司应在先交换思想之后再解决。一时间双方陷入僵局。
　　在球队进行联赛第11轮比赛前的一个星期，江苏迈特足球俱乐部内部矛盾引起江苏省委、省政府、省体委的关注，在各种压力下，双方终于坐在一起。"迈特派"向江苏省足协提交了一个建议书："1995年由我公司直接划拨江苏迈特足球俱乐部代表队及通过江苏迈特足球俱乐部下拨足球用于训练、比赛等经费已逾1OO万人民币，至此我公司在《组建江苏迈特足球俱乐部合同》中承诺球队使用经费已基本到位。但1995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B组）赛程刚过半，预计要保证今年联赛正常进行，其需要的经费将远远超过我方所承诺的数目，而俱乐部目前的经营状况是无法满足这些经费的，如仍需要依靠我公司拨款，已远远超出我公司的承受能力。为保证联赛的正常进行，使江苏足球事业与足球体制改革稳步前进，特提出如下建议：1。我公司愿意出让所持有的江苏迈特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权。有关出让对象、出让方式、过渡期安排均可通过协商解决。
　　2．（或者）修改俱乐部合同、章程，改组俱乐部组织结构，由俱乐部自身负债经营，我公司仍将信守原合同中每年的最低经费承诺。
　　3．如上述两条均不能实施，则我方认为提前解散江苏迈特足球俱乐部将符合双方的最大利益，双方应根据章程立即着手讨论俱乐部解散及清算事宜。"
　　江苏省足协收函后进行讨论，认为对方所提全部股权的出价300万元太高，若全部购买，还不如重新组建一个俱乐部。而第二点显然也不可能，因为迈特俱乐部根本无能力进行经营。很快，江苏省足协就复函迈特公司，同意第三点方案。
　　1995年9月11日，江苏省足协与迈特电子公司的负责人代表各方分别在终止合作的协议上签字。这样成立了1年零7个月江苏首家职业足球俱乐部终于宣告解散。
　　迈特俱乐部实行的是由董事会直接领导下总经理负责制，一年的运行已形成董事会、经营、球队三个层次。但是由于职责概念不分明，从而使内部管理和运转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问题出现在最高权力层董事会内部。虽然迈特俱乐部由迈特公司和省体委、省体院共同组建，董事会成员由三方派出代表组成，但在决策过程中，有重点偏移之嫌，不能保证充分体现双方的考虑。
　　其次，问题表现在经营关系不健全。俱乐部内部没有较为明确的经营思路和分工协作，操作过程显得缺少条理性，无法对各种问题提出较为满意的处理和解决方案，也没有精力来开拓广告、门票以外的其它经营渠道。
　　再次，问题表现在对球队的过多干预上。由于俱乐部不能较好发挥调研力量，无法对队伍和形势作出冷静正确的判断，因此对主教练的工作息信忽疑，并直接插手球队的训练和管理，挫伤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1998年以前，广东队的管理基本上遵循一个由主教练--俱乐部主任（包括企业在内）--学院领导--体委领导的垂直领导模式，最终的决策者还是体委，俱乐部和体委的关系是互为补充的。具体一点说就是双轨制，宏远俱乐部负责大部分的运转资金，队员的食宿和训练由体委管理下的广东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负责。
　　在宏远队成绩较好的时候，合作双方都表现得很合作、很宽容，为球队创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氛围。然而，到了成绩不好的时候，隐蔽在下面的矛盾就会浮出水面。双方都觉得这种日子过得很不舒服。
　　1998年以后，广东宏远集团终于将广东队归于自己名下，当然，体委得到3000万元的补偿。
　　改革原有的足球体制，建立俱乐部制，其中目的之一就是要摆脱体委的行政干预，使足球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但变革的结果，往往是足球俱乐部摆脱了体委的行政干预后又落入投资企业和大股东的干预中，这种变革仍然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俱乐部的大事不应该由体委说了算，也不应该让主管企业说了算，应该让俱乐部说了算，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俱乐部的董事会，虽然有体委和企业双方派出的人员共同组成，但无论来自何方，进入董事会后就是俱乐部的成员，他们作出的决定应该考虑的是俱乐部的利益，而不是体委和企业的利益。只有这样俱乐部的工作才能够正常开展，才能避免陷入无休止的矛盾和争论中。
　　理论上是这样说，但在现实生活中俱乐部领导权之争总是贯穿于俱乐部组建和运作的全过程，并以公开或隐蔽、直接或间接、激烈或平和的方式表现出来。
　　体委和企业双方都拥有强大的武器：企业一方是钱，是经济实力；体委一方是人，是传统的力量。如果双方缺乏合作的诚意，各自运用自己手中的力量威胁对方，那么，这种合作始终是要破裂的。
　　合办型俱乐部的分与合，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即使我们把工作做得再精细，制度再严密，约束机制再完善，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离婚率"，而不会完全避免。这是这种体制本身的特点造成的，是人为不可逆转的。
　　而避免的方法，除双方都应该确立合作的正确思想，在俱乐部运作上还必须建立一整套健全的体制，重大事项由董事会民主讨论后作出决策。
　　二、要进一步明晰产权数量、产权归属。
　　对体委一方的有形、无形资产，人力、财力投入没有进行评估或者没有进行合理的评估，无法真正明确各自投资的比例和利益分成。目前各俱乐部对此都采取回避政策，但在遇到债权纠纷和利益分配时就将暴露矛盾，直接影响俱乐部的生存。双方都在顾全大局、维持现状。目前只有少部分足球俱乐部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其它足球俱乐部无形资产的评估尚未进行。
　　出资者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未进行考虑，使俱乐部未能成为具备真正的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没有真正的法人独立财产权和有限责任。
　　对足球俱乐部的资产进行评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国内缺少专门的体育无形资产的评估机构，通常的评估都是由综合性的会计事务所或评估事务所来进行的，很难具有权威性；其次对体育无形资产的评估缺少依据，不是评得过高，令人难以相信，就是评估得过低，造成国有体育无形资产的流失；再次在评估过程中掺杂了大量人为因素，评估事务所往往根据客户要求来进行评估。
　　在无形资产的评估方面，轰动最大的非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莫属。
　　1997年6月，在甲A联赛上不断滑坡的上海申花俱乐部在场外造出了一条大新闻，向媒体公开宣布；其商誉价值评估是11．38亿元人民币。对于这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许多人发出疑问：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大的权威性、科学性？
　　商誉属于无形资产范畴，对其评价是很困难的事情。Be－lieveitornot，信不信由你，值不值这个钱只能让市场去检验了。
　　品牌概念已经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品牌也是一种资产。可口可乐品牌价值为434亿美元，麦当劳为及89亿美元，国内的长虹电器据评估价值为23亿元人民币。而在体育界，NBA中顶尖球队芝加哥公牛队，1997年评估它的价值为1．5亿美元，而意大利著名国际米兰队1995年评估结果仅为4000多万美元。1997年4月股票上市前的英超劲旅纽卡斯尔联队资产评估为1．93亿英镑。
　　为了平息足球界和球迷的一片嘘声，为申花评估的上海市中资产评估事务所认为此数字绝对可靠，甚至已经精确到人民币的角和分。用一位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评估的基础和原始依据如同花岗岩般坚实。"
　　如果申花值11亿，那么四次甲级联赛冠军大连万达和两届足协杯得主北京国安队又值多少呢？
　　可是，1998年初，传说大连足球俱乐部有易帜想法的时候，开价为1亿5千万，而还价仅为5千万。
　　根据不同的评估目的和评估方法是可以得到不同的评估结果的。
　　国家规定，凡企业国有有产权变动必须进行资产评估，并以评估价作为产权转让的参考价。对体委所属的足球队的资产评估，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新课题。如果不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评估标准和方案，以后的实际操作中必然引发矛盾，从而阻挡足球改革的进程。
　　甚至在股份制俱乐部内，也有产权不明晰的情况。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当年在辽宁足球俱乐部成立的时候，以一支一线队、一支二线队和二支三线队三支队伍作价入股。在俱乐部成立以后辽宁体委和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许多人认为三支队伍一起入股吃了大亏，同时也有使辽宁足球容易产生后继无人之嫌。因此又是硬把三线队扣了下来。对此辽宁足球俱乐部第一任总经理曾颇有微词，但是一则在辽宁办足球俱乐部要依靠辽宁省体委和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二则自己方面也有"短处"在体委方面手里，于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可是不久后"小队"不是被作资入股与另外一家企业组建了一个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三、要进一步调整组织机构。
　　在无资金来源情况下办职业俱乐部，由专业队变成俱乐部，就得被迫依告企业的资金，将俱乐部管理权限分给企业，甚至觉得企业养活球队，主要管理职权给了企业一方，体委一方处于从属地位。
　　今日之中国足坛，职业化意味着把以前由地方体委管理的专业足球队变成由企业经营的职业球队。在现阶段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中，发展的趋势是老板说了算，经营的着眼点，更多的是考虑到经济效益与轰动效应上的需要，或者干脆凭老板的个人喜好来决策。
　　人们常把影响市场供求的综合因素比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在如今的足球市场L，却是老板"看得见的手"在操纵着足球俱乐部。
　　陈熙荣说："现在足球有两个主体，一个是体育，一个是商品，两者各有规律，中国的足球职业化改革只有几年，两者还在磨合中。"
　　四、要进一步规范俱乐部名称。
　　我国现有俱乐部名称很不规范，大致分为三类A、以企业名称命名。目前这样的俱乐部居多，这既不合理，也不利于俱乐部的发展。俱乐部前冠上一个公司的名字，不利于引进其它公司，也不利于俱乐部的独立，某公司的俱乐部必然对该公司有依赖关系。
　　B、现在也有以地方命名的俱乐部，以公司命名队。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保持俱乐部乐称中性化，今后又可以争取到国内外更多的企业资金投入与竞争，又能照顾到企业的利益，保护其投资积极性。
　　C、行业协会。这是沿袭过去的行业协会的老名。与国际上也是接轨的。
　　在足球俱乐部的命名上，韩国的经验很值得借鉴。
　　1995年，为了适应国际足球发展的新趋势，更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韩国足球协会对职业联赛进行了重大改革。
　　首先，参加职业联赛的球队由原来的7支增加到11支，比赛场次由原来的42场增加到110常其次，是11支球队全部改名。从过去的哪个企业资助就挂哪个企来的名称改为像欧洲、南美洲那样，全部以球队所在地的城市名称命名。之所以这样，是为了避免给人造成球队是企业球队，其活动只不过是企业内部的娱乐活动之一，与当地的体育运动无关这样一种误解。球队更改名称后，将会起到带动和活跃地方足球运动，普及和提高当地足球水平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大大调动球队所在地的球迷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的人关心足球并到现场观看比赛。
　　其实，同样的事情中国也做过，但却不了了之。
　　1994年末，中国足协下属的福特宝足球发展公司为全国足球甲级联赛的24支球队制定形象方案，每支队伍的通用名均以吉祥物来命名。
　　两年以前，日本还未实现职业化，各球队均以日本企业赞助商名字为队名。最著名的有读卖新闻队、住友金属队、三菱队、东芝队等，但成立足球俱乐部后，都分虽更名成川奇贝尔迪队、鹿岛鹿角队等。这些积业队的命名特点是：地名十其他。
　　比如横滨弗卢吉尔斯队，横滨是球队所在地地名，"弗卢吉尔斯"是德语胜利的意思；与它同在一个城市的横滨是一个世界在港的特点。名古屋逆戟鲸人队，则是地名加吉祥物的名字。
　　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是队名永远不会改变。例如，一旦其出资组建俱乐部的公司破产，可以将球队的股份转让，球队便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二是从球队经营角度，有利于球队找到其他赞助商。
　　三是通过队名的使用，更有利于球队的CI形象设计。当今世界各国职业俱乐部，都极重视自己的外观形象，从会徽到吉祥物都有自己的特点。由于有了自己的形象设计专利，在经营过程中，俱乐部又通过专利使用费，赢得一大笔钱。
　　中国足协福特宝足球发展公司更名方案为：大连雄鹰队（万达队）广州响尾蛇队（太阳神队）上海银狐队（申花队）沈阳东北虎队（远东队）济南雄狮队（泰山队）成都公牛队（全兴队）广州华南虎队（宏远队）北京金鹿队（国安队）八一黑豹队（解放军队）延吉猎犬队（三星队）青岛海牛队（海牛队）天津麒麟队（天津一队）南京扬子鳄队（迈特队）广州天火奥林匹克队（广州二队）佛山鳄鱼队（佛山队）武汉九头鸟队（武钢一队）大连火车头队（火车头队）天津大力神奥林区克队（天津二队）长沙金象队（湖南金象队）深圳大鹏队（深圳队）上海百丈跳奥林匹克队（上海大顺队）大连信天翁队（大连铁路局队）北京金刚队（首钢队）通过CI设计，树立自身形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一支球队拥有自己的队徽、队旗、队歌以及较固定花色的队服在国际赛场上更是司空见惯。但福特宝公司按国外流得的俱乐部CI设计为国内的24支甲级俱乐部制定出形象方案，经过实践证明却是失败的。
　　这种做法的初衷是急于与国际惯例接轨，为使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职业联赛更具有职业化的色彩。但是，这种带有包办性质的大而全的形象方案的出台并没有得到共识。
　　首先，各俱乐部都在忙于对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章程制定相应的对策，在各级俱乐部负责人面前，都有比包装队伍更重要的事情，比如提高队伍成绩显然是当务之急。
　　其次，企业靠赞助球阶扩大知名度仍然是双方合作的基本方式，通用队名的使用将损害企业的利益，也使俱乐部得不到应有的财政支持。
　　再次，各队名的形成多与当地体委，球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通用队名顾及到了球队的约定俗成的队名，但大多显得牵强、单薄，只是简单的捏合，并不能真正体现出球队的特色，也缺乏说服力。
　　此举如何能够独具特色，并且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并非一日之功。
　　广东太阳神队就曾经说过，他们宁肯叫"广州垃圾队"，也不叫"广州响尾蛇队"！
　　五、要进一步完善经营机制。
　　经费来源渠道不多，经营门类单调，直接影响了足球俱乐部了收入。职业俱乐部是以某个大财团依托，足球比赛为载体，电视广告、餐饮服务、足球衍生产品等多种经营活动并举的综合型经济实体。据有关资料显示，国外俱乐部的经营活动收入占俱乐部收入的7O％。而在我国，足球俱乐部基本上是企业与体育部门联办和官办民助的模式。足球俱乐部的产权，经营者收益权不够明晰，加上经营意识不足和缺乏经营压力及动力，主要依赖的于门票收人和赞助收入来维持足球俱乐部的运作，而经营开发方面的收人却寥寥无几。
　　我国大多数俱乐部由于长期依靠"无偿"资助，外部宽松环境和无经营压力，只有过把以往计划经济下的"等、靠、要"的对象由政府转化为企业老板。
　　六、资金运用不合理，球员收入过高，不利于足球俱乐部的健康发展。
　　目前，一些足球俱乐部虽资金短缺，但在资金运用方面还不够合理。在引进球员、球员工资、奖金等方面的支出比重过高，使得足球俱乐部的经营投资严重不足，影响俱乐部的健康发展。
　　相反，在保证比赛水平的场地基础设施和与提高训练和比赛水平息息相关的运动与恢复设施建设上，后备人才挖掘与培养上，却显得极为吝啬。
　　资金使用不合理有专业和经营管理知识等方面的因素，但最深层的原因如前所述，还在于俱乐部经营机制尚未根本形成。
　　俱乐部制度上的无权、无利，无责任、无风险的状况，决定了俱乐部行为不具备本身的经济动因，无论在资金开发与使用上必然出现一系列问题。
　　只有进一步理顺机制，足球俱乐部才能轻装上阵，从而使中国足球如虎添翼。

 

22．国外足球俱乐部的经营模式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中心是俱乐部制。而俱乐部制是我们从欧洲引进的。为了更好地学习国外的经验，把我国的俱乐部越办越好，本章介绍一下国外足球俱乐部的情况。 
　　俱乐部是个外来语，是英文club译音，原意为"总会"和"社交圈"，也指娱乐场所。俱乐部本身代表着一种组织制度，传统意义上的俱乐部大多数为会员制，会员交纳会费，民主选举管理层，制定规章制度，会员活动范围大都是封闭的。目前这种俱乐部制在我国其它行业或领域内也很盛行，比如汽车俱乐部等。西方某些老牌足球俱乐部仍保留了传统意义上俱乐部制的某些特征。
　　西方旧时俱乐部都带有浓厚的贵族气息。随着娱乐项目的平民化，尤其是当代体育在商品中经济的冲击下，逐渐走向市场时候，传统意义上的体育俱乐部，尤其是足球俱乐部已不能适应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市场环境。因此其运行能力、管理制度逐步改进，实际上已与公司制极为相似。例如，董事会原本是公司制的一个组织机构，被俱乐部广泛采用；俱乐部领导人已不再以主任、会长相称，代之以董事长、总经理的面目出现。
　　无论现代企业还是现代俱乐部，在运行机制中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特征：法人机构和法人管理结构。也就是说，现代俱乐部必须拥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产权明晰，俱乐部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投入各方对俱乐部承担有限责任。
　　要讲俱乐部，就得先兜上一个小圈子，首先从足球的发展史、足球的职业化进程说起。
　　没有什么人能够说得清楚，世界上第一场足球赛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举行的。因为其根源可追溯到有记载的历史之初。在前工业社会，这项运动是作为丰收仪试的一部分，在每年特别是特定的季节举行的。历史学家在古代的美洲、日本以及中国都发现了这种运动的遗迹。
　　足球一直是作为一项平民运动存在的。因为在历史进入中世纪以后，马上运动成为标榜身价的象征，自命高雅的贵族们是不屑于在地上玩的。并且，他们认为足球对于军事训练无益，是一种斥诸暴力的纵情恣肆。但变有较为温和者认为足球是以一种无害的方式来释放掉人们多余的能量，因而没有理由去剥夺穷人这种单纯的游戏。
　　英国社会自1750年左右起，从农业型转变为工业型，原来在乡间田野中进行的游戏，也逐渐转变，以适应城镇环境中狭窄的街道和坚硬的地面。原来由阳光、四季决定的闲暇时光，变成了由工厂的人工灯光和老板们的要求决定的工余时间了。道路和交通的改善使游戏和比赛能够在土地以外进行，中产阶级所喜欢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一部分人过上了自由的日子，并不仅仅是资本家，就是工人中也出现了一个富裕的阶层，他们除了正常的开销以外，愿意并能够为足球队和球员支付费用．足球俱乐部队由自娱自乐的形式转向靠卖艺为生，或者说由业余向职业转化。
　　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得最快，英国因此而成为近代世界的最强国，于是许多现代的热门体育运动都发源于英国：1857年的登山，1866年的田径运动，1869年的游泳，1888年的划船。
　　自行车、滑冰、般海、拳击、曲棍球和网球都在英国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职业足球作为一项必须依附于商业经济的产业由英国产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
　　在足球运动风行英国之初，英国公学的校友们不仅建立了现代足球的规则，而且确立了他们认为在足球运动中人们所应有的精神，即足球应该是不受物欲世界玷污的业余比赛。
　　人们通常认为是苏格兰移民给英格兰引入了体育的职业化。事实是这样的，19世纪8O年代苏格兰球员在英格兰踢球人数众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来找工作的。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工作相对于足球是次要的。8O年代期间，足球已深入工人阶级，而城镇、乡村和私人俱乐部所主持的球赛甚至能让工业生产暂时停顿。
　　1871年英国创设足协杯赛，足协杯吸引了英格兰最巨大的观众群，19世纪8O年代，观众的数量大幅度增加。1910年，共有11万人聚集在水晶宫，来观看托特纳姆热刺队与谢费尔德联合队争夺蓝缎带的联赛。不断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球迷队伍中。这个时候，工人们的生活比30年前已有很大的改善，他们已经争取到更短的工时，星期六下午可以休息。而且他们能够有钱为自己喜爱的球队观战助威，可以乘方便的无轨电车观看本地区的比赛，也可以乘火车去外地观看重大的比赛。
　　这个时候，球队基本上都是自发形成的：有的是板球俱乐部改建的；有的是教会组建的；有的是街头足球队，先在本地区踢出名声，然后闻名全国。以工人阶级球员为主的球队大多获得了成功。
　　1885年，英国足协收到了一系列对运动员收钱的投诉，有人靠踢球嫌钱已经成为不可避免，足协建立了一些专业委员会来处理这些问题，作出了重罚的警告，但最终足协使职业化合法化，虽然加上了种种限制，但慢慢地这些限制都被废止，在这期间球迷们功不可没。在1879-1882年间，英格兰的一些足球俱乐部为了提高球队水平，满足观众欣赏需要，特地从苏格兰买进了一些优秀运动员，开始向足球职业化进军，便是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当职业队派人与保守的业余队谈判时，三名代表竟被他们蛮横地扣留下来，消息一经传出，成千上万的球迷愤怒了，他们组织起来，浩浩荡荡地奔赴代表们被扣押的地点。失去了支持的业余俱乐部见事不妙，赶快放人。7万名球迷欢天喜地地庆祝自己的胜利。职业化终于取得了胜利。原有陈旧保守的体制开始解体，一种新的、充满了竞争活力的体制形成了。
　　19O7年一批自认为真正业余足球的球队实在忍无可忍，他们脱离了英格兰足协，自己成立了一个业余足球联盟。英格兰足协1923年12月在伦敦全会上专门讨论了职业足球的一些细节问题。他们给职业足球运动员下了如下的定义：所有在足协登记注册为一种职业的或接受报酬的，或在他们住宿、交通所必需的费用之外，再接受任何形式报酬的，都是职业队员。在一场足球比赛中，为任何物质奖励而竞争的队员都应算职业队员。
　　很多人认为职业足球有悖于奥林匹克业余精而坚决反对。
　　但职业足球却以强劲的势头在欧洲各国发展起来。
　　职业化以后足协马上就遇到一个问题：职业化的球员是要定期拿薪水的，而足协杯是采用淘汰制，如果一支队伍在前几轮比赛中就被淘汰，那么那些拿薪水的职业球员们又干什么去呢？于是，联赛便应运而生。联赛由经过挑选的球队组成，球队定期以主客场制进行经赛，而且给予联赛以优先权。一些自我奋斗的成功人士，小业主以及企业家参加了关于联赛的讨论。
　　1888年9月8日，有12支球队参加的首届联赛开始。联赛制度如下：积分制为胜一场球积2分，平一场球积1分（而非有些人所极力推崇的0分）；在积分相同的两队之间以平均进球数分胜负（净胜球直到1976年才引入联赛规则中）；甲级队降级和乙级队升级的甲乙级队赛制。其中关于如何分配比赛门票收入是争论的焦点。
　　职业球赛在发展的道路上前进，其精神气质是由足协的业余理想和联赛的家长作风共同左右的。许多管理足协和足协和足球联赛的人都致力于他认为可以促进足球的工作，却没有考虑过经济回报，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足球运动员也就该如此。而一般的足球运动员却不这么认为，力量在他脚上，他们踢球就要得到回报，这些回报应该是他们在工厂、矿山和船坞干活所得的一倍。
　　2O世纪2O年代被誉为"疯狂的年代"。在萧伯纳看来，这个年代最疯狂的一面莫过于人们对体育的狂热。中欧的一位作家尹根·欧文·基什看到了当时社会文明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不可逆转变化：收音机取代了书刊，电影取代了戏剧，照片代替了演出。在他看来，体育是一种新生力量，必须受到政治家的重视。他并不赞成体育运动职业化，但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他意识到这一事实是不可避免的。
　　1924年奥地利完成职业化。
　　匈牙利也随后于1924年完成职业化。
　　1925年，捷克斯洛伐克完成职业化。
　　1931年，阿根廷完成职业化。
　　1932年，法国实现职业化--造成这种拖延的原因在于一些俱乐部担心职业化以后，球员会要求得到更多的钱。
　　1933年，乌拉圭完成职业化。
　　1933年至1936年间，巴西完成职业化。
　　当时欧洲隐蔽的职业化占据着统治的地位，特别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更为明显，这种隐蔽的足球职业化通常是以交通补贴的名义出现，球员往往以"商人"、"售货员"身份参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是因为奥运会足球赛是世界最早的国际性重大比赛，它在1912年第5届奥运会上被接纳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英国在19O8年和1912年连获两届奥运会足球冠军，充分显示职业足球的优势。后来，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不准公开表明为职业队的球队参加奥运会足球赛，强迫英国派一个业余队参赛，结果英国在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足球赛中，首轮即遭淘汰。一气之下，192O年-1924年英国四足协集体退出了国际足联。
　　1926年的罗马会议，瑞士提出了以下提案；除各国国家足协确定的某些限定情况外，对没有工作的工作日不准许支付补偿。在限定情况下的补偿现在没有实行的将不再支付，今后也不容许运动员企图将体育运动置于其工作之上。各国家协会有关这个问题的规定必须事先征得国际足联执委会的同意，执委会根据上述原则和各国的地理条件负责确定补偿的天数，而各国足协有权决定对损失的工作日是否给补偿。
　　这一提案得到了通过。
　　这个决议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一种工资和报酬的存在，是欧洲大陆对职业足球首次委婉的承认，但古板的英国人断然拒绝接受这种"有补偿的业余"的论点。直到1946年，他们才重返国际足联大家庭。善于变通的奥地利、匈牙利等国则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提案，他们一直在搞貌似业余、实为职业的足球。这样在欧洲就形成了职业足球和业余足球并存的局面。
　　前几届奥运会足球获得了辉煌成就，无论是参加的球队数，还是水平和观众人数都显示了足球发展的广阔前景。但是由于奥运会禁止职业队员参加，使一些国家以职业队员冒充业余队员参赛引起争议。英国对隐蔽职业队员提出抗议，结果迫使隐蔽职业足球色彩最为明显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一流强国未能参加1928年的第九届奥运会，从而造成奥运会足球水平的下降。各国最优秀的运动员都集中在职业队中，而奥运会又只允许业余队员参加，这样选派参加奥运会的国家队就不是各国的最强阵容，不能反映出这些国家足球运动的真正水平，因而奥运会冠军就不能称为真正的世界冠军。
　　面临这种世界足球的危机，各国都要求创办一个不分职业和业余的新的世界锦标赛，提供一个可以公平地展示自己实力的场所，看谁会是真正的世界冠军。
　　1930年，第一届世界锦标赛（后改称为世界杯）举行了，这是职业足球发展必然产物。从此以后，奥运足球就衰落了，这足以说明职业足球所具有的巨大威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职业足球在欧洲和南美洲迅速发展壮大，英国四足协重新投入国际足联的怀抱。
　　50年代掀起了职业化的高潮，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法国成为热闹非凡的运动员买卖市常随着球员的流动，足球俱乐部之间的比赛日趋紧张激烈，各种大型的比赛陆续被创设出来，欧洲锦标赛，欧洲俱乐部三大杯赛，超级杯、洲际杯赛都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亚、非、中北美、大洋洲也纷纷效仿欧洲的做法，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竞赛体系。
　　在欧洲和美洲的带动下，足球运动员市场在全世界建立起来，没有开展职业足球的国家的运动员也禁不住诱惑，纷纷加入欧洲的足球俱乐部。为了规范球员的流动，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便被制定出来，足协和俱乐部也都建立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机构，逐渐形成职业化的管理体系。高度职业化使足球成为一种产业，靠足球比赛自身的魅力获得发展经费，从而推动足球的发展和提高足球水平。
　　国际奥委会则坚持强调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必须尊重奥林匹克章程第二十六条和1974年维也纳会议通过的补充规定中的业余运动员的条件。
　　鉴于各国的组织形式各不相同，一部分国家公开承认存在职业队员并设有职业比赛，这部分人是明显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却可以以参加世界杯的原班人马再参加奥运会，从而从中受益，得到最高名次，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队员是有酬金的，因此他们以业余队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是有悖于奥运会精神的。
　　1984年，为了使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争论得到解决，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宣布，除了欧洲和南美洲参加过世界杯（包括预选赛阶段的）的队员不得参加奥运会外，今后不再区分职业和业余运动员，而在年龄上加以限制。
　　8O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体制的变化也带来了足球体制的变化，职业足球为全世界所推崇，全球范围内席卷着职业化的浪潮。
　　到1992年中国实行足球职业化改革之前，全世界已有5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职业和半职业足球。
　　亚洲：韩国、马来西亚、沙特、泰国和日本；非洲：阿尔及利来、突尼斯、埃及、摩洛哥、喀麦垄肯尼亚；大洋洲：澳大利亚；中北美洲：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南美洲；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欧洲：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英格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北爱尔兰、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苏格兰、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前苏联、威尔士、南斯拉夫。
　　东欧国家的足球队大部分归军队领导，运动员名义上是大学生、军官、职员和工人，实际上他们既不上学也不打仗，既不办公也不做工，是地地道道的职业球员。这些球员一旦在国际大赛上获得较好的成绩，各种优厚的待遇便接踵而至。他们的金钱没有职业球员那么多，但是与本国老百姓相比，他们已过着贵族式的生活。而且这些球员在功成名就挂靴以后，往往还会得到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因此把这些球员列为业余运动员实在是难以服人。
　　职业体育俱乐部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欧洲绝大多数职业足球俱乐部均属非营利性。这是因为他们大多是从业余足球俱乐部中分化而来，而且其职业只是暂时并非永久的，一旦球队从职业联赛降入业余联赛，则其身份也就自动地从职业俱乐部降为业余俱乐部。这类俱乐部都拥有成千上万的会员，会员会费是俱乐部的主要财源之一，有时占俱乐部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俱乐部的性质是不能轻易放弃，否则经济上的损失就太大。
　　这些俱乐部一般都采用"一部两制"的变通方法，其主体部分和其它业余体育俱乐部一样，实行业余原则，按业余的机制运营；而同时按照市场机制来经营职业足球队，这种经营也不是为了赢利，而是维持生存。
　　这类俱乐部按照传统规定，俱乐部的主席、理事会和董事会成员的主要负责人都是业余兼职，不拿工资，俱乐部的所有财产都是集体所有，所有收入只能用于俱乐部本身的开支，嫌了钱任何人都无权参与分红，因而也就无人承担亏损的责任。一般俱乐部都有大老板作为后台，但是往往投入大、回报小，一段时间后就激流勇退，再有其他沽名钓誉的大老板接着上。这一机制的本质属于"大锅饭"，亏了靠别人输血，非常不利于俱乐部身身的开经营。
　　1992年西班牙职业足球俱乐部连年亏损经营，累计已达3亿多美元，不少俱乐部已走上绝路。政府不得不效仿美国盈利性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成功经验，进行改革，下令所有职业足球俱乐部必须设为有限公司。自此情况大为好转；三年以后，职业足球的年创利已高达3．7亿美元。
　　美国的盈利性职业体育俱乐部不实行会员制，全靠自力更生，是完全按市场经济机制经营的以竞赛为手段、以营利为目的商业组织，无一例外球员都是老板、公司和财团的私有财产，凭以嫌钱，也可以转手倒卖。经营人自负盈亏，职责十分明确。
　　运动员是老板的雇员其职业身份是终身的。为了保证比赛质量，吸引更多的观众，美国采取下列两个有力措施：一、严格规定职业队的数量和地域分布。例如美式足球和棒球各28个，篮球29个，冰球21个。这些队均匀地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每个城市同一个项目只允许建立一个队。在吸收新会员时，必须得到现有会员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并且交纳一笔可观的而且在不断上涨人会费（以篮球为例，现已高达1．25亿美元），新会员所在城市如果离现有会员所在城市较近，还要交纳一笔不菲的补偿费。
　　二、合理分配新队员。为使各队实力大体相当，避免出现强弱悬殊的不利局面，规定全国每年集中选拔一次新队员，而后依联赛成绩名次，从弱队开始分轮选拔，以保证弱队每年都能选到较好的新生运动员。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各地为争夺新队员而抬高现有运动员的身价，增加球队的经济负担。
　　这类俱乐部大多经营得当，少有亏损。而且由于美国法律规定职业运动队属于娱乐性组织，划归社会福利事业，可以享受部分免税待遇，因此其利润还在看涨。美国达拉斯职业棒球队1984年的价值6000万美元，1989年再易其主时成交价高达1．4亿美元，翻了整整一番。
　　在欧美，各国足协对职业足球俱乐部和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条件、数量有严格的限制。
　　一般来说，成立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必须具有以下四个基本条件：一、要有一个标准的比赛场地及相应的备用训练场地；二、要拥有一定的注册资金和周转资金；三、要有一支相当实力水平的球队；四、要承担后备力量的培养，附设青少年队。
　　只有符合以上条件，向足协申报，经批准之后才能宣布正式成立职业足球俱乐部。
　　在以上四个基本条件中，前两种是足球俱乐部得以正常运转的保证，第三个是足球俱乐部存在的标志，第四个是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基础，也是欧美职业足球俱乐部普遍关注的问题。
　　英格兰几乎是现代足球博物馆。足球俱乐部最初只是一些喜欢踢足球的人组织起来的小团体，现在那些最小的俱乐部依然如此，而那些高级的俱乐部则已走过了从业余到职业，再从职业到公司的路程。如今到英格兰，仍然够体验这种历程。
　　英格兰有职业俱乐部93个，分为超级、甲级、乙级、丙级四个级别。这些俱乐部体制相同，组织形式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体，也有个别是家族企业性质的俱乐部，如布莱克本，或少数开放型股份公司（即上市公司）如曼联等。它们在体制上都是独立经济实体，与企业的经济联系是赞助关系。即使是布莱克本，虽然俱乐部的老板和企业老板是同一个人，但俱乐部也是独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英国公司法是非盈利公司，而股份也是象征性，不分红，不退股。
　　德国的俱乐部具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即使是乙级队和业余队都有一套机构和训练基地。
　　纽伦堡俱乐部在6O年代是著名的甲级队，而在它成为乙级队以后，在训练基地内有一个三星级饭店，有商品部和室内馆，有七到八块草皮足球场，规模仍然很大，因为俱乐部本身是独立的经济实体。
　　慕尼黑拜仁俱乐部有主席1人，副主席2人，俱乐部各类人员97人。俱乐部有会员4万，构成了俱乐部的基础。会员每年每人交纳会费12O马克，而且他们还是俱乐部商品的主要买主。会员代表有选举权，可以投票选举主席，还有购票和购商品的优惠。
　　俱乐部有一支职业队，一支业余队，24支青少年队。
　　俱乐部所在地区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有6块足球场（四块天然草皮两块人工草皮）、办公楼、训练房、外地青年队员宿舍、对外餐厅、每队一个更衣室、恢复设施一应俱全。
　　俱乐部是社会团体性质，但下属有3个公司--商品、产品和旅行社。俱乐部的商品经营规模很大，每天发出商品几百箱。1995年队服卖了6O万套，队员的签名球卖了1500个，队服不仅自己卖，阿迪达斯公司也卖，但要向俱乐部交纳专利费。
　　俱乐部的重要赞助商是"欧宝"汽车公司，除了赞助款以外，还提供职业队员和俱乐部官员每人一辆汽车使用，生年更换一部新车。
　　俱乐部重要收入是门票、电视转播、俱乐部商品销售、转会费和赞助。俱乐部是完全独立的组织，自负盈亏。由于买进球员价格较高，俱乐部要买进青年队员，自己培养。在德国每一个俱乐部只有一个职业队，所以慕尼黑俱乐部的二队是丙级队。一般青年队员在18岁以后，先放在二队中锻练，或借给其它俱乐部。两年后把有培养价值的再收回已队，或者转会。慕尼黑俱乐部很重青少年队，专门有青少年部，有72名专职教练和12名兼职教练。
　　德国大多数俱乐部没有自己的比赛场地，而是采取租用场地的办法。慕尼黑拜仁俱乐部租用的是属于慕尼黑市政府的奥林匹克体育常所以慕尼黑俱乐部的经营主要是在本部，在体育场有流动售货车。
　　比利时著名的安雾来赫特俱乐部也是非盈利的公司制。过去，老板对俱乐部花钱不少，如今俱乐部经营得很好。
　　俱乐部有自己的场地，而且是欧洲一流的场地，有华贵的包厢和商务看台，包围足球场看台整整一周的是为包厢和商务座席服务的巨大餐饮厅，每年为俱乐部大量盈利。俱乐部年收入6亿比利时法郎（约2000万美元），主要来自电视、广播（4O％）、餐饮业和俱乐部商品（3O％）、门票（5％）、其它（10％）。
　　运动员工资每月3000至25000美元，奖金每场平均为1500美元到7500美元。
　　俱乐部负责食宿，每人一辆汽车（离队时交还）。但工资能够拿到手的现金很少，俱乐部代交税款、保险费和代存退役金（占工资4O％）。
　　运动员准备期每天训练二到三次，每月休息两天，进入赛季每天训练一到二次，每周休息一天。俱乐部有3O支青少年队，每个队员每年交3O美元会费，每周训练三到五次不等。
　　意大利足球法对职业足球俱乐部有关法律地位、组织机构、领导体系、职能、义务、活动范围、球员转会、球员待遇、出场费、球场设施、税务以及惩罚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与其它商业机构相比，职业足球俱乐部是最规范的组织机构，也是受监督最严密的单位。
　　就其组织机构和领导机构而言，意大利足球法规定，每个足球俱乐部必须有完整的组织机构，要有领导层、管理层（技术层）和运动员三个部分。俱乐部领导成员不得由技术人员（教练）等人和球员兼任，甲级、乙级俱乐部或者由丙级升到乙级的球队需要一种能容纳2万人的足球场地。
　　在意大利，职业足球俱乐部大多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制企业，属于民营企业，一般是由实力较强的财团控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纵观职业足球俱乐部，他们在管理体制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俱乐部实行独立经营核算。所谓独立经营核算，意味着俱乐部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是一个企业。俱乐部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向足协有关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同时必须提供地方政府部门出具的有合乎要求的足球场地的证明。在足协登记注册后，即享有法人权利。经济上自筹资金自负盈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上交利润和税收。俱乐部在国家法律和规定范围内进行竞争，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同时受法律保护和约束。
　　俱乐部的收入必须用于自身建设，不能挪作他用或私人占有。
　　其次，教练员和运动员实行合同制，即意味着允许竞争和人才流动。俱乐部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在自己经济实力允许的条件下，在足协规定的范围内去聘请教练和运动员；教练员和运动员也具有充分的自主权，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球队的环境来选择俱乐部。合同制是职业管理的核心。合同是规范各方面关系的法律基础。为了调节合同关系中的争议，双方商定仲裁协议以保证纠纷的尽快解决。运动员和俱乐部合同关系中的纠纷，由劳动法庭解决。
　　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如同一个企业，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实行严格的科学管理。
　　职业俱乐部的管理机构呈宝塔形，宝塔的顶端是主席和主席团，之下为扇形结构。
　　职业足球俱乐部一般都有一位绝对权威的老板，即俱乐部董事长，一般他拥有俱乐部近半的股份，掌握着整个足球俱乐部的生杀予夺大权。象意大利的老牌俱乐部AC米兰、尤文图斯、国际米兰就分别控制在贝鲁斯科尼、阿涅利、莫拉三位商业巨子手中。
　　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是个关键职务，也是个实权人物，负责处理整个俱乐部日常事务和比赛事宜，他由俱乐部主席亲自任命。总经理既是经济管理专家，又是足球专家，既要使足球队赢球，又要让俱乐部赚钱。总经理的全称是董事总代理。在意大利有这样的说法：当一名部长容易，当一名职业足球队的管家难。各级俱乐部为了生存，对于机构和人员设置与安排，采取优化组合，上至董事长，下至一般工作人员都采取公开招标考核的方式进行，凡符合条件者，双方签订带有严格约束力的合同。凡是在足球俱乐部工作的职员都要有较高的修养、商业知识和实际经营的经验以及足球专业知识。
　　1995年《福布斯》杂志的全育富翁榜引人注目的地出现了两位足坛人士的名字，一个是尤文图斯的老板吉阿尼·阿涅利，排名第五位，拥有33亿美元的资产；另一个就是AC米兰队老板贝鲁斯科尼，排名第六位，资产25亿美元。
　　意大利足球界老板可谓财大气粗，一掷千金，他们网罗世界足球精英。
　　从6O年代起，年轻的英国足球明星如约翰·查尔斯、丹尼斯·洛和吉米·格里夫斯开始到意大利淘金后，意甲联赛就渐渐吸收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8O年代明星们奔赴意大利的热潮达到顶点。
　　曾任世界杯组委会副主席的约翰·弗尔格尼对意大利足球深有研究。他说，贝鲁斯科厄利用自己与新闻界的关系，花巨资到国外买来了荷兰的居力特、范·巴斯藤和里杰卡尔德三位巨星。观众人数狂增，电视转播时间收视率大大提高，于是大量球员涌入了意甲。他们随着金钱运动！
　　1986年，贝鲁斯科尼提供了2000万美元拯救了面临困境的AC米兰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现在拥有5000万支持者，此举也使贝鲁斯科尼的名字在欧洲家喻户晓。
　　在贝鲁斯科尼科收AC米兰俱乐部之前，AC米兰'79～'80赛季被纪律委员会责令降级，因为它在和拉齐奥队比赛时，就有打假球的行为。随之，AC米兰队威信扫地，形象受损，元气大伤。第二年虽又杀回甲级队，但已回天乏术。在'81～'82赛季中，AC米兰因战绩不佳，再度被挤出甲级队行列。无论是球员，还是球队领导，以及广大球迷都心急如焚。至此，AC米兰队陷入了危机，等待它的只有破产、拍卖还债的命运。
　　贝鲁斯科尼接手AC米兰俱乐部以后，先换掉了两个声名不佳的董事，自己担任了俱乐部董事长。当年他57岁，在意大利实业界已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从此把全部心血注入到AC米兰足球俱乐部的经营和管理上。仅仅一年，AC米兰就令人刮目相看，以后奇迹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为什么同样一个AC米兰队，在8O年代曾举步维艰，而仅仅8年之后，便成为世界足坛"王中王"？意大利许多体育记者说，AC米兰的成功是贝鲁斯科尼的智慧之花，也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使然。贝鲁斯科尼用足球以外的产业来嫌钱，然后又利用其球星来促进商业利益的提高。
　　1994年，他参加竞选意大利总理，这一举动让政界和体育界吃惊不校虽然贝鲁斯科尼政治经验较少，但他有米兰队的声誉作基础，最后在左右翼和新纳粹党的支持下终于如愿以偿，登上总理宝座。
　　另一位著名的足球老板是奥林匹克马赛队的贝尔纳德·塔比，他也是一位靠百万富翁和足球俱乐部而崛起的政客，在政治上属于右翼，在社会党内部和马赛以外的地方更多地被看成是机会主义者。
　　命运之神对他的眷顾却不似对贝鲁斯尼那样周到。塔比花费巨资为法国第2大城市马赛健立了一支强大的球队。1993年，塔比的马赛队击败AC米兰队，成为赢得欧洲杯的第一支法国足球队。1994年塔比以独立的社会党人的身份走进欧洲议会。但与此同时，媒体竞相传出塔比及马赛队卷入了一场足球丑闻的消息。结果马赛队降为乙级队，进而失去了代表欧洲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权利，并被处以禁止其参加欧洲比赛1年的惩罚。塔比亦遭监禁，他的政治前途也到此为止。最后他在俱乐部中的股份被以1法郎2股卖出。
　　意大利一些在原职业足球俱乐部明文规定：凡是在本俱乐部工作的高级职员，必须持有意大利足球联全会高级培训班的文凭。许多多年从事足球报道的经济系毕业生，因为没有这张文凭，就无法考进职业足球俱乐部。
　　除了直接领导外，俱乐部一大批生机勃勃的中层业务骨干在足球俱乐部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于中间主管具体业务的管理层，各个俱乐部不尽相同，下面以意大利尤文图斯俱乐部为例简单介绍：阿涅利家族在尤文图斯俱乐部内实行严格的两级管理，即行政管理和球队技术管理。行政管理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分部经理等负责决策和经营管理，不得介入和干涉技术层的训练和比赛。技术管理则包括领队、教练组、队员和医务人员，负责日常训练和比赛，但不参与管理工作。主教练直接向董事会和董事长负责。
　　在国际上每年年终要总结俱乐部一年的财务状况，包括财务分析报告、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以及对每一表中具体应用和项目的说明并印成规范的小册子，向俱乐部所有成员发送和汇报，以接受监督和听取意见。
　　尤文图斯队的中间管理层设三大部，即行政管理部、体育运动部和宣传公关部，三个部门的领导直接对总经理负责。
　　行政管理部门设有一名行政主任，主管事务性工作，如球队出征时办理签证。
　　俱乐部的一切从业员，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为俱乐部夺得好成绩而工作。如果有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会被毫不留情地解职。这不仅仅是指一般工作人员，甚至总经理也可以被炒掉。
　　1995年春天，国际米兰队由于连续几年成绩不佳，从一支强队堕入弱旅的行列，险些降级。教练力队员换了一次又一次，却不见任何成效。球迷们不干了，他们和新闻界一道，将矛头直接指向了领导层。结果，在愤怒的国际米兰球迷和新闻界的压力下，老板贝戈晨尼果真让了位。
　　国外足球队特别注意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除了一线队以外，每个足球俱乐部都有不同年龄的几支青少年队，负责为一线队培养后备人才。象尤文图斯俱乐部有6支青少年队，共有约120人，而且都与球队签订了合同。象皮埃罗和塔奇就是尤文图斯俱乐部自己培养的。
　　优秀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都有自己培养后备力量的传统习惯，他们通过遍布全国的情报网来发现明日之星。俱乐部担负他们所有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足球事业。
　　学徒队是青少年队的一种，它是青少年阶段的最高层次，也被称作职业足球俱乐后备役。学徒的入队的年龄通常是在中学毕业，16岁的时候。通过约2年试用期的训练和比赛，最后将由俱乐部根据水平决定是否接纳成为俱乐部的正式成员。
　　之所以有"学徒"这样一个行会色彩鲜明的名称，大概是由于现代职业足球起源于工业强国的缘故。
　　学徒队制度在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中十分流行，不仅仅是英国，德国等国家都纷纷采用。因为这种制度有一个非常普通的优点，就是俱乐部通过较长时间严格训练，可以更准确地了解球员的特点、水平及敬业精神。



后记 
 

　　亲爱的朋友： 
　　也许我们未曾谋面，也许我们曾经匆匆擦肩而过：在街头的报摊，在喧闹的球场，在购买球票的人流个……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是如此地接近，因为我们拥有彼此共同的热爱--足球。

　　我们共同为中国队的失利掩面哭泣；我们为巴西队的命运叹息；我们不能容忍黑哨、假球、官样文章和虚伪？很多时候，我们关注足球超过了关注我们自己。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我是伴随着80年代中国竞技体育全面走向辉煌长大的那一代人，与此同时，我也目睹了中国足球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我从不掩饰我对中国足球的失望，一如我从不掩饰对它的热爱？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永远不会远远地站在圈外作一个旁观者。

　　1992年我开始对足球俱乐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5年底，在新旧体制的交错中，在"输血"与"造血"的争论中，我为自己圈定了"体育产业"这一研究方向，几乎是义无反顾。

　　足球总是要继续下去的。而要做，我们就应该做得更好，不能敷衍了事。我觉得，这才是对人生、事业的正确态度。

　　也许，以我的积淀和阅历，还没有资格来写这样一书，可是我倾力而为，因为当很小时我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妈妈就说，你写的每一个字都要对读者负责--慈母教诲，谨记于心。而且，我觉得，在俱乐部经历了5年的风雨之后，应该有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衷心感谢这本书的策划人钟镛先生，他令人感动的信心使这本书得以面世；感谢《体育博览》副主编翟越兄长般的帮助；感谢亲爱的父母及所有爱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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